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护生画集》近年坊间有过几种版本，所见者大抵摹照旧版，故页面编排亦相类，一画一叶，翻过来是诗文，乃弘一法师、叶公绰、虞愚等人手书。这种格式，配上饰有莲花的封面，看去颇似佛门印品。由于此书弘扬佛家护生戒杀之义，历来亦为寺院视为流通法物(自第四册起初版更由新加坡广洽法师悉心操办)。缁俗兼容，足见其法门广大之义。可是，当年弘一法师赞助丰氏此举，用意在于导俗，偏是担心弄得跟寻常佛书相似。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他就此书编纂及装帧诸事多次致函丰氏，着意强调“此书须多注重于未信佛法之新学家一方面”，将其定位于“新式之艺术品”而“非是陈旧式之劝善图画”。他预设的读者对象是“第一，专为新派智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第二，专为不信佛法，不喜阅佛书之人阅览”。所以《护生画集》最初交开明书店出版而不是由佛门印制，无非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使画集有一种“新颖警目”的效果，弘一还就装帧提出具体办法，有谓：“表纸仍不妨用西洋风之图案画，以二色或三色之。至于用线穿订，拟用日本式……系用线索结纽者，与中国佛经之穿订法不同。”这些考虑良有见地。由读者定位导出编撰与装帧形式，应该说是一种清晰的出版理念，当时文人操弄的非商业出版中还少有这般策划思路。但尽管如此，大半个世纪过后再来看这本画集，当初的“新式之艺术品”还是像旧式之劝善图画，就连弘一本人为配图撰写的白话诗也跟今天日常语言相隔很远，不像诗，更像是偈语箴言。这并不是说丰先生和弘一大师当日考虑不周或操作有误，因为当时的世况国情跟今天大不一样，当整个世界被重新格式化之后，传播的环境与接受条件都变了。比如，初集和续集中两幅画面不同的《杨枝净水》，如今世俗生活中很难见到那种佛事陈设，画意也就变得含混不彰。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本书的护生之义取之佛教善恶业缘的生存伦理，实在不可能融入新文化的话语体系，因为其根柢上与二十世纪偏重物质生活和社会改造的文化形态相去甚远。
可是，古老的理则未必不合时宜。如今人们对《护生画集》的兴趣，倒正好是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那些非人性特点的反拨，或者可以说也是现代人的精神救赎。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一种《丰子恺护生画集选》的前言中就讲到，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劝诫人们悯恤生灵，跟时下倡言保护环境与地球生态的科学认识恰好不谋而合，其“护生即护心”的理念更与环境保护的道德哲学相契合。从一本旧日的画集中发现如此切时的“现代意识”，倒也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出版旨趣。也许是为了凸现那种尘封在“旧式之劝善图画”中的“现代意识”，出版者特意采用选评本的形式推出此书，从“选”和“评”两方面消解原著世俗化的宗教旧套，多少拉近了与时代的距离。虽说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原来是想在非佛教徒中间传播此书，彼时处于困惑、迷惘中的国人却不乏潜在的善男信女，民间准佛教徒的庞大群体正是此书的接受对象，而如今的情况则非当初，接受者多半已不是以近佛的态度认同其护生之义。中华书局的编辑们显然意识到其中的变化，现在的选评本正是在这一点上矫正了出版思路。
遴选的工作是从原书六集四百五十幅护生画中撷取一百幅作品(连同原来的诗文)，选择的余地很大，倒也未免取舍之难。从选出的作品来看，操觚选评的葛兆光教授对如何递述原著精神自有一番斟酌，在去芜存精的同时似乎也遵从着一种“导俗”的意图，即凸出原著图画诗文中人性意味的普遍价值，而淡化其佛门气息。这既是从接受层面上做出的考虑，也更符合弘一和丰氏的初衷。所以，像前面提到的《杨枝净水》那类让现在的读者感到费解的作品就只能割舍了，另外题材上彼此重复、雷同的作品亦择优出之。在原书的四百五十幅作品中，内容复沓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当然这跟最初的策划思路也有关系。许多人知道，丰氏创作《护生画集》的缘起是给弘一法师祝寿，各集的画幅皆合于弘一寿数：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一集是五十幅，因为当时弘一恰逢五十大寿，以后每隔十年一集，画幅递增十叶，最后出版第六集时弘一冥寿百岁，所以是一百幅。这种象征之数，在丰子恺思想中表示敬师顶礼之意，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则无实际意义，甚至给人一种数字游戏的感觉。也许是佛门妙道终与世俗知见不同，这里似未能诘以俗界之工具理性。习佛者习惯以数序辨义，佛书上带有数词的名目比比皆是，如“三宝”、“三界”、“五位”、“九道”、“十一道”，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亦如“四谛、十四意、九十八结”之类。在佛教思维中，数字对于认知自有某种图式功能，其意义不能抹煞。身为居士的丰子恺发愿做这件事，自然视为一份修业，并非掺入一般文人的游戏态度。只是这事情做起来并不顺手，既然要凑合那个数字，其中不免有些凑合之作，画材雷同已不可避免。事实上，护生画作到续集之时丰子恺就感到“作画非难，所难者在于觅求画材”。按弘一法师的想法，护生画应该是“各具特色，不相雷同”，所以在考虑第三集至第六集的编绘计划时，他于一九四一年农历六月六日致信夏硏尊、李圆净，提出在佛教刊物上登广告以征求画材的设想。除此，弘一还想到“或有一集用连环画体裁”、“或有一集纯用欧美事迹”等具体方案，总之为达到“其画风亦力求新颖”之目的。由于种种原因，弘一的这些设想后来没有付诸实施，而题材资源跟逐次增加的画幅之间的缺口自然是愈益明显，所以丰氏濡笔为画之际多有捉襟见肘之感，有些题材只能一用再用，如《灵犬》一题就一连画了六幅，而同样以犬为题的还有《知音犬》、《犬忠于主》等等。面对这种状况，选本于文艺标准之外似乎也须顾及题材之分布，从现在选出的一百幅护生画来看，原书涉及人们生活行为之不同方面的作品多有保留。应该说选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原书的精华，内容上也更符合现今人们的阅读口味。
然而，画材雷同终究是此书的一大问题，故选本亦未能完全避免此弊。比如说，仅以垂钓为画材的这里就有三幅之多，即《诱杀》、《残酷的风雅》与《香饵自香鱼不食》，而其中前二幅画意完全同出一辙，都是通过垂钓的画面直斥随意杀生。选评者也许觉得两幅作品都很不错，左看右看不忍舍弃，终于一概辑入。不过，选评者有一个补救办法，就是用评语揽入不同理念，对读画的思维和体验进行各种“链接”，使相似的画意能有不同取义。原书中虽然每幅护生画都附有诗文，但像《诱杀》、《残酷的风雅》这类画材重复的作品，其诗文也往往雷同。比如《诱杀》一题，弘一诗云：“水边垂钓，闲情逸致。是以物命，而为儿戏。刺骨穿肠，于心何忍。愿发仁慈，常起悲愍。”再看《残酷的风雅》，丰氏诗云：“垂纶称风雅，鱼向雅人哭。甘饵藏利钩，用心何恶毒。穿颚钻唇皮，用刑何残酷。风雅若如此，我愿为庸俗。”只是四言换了五言，仍是一个套路。同样是前述二题，对比选本的评语，分明是各有旨趣，可以看出选评者的思路相当开阔，亦颇有缜密之处。如，前者从垂钓的闲适之中看到超越某种功利目标的可能，导出“意不在鱼”的境界，如“独钓寒江雪”的孤寂是一种境界，而“满船空载月明归”的欢喜则更翻进一层，继而又是“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的自得其乐，直是妙趣横生；后者由宋人邵雍“钓水误持生死柄”之句印证“护生即护心”的道理，其中借用日本一桩促使动物保护立法的少年犯罪案例，说明维护心灵的健康亦当自小处着眼，防微杜渐。不过寥寥一二百字，一边是一个写法，选评者有意无意地岔开了思想的路径。可见，这种评语完全不是拘于对象的释义，甚至亦未必拘于原画和原诗(文)的话语框架，因为是有感而发，思想的触点本身有着不同的轨迹，可以将其各种联想自由链入。
评语这种形式说来也是渊源有自，过去坊本小说的眉批、行批和回末评语等大抵是一种范式，那往往是显示文人才识的文字，如金圣叹之于《水浒》，毛宗岗之于《三国演义》。不过，葛兆光评护生画之妙处，似乎不在于提示“看官”留意某种“读法”，更不是某种文艺批评，而是以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体会介入，颇有鲁迅文体中那种“自言自语”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不是作为对象的诠释，它本身也成了文本的自然衍生，而且借助现实生活场景，将传统的道德信条引入当代语境。如《邻居》一题，其画意取之《虞初新志》白鹅照顾黑鹅之雏的故事，图中并排的鹅笼不难使人想到如今格式划一的楼房，可是如今楼房里的住户是否也有那种关切之情呢？评语引述一则报纸上的花边新闻，一户遭窃，别户视而无睹，反其义揭出现代人“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在《见人惊起入芦花》一题中，由宋人刘克庄的诗句链接到流行歌词所谓“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拥挤”，直截道出人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侵害。然而，评语对世道人心的追究并未到此为止，接着不无揶揄地加了一句杜撰的歌词：“什么时候夜里惊动的不是飞鸟，什么时候夜来风雨中是满园汽车防盗器的叫声。”这里说到夜半嚣嚣的汽车防盗器，实在妙极，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且联想多多。从这些评语中可以看出，葛兆光对护生画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环保认识，他更注意着当代生活的精神特征，从那些动辄害生的行为中看到人们的贪婪、跋扈、粗鄙乃至附庸风雅。他在《残忍饕餮》一题的评语中表示，如今人们倡言保护青蛙是为了保护生态，而“保护生态的背后，毕竟还是为了保护人类居住的环境”，这还是一种注重效用的功利目的，而若上升到道德层面，还可以做进一步诘究。因为，就“护生”道德准则来说，应当是“出于对生灵的一体慈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凡事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在《愿同尘与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两篇的评语中，他更愿意将“同命鸳鸯”、“双飞雁”那类喻象还原为动物自身的坚贞与执著，而那种“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心理位势实际上应该倒过来，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恰恰于其他生灵的生命行为多有领受。所以，他认为“那种把'人'看成是天然有爱情的万物之灵的想法，其实常常在背面傅粉地透露着人的怯懦”。
作为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者，葛兆光对佛家的“慈悲”和儒家的“仁爱”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那些可以被称述为道德理性的东西，从来不是简单地诉诸价值评判，而是作为一种终极的价值依据来看待。也许他并不认为那种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伦理思想完全适合于如今“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古代贤者描述的以人性和情感为架构的世界秩序依然使他心向往之。面对丰子恺画中常有的万物和谐之景，他几乎是本能地想到陶诗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乡情，而在讥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冷漠的同时，内心大概也是不能忘怀“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的人情味。他在写作本书的一百则评语时，因为要拈出切题的警诫之义，不能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身边的许多事物，虽则也还有一种从容和沐的心境，所以这些文字有讽刺也有调侃，诙谐有致且不失庄重之义，也有可称之温婉和润的一路。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谓其文风不适合此类文字，这大抵是自谦之辞。从前黄梨洲《思旧录》评价顾大韶的文章，有谓“其文纵横似国策，月旦不稍假借，邑人甚畏其口”，可是也说不尽如此，也有“嘻笑甚于怒骂”之文。有才识也有情感的学者，其笔下天地亦广。
(《丰子恺护生画集选》，葛兆光选评，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