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释梦”百年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思想里，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物理世界，以字母phy开头，心理世界，以字母psy开头；相应地，全部知识被划分为三大类：物理学的，心理学的，思想史的。一九五五年，两位当代科学大家，心理学家容格和物理学家泡利联合发表了《自然与心理阐释》，试图为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提供一元论的统一解释。让他们的思路走到一起的，似乎是分别给了他们各自的研究以重大启示的中国“太极图”里对称互补的符号——“阴”与“阳”。
　　西方哲学的真正“它者”——印度哲学，例如吠陀学派，曾经以“醒”、“梦”、“无梦的睡眠”这三种现世状态相互而言的“非真实性”来证明一切现世体验的非真实性(叫做“maya”)。因此至少在五千年前，人类已经意识到梦境的性质介于兽性与神性之间。于是摩西在梦境中接受“十诫”，穆哈默德在梦境中接受《可兰经》，释迦牟尼在梦境中悟证，大洋洲原住民在梦境中寻找“命定的恋人”。按照容格的看法，在我们每一个人意识到的自我(ego)与真正的自我(Self)之间，是如同宇宙般广阔深邃的“无意识”，而这一由“意识”与“无意识”构成的“心理世界”已经进化了两百万年，并且仍然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演变。这个活了两百万年的“自我”在古代以神话的方式规定我们的生活，而在现代则以“古代类型(archetypes)”出现在我们的梦境中，以潜意识方式规定我们的生活，并且通过潜意识创造出新的当代神话。
　　大约与容格这一进化论看法同时提出来的，是基于冯特(Wilhelm Wundt)的实验心理学成果和(冯特在海德堡大学的老师)海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分子神经生理学成果之上的科学简约论的看法，这一看法坚持从神经生理学(例如对特定神经系统的“刺激—反射”实验)角度寻求心理现象的科学解释。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今天纪念弗洛伊德的成名作《释梦》发表一百周年便具有了另外一重意义：《释梦》可以认为是弗洛伊德背离他以前的生理学科学纲领，“危险地”靠近了非科学的、神秘论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结果。这是《释梦》对二十世纪关于“梦”的知识领域的意义。
　　当代关于“梦”的知识领域的成果，下面这三本著作可以代表(出于翻译上的谨慎，我只列出英文书名、作者、出版社及出版年代，然后讨论他们的中文含义)：Lucid Dreaming：The Power of Being Awake & Aware in Your Dreams，Stephen LaBerge.Jeremy P.Tarcher，Inc.，1985；The Dreaming Brain：How the Brain Creates both the Sense and the Nonsense of Dreams，J.Allan Hobson.Basic Book Publishers，1988；Private Myths：Dreams and Dreaming，Anthony Steve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第一本著作的英文名字意思是“做梦者在梦境里清楚意识到是在做梦”的那种梦，这里的英文词“lucid”源自拉丁文的“lux”——光明。通常做梦的时候，梦境的意义非常隐晦，因为梦是从潜意识里涌现出来的意象符号，所以对于光明的理性而言，梦是阴暗的。只有极少数情况——虽然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做梦者在梦里意识到是在做梦，从而可能进一步预期和控制梦境的演变。这相当于梦里有了光(理性之光)，所以这类罕见的梦被叫做“清醒的梦”。书的作者目前在斯坦福大学睡梦实验室主持“清醒项目”的研究，这也是他七十年代后期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主题。这本著作显示了“梦”的当代心理学研究，并且在最后的两章(第九章“梦，幻觉，真实性”，第十章“梦，死亡，超验升华”)以及“尾声：真正的生命”里面，从“意念致梦”的修养工夫出发，论及东方哲学和西方宗教情感在超验升华的梦境里可能的融会贯通。这样，这本书就融入了一个更大的背景——西方精神向着东方神秘主义的回归。在我看来，这一背景的三个构成要素是：一、西方的科学理性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受到现象学、生存哲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诸家的批判，从而西方传统内部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复活；二、日本禅宗和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广泛传布，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类思想家与古代印度思想之间的联系受到公众注意；三、日本经济的兴起，东方生活方式和东方的神秘养生哲学在西方社会重受青睐。这三方面的因素孕育了七十年代末开始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新时代精神运动(the New Age movement)”。继十九世纪欧洲“灵学(psychical studies)”泛滥之后，这一精神运动在九十年代的延续自然也迎合了西方人眼下的“末世情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家连锁书店“巴尼斯－诺贝尔”和“博德思”，以往的“哲学类”书架正在被迅速扩张的“宗教类”，“新时代”和“东方哲学”书架取代)。
　　第二本著作的立场与第一本恰成对立关系。作者在承认了后者的重要贡献之后，明确表示要坚持“梦”的理论的科学性。这本书的题目也显示出作者的科学立场——“做梦的大脑”，不是什么“潜意识”支配的梦境，也不是什么“集体无意识”通过“考古类型”构造出来的梦境，而直截了当就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大脑——脑干，中脑，大脑皮层，由脑的这三个层次的神经网络所决定的梦。在这一意义上，人的梦与猫的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目前最重要的心理科学家之一，麻省精神康复中心神经生理学实验室主任。在一系列科学合作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是作为对弗洛伊德理论(介于心理学和“灵学”之间的心理分析学)和前弗洛伊德理论(介于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神经生理学)的“综合”，作者提出一个关于“梦”的生成机制的综合模型——“activation－synthesis”模型。这里的“activation”是指外界激励对脑神经网络的激活作用(神经反射原理)，而“synthesis”则首先指脑网络对外界信息的综合(细胞运动的“理解世界”和“假设检验”功能)，其次还意味着脑网络可以在其体系内部自行创造新的信息并且由此创造梦境。简而言之，这本书融入的那个更大的背景是八十年代以来有了长足发展的量子计算理论与认知科学。
　　第三本著作则是对前两本著作的立场的一种“综合”，尽管书的名字显示了神话学的影响——“私人神话”。而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综合，它借助：一、当代神经生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二、容格心理学传统——已经取代了弗洛伊德心理学而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主流，三、梦境的临床分析，它借助所有这些成果而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既不是“灵学”也不是“物理学”，而是既承认人的“超越现象界”属性又承认人的“现象界”属性的“社会科学”。这本著作所融入的大背景是所谓“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综合”。
　　弗洛伊德《释梦》(Sigmund Freud，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transl.by James Strachy，New York：Avon，1965)提出的理论的基本点是：一、意识中的自我(ego)永远处于双重压力之下——来自社会的行为规范的压力和来自利比多(id)的本能冲动的压力；二、所以自我需要睡眠，通过睡眠来缓解精神疲劳和调节上述的双重压力；三、梦境受到双重力量的塑造——意识的力量与潜意识的力量。同时，梦不能与自我的睡眠要求长期冲突，例如不能使自我陷入长期失眠的状态；四、这样，梦境所显现的画面与符号就必须：(a)受到自我意识的力量的规范，大体符合自我的道德要求，在经过“剪辑”和“掩盖”之后呈现为梦境，(b)当来自利比多的力量太强大以致梦境终于无法被剪辑和掩盖时，自我以两种途径保护自己：(i)惊醒，然后再入睡，(ii)梦醒之后永远忘记梦的内容。
　　弗洛伊德的理论受到牛顿力学的深刻影响，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他相信：一、信息不能被神经网络创造出来；二、信息不能被神经网络遗忘。对弗洛伊德来说，传统理论给出的因素是“脑神经网络接受的外界刺激”——生理因素。排除了生理因素所引起的幻觉之后，面对梦境的“残余”，弗洛伊德说：“……剩下来还没有得到解释的全部内容都与‘动机’有关。动机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象应当通过在神经元之间建立什么样的‘联想’的方式被呼唤出来”。关于弗洛伊德的这一“科学判断”，霍布森评论说：“当代科学至今为止所做的，无非就是试图从生理学角度解释弗洛伊德所说的‘动机’与‘方式’的细节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关于睡眠与梦，当代科学确认了这样几个事实：一、人的睡眠时间按照脑电波的不同方式可以划分为反复出现的五个阶段。二、梦出现的主要时段是：(a)第一阶段，这一时段如果做梦的话，往往是受到“考古类型”塑造的梦境。也就是说，具有重大文化和宗教意义的梦境，对个人前途具有某种预见性的梦境，以及将个人经历中意义重大的事件“符号化”的梦境，主要出现在这一阶段的睡眠里(通常是在上半夜或黎明前)；(b)人类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梦发生在“REM”睡眠阶段。这个阶段的梦境，往往与“考古类型”或“集体无意识”关系较浅，而更多地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例如上面讨论过的“清醒的梦”大多发生在这一阶段。三、深度睡眠的功能在于让人得到生理上的休息，而REM睡眠的功能在于让白天获得的知识从“短期记忆”转换为“长期记忆”。
　　对于“科学”我们应当保持尊重，因为那是我们世界的秩序的来源。但是科学，至少就它在当前的成就而言，只努力于解释梦的“形式”，并没有努力解释梦的“内容”。或者，没有比容格心理学更好地解释梦的内容。科学认定“大脑总是将梦境理性化，为梦境提供意义”。但是科学没有说明为什么梦境必须具有意义，以及梦境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意义。
　　即便我们有如此细致的科学分析，梦境的千差万别和离奇古怪与梦境对我们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仍然无法被科学简约为仅仅生理的和神经网络系统的活动。况且，在如此细致的科学分析层次上，科学正遭遇着类似于基本粒子研究的“测不准原理”的命运——当微电极被直接插入大脑皮层与梦境有关的特定细胞膜的内侧时，科学无法继续保持对“梦境”研究的“客观性”。这便将我们带回这篇文章的开始：心理学家容格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家泡利的合作。
　　容格曾经(在《人及其符号》里)讲述过一个女孩子十岁时送给她父亲的圣诞节礼物——她的梦的系列画面。在这些画面里出现的图像，有一些是远古神话的符号或情节，绝非一个小女孩的知识和阅历所能容纳的。容格认为，梦境的比神经生理学更深刻的构型机制，来自于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大脑肯定不单纯是个人生命的几十年历程所养育出来的“神经生理体系”。大脑应当如同人体的其他器官一样，是亿万年演化的产物，它应当积淀了亿万年演化的痕迹。只不过，容格当时还无法利用晚至一九七六年才发表的麦克林(PaulMacLean)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大脑的三个脑。基于这一科学发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容格当年的猜测：个人心理世界必定以某种方式保存着人类长期演化的历史，而保存这一演化史的最经济方式是把它转换为“符号(symbol)”。
　　对于“符号”意义的领受者而言，它的“超越”意义不是从经验中获得的。超越意义来自超越经验的“体悟”，来自心理深层的感受。在容格看来，符号的深层意义是难以被理性所“意识”到的，因为这意义来自“无意识”，来自漫长的集体演化史(洪水，冰川，猛兽，饥荒，火和生育力的宝贵，灾难与拯救族群的英雄，……)。与来自“无意识”世界的其他东西一样，符号的深层意义触动我们的情感——源自“中脑”的感情冲动被符号(以及它在大脑皮层里引发的联想和理解)升华为宗教情感。
　　从容格心理学和当今脑科学所确认的演化史的角度看来，脑干，中脑，大脑皮层，在这些神经网络系统里先后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通过梦境显现给私人，另一方面通过神话显现给公众。并且正是由于梦与神话之间的这种联系，被意识到的自我(ego)才可能依托在“无意识”的汪洋大海上，从而与他人的，其他生物的，以及一切无生命物体的“无意识世界”连接为一体。
　　所以，容格曾经这样猜测：如果我们从被意识到的自我(ego)，逐渐向“自我”的无意识深层过渡——相当于沿着两百万年的人类心理演化史回溯，那么我们最终将意识到所有生物的心理世界在深层是连为一体的。从这一层次再向前回溯，我们将进入动物心理，植物心理，直到进入“无生命”的物理世界——在那里容格受到了泡利的欢迎。这便是“容格—泡利”一元论世界观综合，它使此前的一切宇宙原理统统隐退到由笛卡儿“心—物”二元论开创的那个启蒙时代里去了。
　　黑格尔说(《哲学史讲演录》卷一)：希腊是西方精神的真正家园。可是黑格尔以后西方思想的发展(例如海德格尔思想的演变)表明：西方精神不仅渴望返回前苏格拉底希腊思想，而且更有进一步返回它的古老的东方渊源的企图。在这部西方精神走向东方的“大历史”当中，如果说，弗洛伊德的“英雄使命”是最终使“启蒙”以后的西方人承认光明的理性世界对幽深的潜意识世界的依赖，承认肉身对逻各斯造反有理，那么，容格的“英雄使命”则在于找到那个足以统一东西方心理世界的理论框架——“集体无意识”，以及这一如同宇宙般广袤的“无意识”世界的构型方式——“考古类型”。
　　容格在两条最主要的心理学发展脉络上正确地预见了二十世纪心理学和释梦理论的演进方向：一、梦境的“考古类型”及其与神话和超感现象之间的文化人类学关系，二、我们每个人的“活了两百万年的自我”的进化史与人类大脑结构之间的神经生理学关系。沿着这两条主要脉络展开了二十世纪深层心理学、分子神经生理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语言学、人类学与神话学，以及其他与梦相关的知识领域的成就斐然的研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容格(于一九六一年去世)能够成为整个二十世纪释梦理论、神话学和深层心理学的代表。
　　容格与弗洛伊德的分道扬镳，虽然有众多史家提出的种种个人恩怨和学术渊源的差异，也不妨象征性地看做是二十世纪对“梦”的解释从弗洛伊德的“科学—灵学”立场进一步转向“人类学—心理学”立场的思想运动的开端。容格代表了这一运动在心理学方面的主流，而代表了这一运动的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我觉得应当是坎贝尔。
　　翻开一九九三年版《人类技术进步时间表》(Bryan Bunch and Alexander Hellemans，The Timetables of Technology：A Chronology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and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Simon & Schuster1993)，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些关联现象：二百万年前直立人的出现与工具制造联系在一起；作为比直立人更早的人种，在二百四十万年前的崛起与手的灵活运用联系在一起；一百万年前“智人”的出现与火的使用联系在一起；四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崛起与房屋建造联系在一起，这个在四万年前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的人种在八万年前举行过葬仪，表现出人类最初的宗教信仰。从那以后，对神圣事物的崇拜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心灵。由于这是一种心理要素，所以在任何时候，不论科学如何发达，神圣感永远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构成人身上的神性。
　　在这一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形成了他的梦境的最基本的“考古类型”：一、火和太阳崇拜——圆形与红色；二、生殖崇拜；三、冰川，洪水，创世，轮回，英雄崇拜；四、对具有神圣性质的任何特定事物的崇拜。这些符号的神圣性依赖于做梦者所生活的具体文化传统。
　　当这些“考古类型”符号出现在梦境里并且占据了显著位置时，梦便具有了文化意义。斯蒂芬(《私人神话》)解释说，我们可以把梦按照性质分为四类：文化，预言，治疗，平凡。拉伯格(《清醒的梦》)则发现，具有文化意义和预言意义的梦往往发生于NREM睡眠阶段。不难理解，这样的梦“应当”集中于NREM时段，因为否则那些在“清醒的梦”(只发生在REM时段)里学会控制梦境发展的人不就获得了创造文化和随意制造未来事件的能力了吗？当然，考古类型并不仅仅出现在NREM睡梦中，它们也经常出现在REM睡梦里，只不过不占据显著位置，所以梦境不具有文化和预言意义。弗洛伊德和容格都认为，梦可以将许多不同性质的符号复合浓缩在同一梦境里。因此“分析”成为释梦的第一环节。
　　但是符号原本不必在梦中向我们显现，我们在现代之前的几万年时间里始终相信人与自然的同一，相信万物各有其灵魂，相信诸神与秩序，所以我们始终意识到这些符号的神圣意义——不是在“潜意识”里，而是在“意识”里。只有当科学，启蒙，个体理性和实证主义打破了我们信仰的神话时，神圣符号才转而从梦境中向我们显现。
　　从什么时候开始“理性”成了个体的？假如人类心理——东方的与西方的——在原初时刻没有物我之间的重大分野，那么“自我”意识怎样可以发生呢？我们是否可能在“我”与“自然”之间的“灰色”区域里找到这一“理性自我”的发生学原因呢？
　　《女神史》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从八万年前人类表现出宗教信仰到这一信仰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发生明显的“西方式”的转变，在这之间的漫长时光里，人类生命力的核心由生育的技术特征决定了是母体的生殖和养育能力。“一切事物都互相依赖着被编织在同一个宇宙子宫里，那里有潜在的和已经显现的生命，他们不仅相互依赖而且被一个共同的神圣源泉抚育着。”这一宇宙源泉的符号就是“女神”——大自然母亲。这里所说的“西方式转变”，是从巴比伦神话体系开始的。在那里，大自然第一次被贬低为蒙昧的“混乱”，与神的秩序相对立。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埃及神话里的女神Nut仍然参与着太阳的运行——每天晚上太阳进入Nut的嘴，在她身体里获得休息，然后在清晨从她口中复出。
　　女神的“创世”传说到了公元前四千年(青铜时代中期)蜕变为“男—女”合体神话。通常是创世的女神与她的兄弟或儿子结婚，从而为后来的“质料—形式”两分原则做好了准备。在这一两分原则里，男神终于成为精神的、主导的、为质料赋形的，而女神沦为质料的、被动的、等候被赋予秩序的(《女神史》)。那一时代几乎所有主要文明的神话都服从这一模式：苏美尔神话里的Inanna和她的兄弟Dumuzi，巴比伦神话里的Ishtar和她的兄弟Tammuz，埃及神话里的Isis和她的兄弟Osiris，希腊神话里的Aphrodite和Adonis(后者是前者诱骗赛浦路斯国王与其女儿所生的儿子)。
　　男女合体的创世神话在公元前二千年(黑铁时代早期)演变为“女神被儿子杀死”的模式，典型如巴比伦的大神马杜克将女神Tiamat撕裂为“大地”与“苍穹”。这一演变的结局是男神单独创世的神话——要么从自己的精子创造万物(上埃及和下埃及共同的太阳神Atum)，要么靠“语言”命名创造万物(比Atum更早的大神，后来成为Atum的身体)。
　　巴比伦的神话与科学经过希腊人的发展便导致了一种全新的神话体系：“令人惊讶地，我们发现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宗教与神话主要继承了巴比伦范式，尤其是将神的创造精神与混乱的自然对立起来的表达方式，以及两极化思维习惯的最终确立。我们看到……不加反省地接受了的，心与物的对立，灵魂与肉体的对立，思想与情感的对立，智识与直觉的对立，理性与本能的对立”(《女神史》“导言”)。
　　此后西方四千年的发展，由于精神对自然的天然超越，从上述诸对立当中便导致了“主体”对“自然”征服，科学对直觉的压抑，理性对信仰的“审判”。西方心理从“太极”阴阳的交汇处，如同俄狄浦斯般放逐出去，变得彻底苍白，至今无法接受德尔菲的神谕。
　　当然，也正因为西方精神深处充满着无法调和的冲突和紧张，精神的创造冲动被极大地强化了——创造，或者死去！创造几乎成为“活着”的同义语，成为活着的理由。因此，形而上学，抽象宗教，科学，它们是“三位一体”的。不是吗？创世女神被她的儿子杀死，生物“bio”被变化“zoe”取代，后者成了希腊大神宙斯(Zeus)的名字，而“变化”为“创世(genesis)”赋予新的“物理学(physis)”意义，最后，物理学发展为解释一切审判一切的“科学”之神。如海德格尔所言：这是西方的命运。
　　西方精神的倾向，如梁漱溟说过的，是拼力向外界，向彼岸寻求解脱；而东方精神，以印度哲学为代表的东方精神，其倾向则是向内心寻求解脱；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中庸的，不区分“此岸”与“彼岸”的，从而最有希望成为综合东西精神的一种新时代的精神(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九九九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我梦见一片荒原。粗大的灰白色树根暴露在干裂的地面上，那几棵苍老的大树，树干如骨灰般惨白，枯枝凄凉地盘卷着，垂向我站立的地面。荒原的尽头有一幢黑色的大厦，那半圆型的底座，连同高耸的楼层，像比萨斜塔那样倾倒着矗立在远方。和我一起站在枯树下的还有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低着头，老成地，忧虑地反复说一句话：“世界末日来了。”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试图理解这梦境的意义。
　　黑格尔说过(《历史哲学》“导论”)：印度人似乎永远生活在梦境里。……中国人似乎永远停留在历史之外。
　　历史终结了吗？“线性时间”观念的历史确实终结了，因为“上帝死了”，因为必须只降临一次的“最后的审判”永远不会降临，它永远不会降临是因为上帝被西方人谋杀了，神在西方人心中被遮蚀了。但是西方精神由此走向了东方神话，而神话不需要“时间”，复活与轮回在那里是永恒的周期。思想的历程没有完成，思想的“非线性的”历史不会就此终结。
　　“佛”的意思是“觉醒”。但是“谁”从睡梦中觉醒？这是个无法言说的问题，因为只要说出来就还没有醒。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终稿于夏威夷，二○○○年六月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