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比较经济学的复兴

　　熟悉上世纪后半叶经济学发展历史以及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比较经济学”，或者“比较经济体制学”、“比较经济制度学”曾经是非常热门的理论。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体制并存与竞争，对它们的比较便有了现实基础。正是基于此，比较经济学应运而生，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出版了大量比较经济学著作，各名牌大学设比较经济学专业，开设比较经济学课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在八十年代前期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比较经济学著作和课程，稍后，中国学者自己也开始建学会、编教材、办杂志，一时间比较经济学门庭若市，颇为走红，其盛况绝不亚于今天的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或者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现在的年轻学生言必称科斯、诺斯乃至张五常，而当时兰格、布鲁斯、科尔奈的名字也是如雷贯耳，语惊四座。然而，正当比较经济学似乎进入了它的鼎盛发展时期的时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易帜，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比较经济学突然消亡。因为，在当时看来，比较经济学的使命就是比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种体制的高下优劣，既然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不复存在，那么也就没什么可比的了。一大批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专家纷纷“弃暗投明”，改换门庭。
　　不过，如果以为比较经济学就此寿终正寝了，甚至以为经济学和各国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从此也只剩下华山一条路，比较研究都成为多余，恐怕就太过狭隘甚至大错特错了。我在九十年代初曾写过一篇短文，探讨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出路。当时我提出了比较经济学未来发展的三个方向：市场经济内不同制度模式的比较、各种微观制度特别是企业制度的比较、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比较。现在看来，这些认识虽然浅显，大方向是没有错的。虽然市场经济已经被认为是现阶段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普遍适用甚至是惟一适用的形式，但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积淀、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因素的差异，肯定会使市场经济的共同原则在不同国度形成不同的制度形式，这些形式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之间不断地互相借鉴、融合，又不断地创新、探索，分道扬镳。这种大背景为经济学以及经济体制和制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用武之地。研究这种区别，研究不同形式的融合与分野，正是比较经济学的特长与“本分”，构成了比较经济学发展的新疆域。在读了《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之后，我更加相信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作用恰恰是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经济学新疆域的发展轨迹和全景图画。
　　长期以来，即使是在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最盛行的年代，它也一直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的行列，甚至被当作不入流的学科。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学科的薄弱的理论基础。因此，比较经济学要获得新生，要重新回到它以前的地位甚至获得更高声誉，没有理论基础的重建是不可想像的。比较经济学家深知这一点。实际上，最近十几年比较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新比较经济学研究》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向我们系统展示了比较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发展，即制度经济学理论、经济机制理论以及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其中，将经济学的新理论、方法同制度实证研究结合得较好的是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和工具引入制度分析，在契约理论、组织行为学、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博弈论的基础上研究制度的形成、功能与演变，并在对东亚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制度以及银行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中系统地应用这些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至于哈维茨的经济机制理论、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更具哲学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和方法论，也都因其对组织、决策、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认识而对比较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重建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总体性宏观经济制度叫做“体制”，把具体的机制安排叫做“制度”，那么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从体制的比较转到制度的比较。考虑到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制度背景，这是容易理解的。最近十年以来比较经济学领域发展最有成效的也当属制度比较领域。在这方面，本书通过对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管制问题、银行与企业关系等问题的论述，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众所周知，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使比较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获得了共同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根本上实现比较经济研究的最重要功能：“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对企业制度与银企关系的研究。比较制度研究对企业制度与银企关系的论述显然得益于企业理论的发展，但是它对日本与美国银企关系的比较研究无疑也丰富和推进了企业理论的发展(比如作为企业理论最新进展的所谓不完全合同与产权理论，显然通过日美企业解决“套牢问题”的“准一体化模型”而获得新的视野和新的发展)。有鉴于这类微观制度研究的意义，本书专门讨论了银企关系制度。我认为有意义的是将这一类问题引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使得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深入到了经济制度的内部而不再是仅仅浮在表面，获得了一方新的发展天地。
　　对前计划经济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也被认为是比较经济学发展和复兴的一个主要方向与机遇。作为以往比较经济学所关注的两极之一极，计划经济国家弃计划而奔市场使其不能再充当市场经济参照物的角色。但是，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发展水平等肯定会对其转轨目标以及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转轨模式(所谓渐进转轨和激进转轨)，这种选择显然并非主观的、任意的，与上述因素密不可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希望建立一种怎样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能够建立怎样的市场经济又是另一回事。譬如，就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所起的消极作用来说，转轨国家希望完全抛弃政府，一步跨入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天国”，也曾经有国家试图这样做。但是，转轨的实践证明，最终能够行得通的还是一种与本国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等非正式制度相吻合的市场经济制度形式，或者说具有较强政府干预色彩的混合经济式的市场经济制度。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对于经济转轨，有许多可供研究的重要问题。比较经济学家曾经长期关注这些国家的体制变革，对不同国家体制特点的研究和比较也最擅长，因此，由优劣的比较，转而研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对于比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家显然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一书的作者也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鉴于此，他们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放在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上面，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转轨国家的转轨过程、特色问题及前景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经济转轨的有关理论问题如制度变迁的路径、制度变迁成本等进行了分析，得出一些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
　　不过，读罢本书，我对比较经济学的出路仍感迷茫。假定本书已经准确而充分地为我们描绘了近十余年来比较经济学发展的全景，那么，根据这幅图景，我们是否可以说比较经济学已经走出了危机？如果说八十年代末的巨变几乎消灭了这一学科的话，那么，现在它是否已经凤凰涅槃，火中再生？比较经济学是否已经复兴？恐怕没有这么乐观。
　　比较经济学的复兴必须首先解决自身的学科体系构建与研究对象问题，或者如本书作者所说，“寻找自我定义”的问题。一般认为，比较经济学的衰落主要是由于比较对象的消失，我自己很长时间也一直这样认为。这种看法大致没错，但绝对是不全面的。比较经济学在它的繁荣期之所以一直进不了经济学主流，以致后来的衰落，还与其学科体系本身的不成熟密切相关。一门学科的确立，总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自己专有的领域，这些领域别的学科是不涉及或较少涉及的，它的研究结论，也应当是独立的。但是，比较经济制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恰恰缺乏这些标签，缺乏独立性。说它是一门理论性学科，却从来看不到它对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性的建设作用；说它是应用学科，它对宏观体制的论述确实很少应用性。传统的比较经济学主要针对各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构造进行分析描述，但这种总体性的描述，从其深入和详尽的程度显然不可能超过针对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至于比较，也无外乎罗列一堆事实和数据，按照某个先验的标准判断一下优劣高下，很难得出多少原创性研究成果。至于比较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将比较和描述的内容从宏观体制转到微观制度方面，把经济转轨纳入比较的范畴，这并没有根本解决上述问题，也难以改变比较经济制度理论的学科体系缺乏自我定义的状况。
　　比较经济学的复兴还系于该学科的方法，即如何比较问题。当然，像人们常说的，一切价值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比较的方法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是没有疑义的。比较的前提是对所要比较的事物有足够充分的认识，比较并不排除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单独研究。像本书作者所说的，传统比较经济学在方法上的缺陷之一就是以某个先验的标准对各种体制进行优劣判断，而不是对一种制度的独特性和必然性进行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新进展就是进行这样的独立分析。问题是，任何制度研究都可看作是比较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方法也就不成其为一种独立的方法了。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新比较经济学研究》在做法上是就几种制度进行分别论述，但并没有依据某个标准的比较，或者说只依据各自的经济成绩来判断制度，不先验地确定什么标准。这可能是一种变通方法。但如果这样，不如干脆分别进行研究更好。综合的讨论在理论和时政的深度上总是落后于对专题研究。这似乎是一个怪圈。在我看来，以传统的观念理解比较方法是走不出这个怪圈的。我想，我们或许可以淡化比较经济学作为壁垒森严、边界分明的学科的观念，更多地把它当作一种方法看待。把比较经济学的边界看作是模糊的、开放的，一切以比较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经济制度)的著作都属于比较经济学，它并没有一种严格的研究疆界和内容。这样，将比较经济学主要作为一种方法看待而不是作为阵线分明的独立学科看待，表面上似乎不利于它自立于经济学之林，实际上是避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更有助于比较经济学的发展。
　　比较经济学与其他专门学科的关系，也是事关比较经济学前途命运和能否复兴的大问题。前已谈到，传统比较经济制度学之所以难以取得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当然不是说没有，如八十年代影响较大的从DIM角度对经济体制的分析，只是说较少)，与它的研究内容过于空泛不无关系。大多数比较经济学著作都是对若干体制进行归纳、综合，难于进入到更深层次，而所谓比较方法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不外乎罗列和判断，因此对研究者并不是不可缺少的。譬如，我要了解美国、日本或者德国的经济制度，我会去看专门的研究著作而不是比较经济学著作。虽然十几年的发展使比较经济学有所进步，也仍然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将企业制度、银行制度、管制制度、银企关系等等各种“亚体制”和具体制度的比较引入比较的视野固然使研究更为具体深入，但这些热门问题也是当前全世界经济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不能说所有这些研究都从属于比较经济学研究的话，那么，比较经济学框架内的研究是否不可或缺仍是问题。再譬如转轨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一个新兴分支，它专注于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转轨过程。转轨经济问题也是比较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被当作比较经济学复兴的出路。那么，转轨经济学同比较经济学又是什么关系？转轨经济学是比较经济学的分支吗？离开了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对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制度问题还研究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比较经济学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怎样定位比较经济学理论呢？我忽然想起跨国公司理论中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对该理论的争论中，有人提出，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理论，而只是其他理论借以发展的一个框架。按照这一思路，我想，比较经济学也许并不是什么独立的新学科，它不过是若干其他学科借以发展的一个框架，是制度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比较制度分析、转轨经济学以及其他比较方法的学科得以定位自己的疆界并获得发展。
　　以上是我阅读本书后对比较经济学现状与未来的一点想法，总而言之，我认为本书的出版至少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使我们对比较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有了全景式的了解，这是目前缺乏的；另一个是对比较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这就更加缺乏了。不过，就目前所取得的进展看来，比较经济学恐怕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还不能说比较经济学已经复兴。
　　(《新比较经济学研究》，张仁德等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