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朱元璋指导写作

　　看到第四期《读书》的时候，正在读郭预衡先生撰写的《中国散文史》第三卷。这一卷开头便讲到，朱元璋不但“雄猜好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且对于文章写作，干预很多。如开国之初，曾拟建阅江楼，旋因恐遭天谴，又停工不建。虽不建楼，却令群臣为楼作记。宋濂的《阅江楼记》便奉命写于此时。可是宋濂等人的文章，朱元璋皆不满意，以为“大意比比皆然，终无超者”，干脆自做一篇，以为示范。君臣唱和、应制写作之事古已有之，但像朱元璋这样命题作文、妄自尊大、鄙视群臣，在历史上则是创举。
　　不仅如此，朱元璋有时还挑剔古人的文章。他对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都有自以为是的评议。有一次视察学校，看到有的学生在读柳宗元的《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他颇不以为然，便写了一篇《谕幼儒敕》，作为“指示”，认为柳文“是为无益也”。他对韩愈的文章也有批评。在《驳韩愈颂伯夷文》中，他说韩文之疵，在于“过天地，小日月”。又在《辩韩愈讼风伯文》中写道：“吾观韩愈《讼风伯》之文，知其为人也，似乎欠博观明道理，格物致知犹未审其精。”而且以为“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钦天畏地，谨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为文，永无疵矣”。
　　由此看来，正如郭先生所说，朱元璋虽以和尚、游丐而为天子，后来靠了在马上“扫盲”，粗通文墨，然而却偏要以其帝王之尊，指导儒者文士如何写作。这恐怕可以算是这一期《读书》上陈四益《权力与学问》一文的绝妙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