标题不算沉重的话题

　　人到中年，为人处世比较平实了，动起笔来大致有个谱，比如多写事实，少发议论什么的。手头这套百花文艺版的“金鼎随笔丛书”，收竺可桢、梁思成、茅以升、李四光的论文、小品、日记、书信、诗词等，尚未读完又想跳出来议论几句，看来“秉性难移”这句话确非虚语。上述四人的专业造诣不用说，那是大师级的，单论他们的文史及其他学养，我们这代人就应感到脸红。竺可桢先生在《我国南宋的气候》、《中国古籍之季风》、《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等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来阐明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气候特征，长江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情况，材料来源可谓经史子集俱全。李四光先生的这本书有页书影，是张五线谱，据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者之一陈钢教授考证，乃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如是，其音乐修养不可小视。余如茅以升先生的绝句，颇得晚唐韵致；梁思成先生的书信，大有古代尺牍之典雅。以上四位也许是个特例，由此引出的话题虽不算沉重，也需一吐为快：与老一辈比，尤其是在文史领域，我们这代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底子显得太薄了。过去学人治学的一些基本功如小学、版本目录学，眼下文史专业(我还是坚信“文史不分家”这句老话)的某些中青年教授，不懂或未接触过的大有人在吧。不说像吕思勉先生那样二十四史读过三遍，缩小范围，就是前四史没通读过的也不乏其人吧。写到这里，我想起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中讲的一件事：北京大学为已故的老教授王瑶先生出了本纪念文集，执笔均为其弟子。文章很感人，但书中的一些对联“甚不工整，甚至不像对联”，于是周先生叹道，“北大中文系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方面还有待改进”。近几年有位很活跃的青年学者大谈章太炎，读后给人的感觉是其在思维上才华横溢，笔头上纵横驰骋，但我总怀疑他别说点过《訄书》，是否通读过一遍都很难说。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当年鲁迅先生都说断不开这部书(《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而鲁迅他们那一代人的旧学根基，我们这辈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有种说法，认为时代不同了，此一代人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彼一代人也没法比。这算什么理由呢？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大量译作俱在，有的至今仍泽及后人，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现在也还是衡量译者水平的最高标准。至于计算机，上溯多少年哪儿来的这劳什子。假设再过某些年又发明了什么机，后代掌握了却来嘲笑我们，不是一样属于没话找话吗。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中青年学人在方法论的介绍和掌握上超出前人。先不说前些年引进的这个现代那个结构，实践证明洋玩意儿到了中国首先水土不服，最低限度也要加以改造，就说马克思主义，东渐的时间不算短了，我们又运用得如何？说起方法论，有个现象不知当讲不当讲。纵览现代史学大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人，其总体成绩能否超出主要以传统方法治学的如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人，也还值得讨论。我的理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不少，但史料占有的多寡很重要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郭沫若号召高校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史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先不说这个“一年等于二十年”的号召能否实现，郭语透出的信息是：无产阶级新史学在方法论上占有优势，所缺的只是资料！做为晚辈后学，提出这个现象有臧否先贤、有伤恕道之忌，不过引出问题，启发思考，也是一个读书人的职责。
　　其实读书的事情也难怪我们。“五四”以后一个断层，对于传统文化，老一辈凭着发蒙打下的底子还能对付一阵。“文革”又是一个断层，苦了我们这代人。拨乱反正后可以读书了，又坐不下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代学子又没有“管宁割席”的魄力，于是不少人就在浮华、躁动、喧嚣中稀里糊涂过了二十年。不读就不读吧，有人又拿乾嘉学派开刀，认为是繁琐考证，钻牛角尖，不足为训。恰恰是竭泽而渔地占有资料，利用治小学的方法，乾、嘉时期的学术大师们才把经学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打通了(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时人常谈陈寅恪先生，其治学方法人们也在讨论，以季羡林先生的看法，“一言以蔽之，曰考据之学”(《朗润琐言·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我想，不要瞧不起乾嘉朴学(这个“朴”字值得玩味)，也不要雄心建立什么大框架，先坐下来，抱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扎扎实实打些旧学底子。实在静不下心来也有取巧的办法，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通读一遍，出门也能唬一气。或曰：啰嗦这么多，你坐下来没有。曰：时常闹心，也坐不下来。不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能朝前走一步就是长进，这点见识还是有的。也许我是杞人，总担心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较真儿的研究生指着几函古籍对导师说：“先生点部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