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通往奴役之路”？

　　厄内斯特·曼德尔(一九二二——一九九五)，生前曾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他在苏东巨变后出版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九九二年)，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总结。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只是一个过渡社会，而不是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为什么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迄今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僚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乌托邦、不等于“通往奴役之路”？在斯大林时代和后斯大林时代结束后，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这些是通贯全书的几个主题。
　　马克思把他毕生瞩望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称作“自由人的联合体”。可是，如果不带先入之见地阅读《资本论》，就会发现马克思并未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以铁的逻辑”，从经济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只是探索了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可能性。《资本论》中最明确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地方，是第一卷末尾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上既存的个人所有制主要是为资本所瓦解的自耕农或小手工业者的私有制，它们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直接结合，而未来社会应该在历史螺旋的更高处恢复这一种结合。资本对小私有制的否定是历史发展的第一次否定，历史还会带来第二次否定，即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种“否定之否定”貌似历史发展的实际图式。可是，就第一个否定而言，资本在历史上所否定的主要地并不是小私有制，而是封建大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的产生说成对小私有制的否定，是对历史的曲解。两次否定说和“重建”个人所有制，从论证方式上看实则是一个先验的历史目的论图式。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直接结合这个原则，作为先验的目的预设了历史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是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神秘化的概念表达。借助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概念为历史发展寻找动力，在马克思的一生著述中仅此一次。
　　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历史看成人的先验本质的异化和回归，而在《德意志形态》中，我们则读到这样一段话：“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个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77页。关于这个问题，参看东欧哲学家泽勒尼在《资本论的逻辑》一书中的分析。)
　　遗憾的是，在“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个问题上，类似的历史目的论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又复活了。还在马克思生前，杜林就敏锐地指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为他的学生们留下的不可解的辩证法之谜。为了把杜林的嘴暂时堵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个人所有制”解释成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可是，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制指的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在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而创作的手稿中，“个人所有制”又称作“社会所有制”，意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共同支配自己的劳动，也就是生产者自治。
　　《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曾经激起了人们的热切期望，以为《资本论》续卷会进一步具体地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机制。然而，二、三卷的出版使这种期望落空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学家，譬如卢森堡和格罗斯曼，力图完成马克思未竟的工作，从纯粹的经济规律出发，推演出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些模型统统失败了。
　　一九二四年，卢卡奇出版了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力图从哲学上为十月革命进行辩护。书中论证了这样的观点：第一，资本主义以往之所以能渡过危机，在于无产阶级总是作为被动的客体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作为决定性的主体经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危机的经济规律又会克服危机。第二，客观的经济过程仅仅造就了无产阶级的客观经济地位，即造就了作为客体的无产阶级，只有凭借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完成其世界历史使命的主体。而一个先锋队党是阶级意识得以形成的媒介。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体现者。
　　卢卡奇正确地看到，倘若没有群众的觉悟和政治上的行动，单纯依靠经济规律并不能扬弃资本主义。可是，他在第二条结论中却把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归于主观条件，有着浓重的历史唯意志论色彩。《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列宁主义者的认同。今天看来，这本书的理论错误似乎不能只算在卢卡奇个人头上。把革命条件归于主观因素，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十月革命本身的历史经验——葛兰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以“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为题撰文，这个标题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者中间存在的普遍困惑：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一场政变，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话，到底应具备哪些经济和政治条件呢？晚年卢卡奇在他的本体论遗著中不无道理地指出，列宁当时专注于意识形态的变革，没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革命的客体即资本主义经济做深入的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变化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十九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者中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和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增强，竞争性市场会越来越受到限制，资本主义最终将为这一趋势所扬弃。八十年代后，随着微电子信息技术的扩散，资本主义进入了后福特主义阶段，竞争性的市场经济重新具有了活力，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绵延了近一个世纪的上述趋势由此而逆转。日本学者伊藤诚指出，和苏东事变一样，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又一沉重打击，社会主义的前途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权力与货币》开篇写道：“东欧官僚主义政权的覆亡以及苏联的解体，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政权的社会性质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这些社会里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曾经提出，苏东“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是没有形成一个与这一制度真正生死与共的阶级。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不惜动用任何手段(包括发动世界大战)，因为它的切身利益是与这一制度息息相关的。而在前苏联东欧，工农阶级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相疏远，握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在危机中则本能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因为它知道，即便复辟，自己仍然位居社会的上层。从前的共青团书记，摇身一变又会成为公司的经理。
　　《权力与货币》一书可谓全面深化了科兹的观点。长期以来，曼德尔在不同的著作中反复论证，苏联社会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的有着自身特殊运动规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过渡社会在经济上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源由中央权力配置，即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这样一个过渡社会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既可能复辟资本主义，也可能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突进。苏东事变后，曼德尔认为，在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中，只有托派关于苏联社会和苏联官僚集团的分析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与这种过渡社会的性质相适应的，是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根据曼德尔的定义，官僚集团是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由于在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工人受到从他们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人的管理和统治，受到他们自己的“公仆”的压迫和剥削。官僚集团的统治主要不是借助于掌握了货币财富，而是借助于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决定了它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财富的影响。这个集团不能成长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因为它无法将自己从权力垄断和货币权力相交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在历史上，统治阶级只有在一定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长期维持其统治。苏联社会的官僚并不受这样一种财产制度的保护。
　　苏东前社会主义政权的蜕化，表现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其实现手段相乖离。在马克思那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自治意味着国家和官僚的消亡，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却使国家专政机器空前强化。斯大林使这种矛盾上升为理论的教条，他宣称，国家的空前强大正是国家消亡的条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敏锐而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矛盾。他写道：“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在短期内毫不留情地打击享有特权者的种种反抗，使人人在财产和收入方面彼此趋于均等。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像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俄罗斯国家最后的、最终的形式，将一直存在到国家完全‘消亡’为止。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将维持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105页；75页)
　　新自由主义的巨擘哈耶克，将目的和手段的这种乖离作为他批判社会主义的契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论争的并非后者想要实现的目标，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的目标要为每个人确保经济自由，而手段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施中央计划经济。为此，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区分了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与作为手段的社会主义，将后者归为所谓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危害了哈耶克所称的自由。因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牺牲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力。在最好的情形下，计划使经济活动隶属于公平这个单一的社会目标。而事实上，由于不存在社会理性，事先就资源配置进行计划是不可能做到的。计划人为地造成的不平等，比自由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更难于忍受。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方法的批判，不乏切中弊害之处。他虽然明言不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论争，但批判还是扩展到这上面来。在此，我们不妨把鲍威尔与哈耶克做个比较。作为社会主义者，鲍威尔提出，虽然专制的、平均的社会主义暂时不可避免，随着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成熟，对自由的渴望会引导工人作为成熟而富于个性的个人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而哈耶克，则把自由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解构为平等，他写道：社会主义对自由的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通往奴役之路》，31页)这样一来，不仅社会主义的方法既错误又不可能，它的目标也成了问题；自由作为高于平等的价值，在自由主义那里才得到了确当的理解。在哈耶克看来，惟有自由处置私有财产的竞争制度才是自由的保障。脱离这一制度谈论自由，只能使自由沦为乌托邦式的幻想。
　　对马克思来说，设定目的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规定，而自由是个人支配自己的实践活动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传统的继承人，《资本论》提出的个人所有制思想便是一个明证。使哈耶克的批判真正超越鲍威尔的，不在于揭露“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平等牺牲了自由，而在于他提出了下述问题：一旦离弃资本主义，自由是否必然被悬置起来？倘若社会主义还是可能的，就必须把手段与自由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整合在一起——苏东前社会主义政权的覆灭，又从实践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哈耶克所谈论的经济自由，以既定不变的工作日为前提，是在经济世界以内的自由；而马克思所展望的，不仅是这一必然王国内的自由，更是建立在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基础上的经济世界本身的扬弃。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将为创造性实践的繁盛、为扬弃劳动的社会分工奠立真正的社会经济基础。古典古代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把操持闲暇看做全部生活的目的。实施半天工作日，生产者在半天内把劳动交由他人支配，另一个半天便能“操持闲暇”。这种闲暇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自由意味着为每个人的存在确保一个自由的空间，而时间正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大概是难于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4页)而没有自由时间，这种可能性等于零。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乐意消弭双方的分歧——人类社会的变革会由此展现出巨大的前景和动力吗？
　　二○○○年仲春于人民大学红楼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