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抽象表现主义与冷战政治

　　这个题目，初看像是一个好莱坞黑色幽默电影的名字。但冷战政治与抽象表现主义的关系，却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在一本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以详细的史料和分析，重新回顾了冷战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美国和欧洲文学艺术界的渗透。就像这本书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谁在付钱给风笛手：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披露了二次大战后，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和欧洲文学艺术界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与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左派思潮的冷战措施，指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小说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某些文学艺术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操控和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对战争的厌恶和检讨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深切失望。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苏联的社会制度以及原本就产于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想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号召力在战后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加强。而这，正是右倾的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当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内以“非美委员会”为龙头，大肆展开“清共”调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忘记要在欧洲抵御共产主义思潮的“入侵”。除了实施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等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外，针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文化冷战”也逐渐进入了状态。毕竟，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思潮，除了在具有长久历史渊源的工会和政党内发挥作用外，文学艺术界便是其最重要的阵地了。
　　在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一系列“文化冷战”拉开了序幕。
　　中央情报局的目的，是要通过经济的手段，资助那些明显反共或者隐约反共的文学艺术家，资助那些对共产主义保持反对立场的杂志、艺术展览、音乐会和文化机构，以发起一场针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战”。用中央情报局自己的话来说，最成功的“宣传”是“让(被资助者)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向行动，而他却相信他是在按自己的意图行事”。
　　在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战中，有四个基本的队伍。第一是直接或间接接受中央情报局经费的反共产主义杂志，如《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肯永评论》(Kenyon Review)、《新领导者》(New Leader)等等，这些杂志面临经济危机，中央情报局便乘虚而入；第二是受到中央情报局间接资助或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基金会，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机构从来就同共产主义思想势不两立；第三，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民间组织”，如“文化自由联盟”，它们在文化界组织各种展览和讨论会，成为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打手；第四，则是直接或间接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经费”和“赞助”与“推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桑德斯在她的书中列举了许多接受中央情报局“津贴”或“好处”的美国文化界名人：艾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等等；中央情报局在欧洲“资助”和“推崇”的文化界名人则有英那休·斯洛尼(Ignacio Silone)，斯蒂芬·斯本德尔(Stephen Spender)，安东尼·克洛斯兰(Anthony Crosland)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等人。根据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负责人汤姆·布莱顿在一九五三年的说法：“我们在操纵和影响几乎每一个领域内的国际性组织。”
　　桑德斯在书中为中央情报局的这种操纵和影响举出了大量的实例。中央情报局利用经济手段，推动那些反共产主义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发表和产生影响。他们关注的，或者是那些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的前左翼分子，比如法国作家纪德(Gide)，或者是那些作品里本来就表露出敌视共产主义态度的人，比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也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一直坚持左翼立场的文学艺术家的影响，比如阻挠秘鲁诗人巴伯洛·聂鲁达(Pablo Neruda)获得一九六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中央情报局也还采用了更加曲折、更加微妙的方式，来推动它的“文化冷战”。根据桑德斯的描述，最有意思的例证，是中央情报局通过与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或MOMA)合作，对绘画领域的“抽象表现主义”的隆重“推出”。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鉴定，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表达了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自由企业的意识形态。由于它的非描绘性和政治缄默，(抽象表现主义)构成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直接的对抗”。于是，中央情报局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这位大资本家认为抽象表现主义是“自由企业制度绘画”——合作，在美国和欧洲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推广抽象表现主义的运动。欧洲的各种各样的抽象表现主义展览，在中央情报局的大量金钱赞助下得以举办，艺术杂志中充斥着对抽象表现主义的赞誉性评论。洛克菲勒的金钱，与中央情报局控制的费尔菲尔德基金会(Fairfield Foundation)的金钱汇成一股洪流，取得了欧洲最有地位的画廊的合作，将抽象表现主义“隆重推出”，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艺术的风格和趣味，并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
　　桑德斯的书显然带有明确的倾向：她对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揭露，无非是要证明，美国和欧洲的文学艺术界，从来就没有像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独立，或者“清白”。许多自称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许多自称是依据自己独立思考来进行写作的人，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都在帮助中央情报局建立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思潮的冷战联盟，用桑德斯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个“文化北约”。在那些小说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们认定自己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恰恰钻进了中央情报局所设定的圈套。组成了一个极端政治化的联合阵线。在六十年代初，当这些人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被披露后，他们都矢口否认这种关联，并声称自己从来没有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或者说从来没有被中央情报局利用过。但中央情报局却并不买账：布莱顿在他的报告中，具体地点出了许多人的名字，并证明了中央情报局曾经付给这些人工资和资助。不仅如此，布莱顿甚至指出，一些著名的杂志直接从中央情报局拿钱不说，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甚至还成了当时一家著名杂志《接触》(Encounter)的编辑。
　　桑德斯的书当然不是要进行一场当代的“捉妖”运动，也不是要对那些曾经得到中央情报局金钱的文学艺术家进行秋后算账。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通过历史来解构了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当代欧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从来就是自由思想的结果，它有着中立和客观的品行，是民主世界的伟大艺术证明。
　　拿抽象表现主义来说，它在欧美当代艺术领域的地位早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任何一本涉及“二战”以后欧美艺术发展的教科书和艺术史，任何一本展示当代西方艺术成就的画册和印刷品，都不可能不提及抽象表现主义。这个流派的大师们的作品，陈列在欧美各地的艺术博物馆中，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和学术研讨会上，成为纽约或伦敦拍卖行里千万富翁们的追逐对象：它们似乎已经是不容置疑的艺术精品。
　　不过，这些精品的价值，现在却有些值得怀疑了。
　　也许令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们始料不及，桑德斯的非艺术领域的历史著作，给这个非描绘性的艺术流派增添了些许描绘性的政治色彩和历史细节。在它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的风行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央情报局那只带着金色手套进行暗箱操作的大手的阴影。鉴于当代艺术的成功本身就有依赖媒体炒作的成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做出判断，在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辉煌的艺术成就里，中央情报局的“文化冷战”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换句话说，在今天的拍卖行里，当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以百万身价易手时，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也许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喊价和卖价，其实已经包含了一份中央情报局慷慨的先期投入。
　　二○○○年三月八日，丹麦　奥尔堡
　　(Frances Stonor Saunders，Who Paid the Piper：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London：Granta Books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