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的学术生涯

　　我的学术兴趣，始于中学时期。
　　一九三七年春，我考入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即第一中学)。我非常喜欢这所学校，它很有一些大学风范。学生思想非常活跃，自学课外知识之风很盛，自学组织很多。我上这所中学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和“七七”抗战之前。生活书店的书籍，对长沙的青年学生颇有吸引力。我读了不少生活书店的“进步书”，从通俗的小册子，到马列原著的译本。后来我又由阅读生活书店的书籍转到阅读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和汉译名著。在读过的商务的书中，我真正理解的实在很少。记得一九三七年暑假，我从商务买了一本胡仁源翻译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每天下午我用两个小时读这本书。读了大约两周，我还在读它的长序。许多诘屈聱牙的译文，我几乎都能背诵，但却是不知所云。在商务的书中，有两部对我很有影响。一部是刘琦翻译的《逻辑》，原作者是枯雷顿。另一部是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小学时，我读过《论语》、《孟子》、《古文释义》，并且还能背诵。有了这个古文基础，再加上冯先生浅显明晰的解释，我读《中国哲学史》在文字上是没有什么大困难的。当时我就想，等我在大学学习几年以后，我也可以写一本《先秦伦理学史》。我知道冯先生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为了跟冯先生学习中国哲学，我考入了西南联大哲学系。
　　在联大一年级时，我偶然买得一本旧书，罗素著的Problems of Phi-losophy(《哲学问题》)。罗素清晰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令我赞叹不已。此书我细读过好几遍。有时我去翠湖散步也带着这本书。在风景如画的湖堤上，找一个僻静的茶座，一壶清茶，两碟南瓜子，一边饮茶，一边细读罗素这本书。陶然自得，境界高绝！
　　读过罗素这本书后，我才觉得我开始了解哲学为何物。这本书引起了我对西方分析哲学的兴趣，决定了我大学几年学习的方向。我把伦理学，特别是直观性较强但论证性较差的中国伦理学，暂时搁置一旁。
　　我读大学时是四十年代初期。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如日中天的时期，处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大哲学系，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联大图书馆十分简陋。但Language，Logic and Truth(《语言、逻辑与真理》)、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语言的逻辑语形》)等著作在昆明还是能找到的。由于我当时对分析哲学的浓厚兴趣，我自然对逻辑实证主义也感到兴趣浓厚。但是，我虽然同意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某些分析，我却反对他们关于形而上学的结论。我反对笼统地把形而上学命题说成是无意义的，我也反对取消形而上学。我这个看法，最早可能是受了Ogden和Richards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意义的意义》)这本书的启发，后来又从Morris的Sign，Language and Behavior(《指号、语言与行为》)得到某种支持。
　　我当时也喜欢说：“高明的哲学，应像数学那样严密，应像诗那样美，应具有宗教那样激励人心的力量。”我这些蒙昧的模糊的思想，是想表明哲学(形而上学)同科学、文学和宗教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九四九年春，北京解放。不久，北京就成立了社会科学联合会办事处，地点是东城金钩胡同。办事处组织了三个讨论组，参加人都是北京的学术界人士。其中一个讨论组是逻辑讨论组，这组的召集人是金岳霖先生。我参加了这个组。这个组有十几个人参加。年纪最长的是傅桐，他当时已有约七十岁，比金岳霖先生还大十岁左右。另外两个组，可能是叫做哲学讨论组和政治经济学讨论组。
　　逻辑组讨论的问题，大致都是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与辩证法”、“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等主题。讨论十分热烈，常常到了散会时间而不能散会。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人深思，刺激我去找寻正确的答案。这个逻辑讨论组是我一生中最早参加的正式学术活动。逻辑讨论组的活动进行了约两三年，大约在一九五二年秋天院系大调整以后解散。
　　一九五一年秋，清华大学哲学系招收了解放后的第一班新生，同时也第一次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哲学系决定：由金岳霖先生担任“辩证唯物主义”的课堂讲授，每周四小时；由我主持课堂讨论，每周两小时。这一年“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使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中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系统了解。
　　解放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根据苏联当时的经验，在教育方面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大调整。一九五二年秋，我从清华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工作。
　　北大逻辑教研室调集了南北八个大学的逻辑教师，一边进行教师的思想改造，一边进行逻辑课程的改革工作。每周至少开会一次，每次三至四小时。会上对形式逻辑课程的内容展开热烈的讨论。有些人强调形式逻辑课程的改革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也就是必须学习苏联的逻辑教本；另一些人则强调必须遵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传统，也就是必须遵循传统逻辑；还有一些人则倾向于应用数理逻辑的某些观点和精神来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我基本上属于上述的第三类人。
　　一九五二年秋，我被派去给北大一年级学生讲授形式逻辑。学生约三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哲学系逻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也去听我讲课，我还作为辅导员参加大一学生形式逻辑课的课堂讨论。
　　当时北大全校各个学科都在进行课程改革。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就形式逻辑这门大学必修课程来说，我是很赞成这条原则的。我当时认为：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是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实际思维，一般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同时也必须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这个看法，在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九五四年春，我主动请求退出讲课工作(当时上讲台讲课是一种莫大的光荣)，而去同王宪钧等几位同事为逻辑教研室草似逻辑课的教学提纲。以后几年，我有了较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
　　一九五五年秋，我由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我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前这几年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三项成果：《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论文)、《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论文草稿)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专著草稿)。
　　《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是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这时，我国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我精神上十分慰快的时期。我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为《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作为专著出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此书完稿后不久，适逢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对教条主义曾给以严厉的批判。我国党和政府，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向科学进军的号角，这是人类文化已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里程碑。当兹盛世，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衷心感奋，诚不能以言宣。谨以此书，作为我对这个伟大时代的第一个小小的献礼。”当时我是何等的欢欣鼓舞！何等的意气风发！也何等的幼稚天真！但曾几何时，反右的风暴竟从天而降。紧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整肃运动，一直闹到一九六○年，全国人民都在饥饿和穷困中挣扎，才不得不叫“运动暂停”。
　　在这几年的反右运动中，千千万万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福祉、而且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们，竟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大鸣大放期间，我正埋头整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草稿，才幸免于难。这一切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从天真的迷梦中惊醒，决心跳出哲学是非场，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
　　一九六一年五月，我在《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了《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这篇论文。这篇论文表明我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这篇论文包含了以下几点：
　　一、讲到不同意义的语句。这类似于奥斯汀(J.L.Austin)的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的思想；二、明确地提出了语境和具体意义。一个语句的语境，就是这个语句所在的环境，包括时间、地点、说话者、听话者、上下文等。一个语句的具体意义，就是这个语句在语境中的意义；三、强调结合语法修辞；以上两点类似于格莱斯(H.P.Grice)的隐涵(implication)思想。四、明确提出要扩大逻辑基本词项，建立新的逻辑系统，即自然语言逻辑。这些思想，主要是我从分析实际思维中得到的。但它们和国外同时期的自然语言逻辑颇有类似之处。
　　一九六一年夏，我被调去编写形式逻辑教科书。
　　中宣部和高教部在一九六一年联合成立了文科教材办公室，由大学和科研机关抽调了许多优秀的科教人员，组成了许多教材编写组。每组成员少则几个人，多则一二十人。编写组成员都集中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里，中央党校还为编写组人员办食堂。形式逻辑编写组共九人，金先生是主编，其他成员都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抽调来的。
　　据说，中宣部和高教部的负责同志，眼看广大科教人员饿得面黄肌瘦，于是想到抽调一部分优秀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编写大学文科教材，尽可能改善他们的伙食，使他们不至于饥饿成疾。这其实就是一种小规模的“抢救措施”。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一部分是各省市在职的领导干部，因而中央党校有时可以从地方政府得到一些额外的物质支援。把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人员安排在中央党校，就是希望能从中央党校得到一些额外照顾。但当时中央党校自身也十分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组织文科教材编写组，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培养科教人才。编写组成员是老中青三结合，而且还是不同单位的结合。这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形式逻辑教材编写组，每个星期总要开两三次全组讨论会，对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讨论也很频繁。这些讨论对所有成员都是有益的，确实起到了培养科教人才的作用。
　　文科教材办公室曾提出一个编写教材的标准：“提高一寸”。新编写的教材的水平，应当比以前的教材的水平有所提高。假如毫无提高，则编写新教材就失去意义。但全国各高等院校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新编教材要能为大多数高等院校所接受，则新编教材就不能脱离大多数教师的水平。这是教材办公室提出“提高一寸”而不提出“提高一步”的用意所在。
　　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是遵循“提高一寸”这个原则的。因此，《形式逻辑》这本教科书每章每节的水平，并不能代表其作者的学术水平，更不能代表编写组全体成员的学术水平。
　　《形式逻辑》教科书的初稿一九六三年完成。一九六五年，文科教材办公室又让我对全书做了一次修改。我又花了大约半年时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形式逻辑》教科书拖延到一九七九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我国逻辑教学有相当大的影响。据说，以此书为蓝本所写的形式逻辑教科书竟然有几百种。
　　从《形式逻辑》教科书完成后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研究模态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
　　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疯狂、野蛮、残忍，笼罩着全中国大陆。最初几个月，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整天是学习，讨论，看大字报。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我和许多年长的知识分子就受到审查，进牛棚，参加体力劳动……
　　一九七○年五月，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所有人员都被命令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一边从事体力劳动，一边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九七二年七月，社科院全体人员又调回北京，继续搞清查运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了！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好转。政治学习和其他政治活动明显减少。哲学所的图书室开始开放，也开始重新进口外文图书杂志。从这时起，我恢复了中断将近十年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如饥似渴地阅读外文文献中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资料。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全国第一次逻辑讨论会。会前，我家中有人患病，因而没有时间准备论文，也根本没有考虑在会上发言。但当我到会后，逻辑界的朋友们热切希望我做一个报告。我只得在会场上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草拟我的发言提纲。后来我在会上做了约两三个小时的发言，题目是“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全部内容都是讲自然语言逻辑。听众对此很感兴趣。后来，有些对自然语言逻辑感兴趣的人联合起来，成立了“语言逻辑研究学会”。他们经常举办语言逻辑的学术讨论，还写出许多论文和一些专著。
　　我的这个发言，经整理后，后来发表在一九九三年《哲学研究》上。
　　这篇讲话，比《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这篇论文有所前进。它表明，我已从个人摸索的孤立研究前进到与国际的研究合流。这篇发言已显现出我心目中的自然语言逻辑的一个雏形。
　　《哲学研究》发表的整理稿所依据的资料，只是一位听众的当场笔记和我那份十分潦草又十分简略的发言提纲。因此，整理稿难免有所误漏。但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VI)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评价语句)”这一节中，出现了许多话。这些话看来确实是我当时讲的。但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却已不能记忆，并且也不能理解了！“例如，‘好者好之，恶者恶之’。‘好者’、‘恶者’是评价语词，‘好之’、‘恶之’是感情语词”。我当时是如何定义和理解“评价语词”和“感情语词”的，我现在已茫然不得其解。但是，无论如何，语言的感情因素，是语言意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或重要方面。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金岳霖先生逝世一周年和九十诞辰纪念会。会议前约半个月，会议组织者要求我准备在会上做一发言。当时哲学所正在评职称，上下午都开会。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准备发言稿。好在金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我以前仔细读过，并且也听过金先生讲课。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一些时间，在开会的前一天才匆忙准备好发言稿。
　　这个发言明确断定：就主要内容或整体来说，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具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因素。我这个看法，与解放后许多对金先生哲学的批判不同，也与金先生的自我批判不同。但我这个看法是严肃认真的，并非为老师文过饰非，并非溢美之词。
　　在这个发言中，我对金先生解放前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一些批评，特别对金先生解放后的哲学工作也提出了批评。我说：“他高昂的政治热情，影响了他冷静的理智思考。”这句话中“影响了”三个字原为“模糊了”。后来我觉得“模糊了”的贬义太浓。才在最后打印时改过来。
　　纪念会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这个发言，但做了一点删节。后来，一九八七年《哲学研究》发表了这个发言的全文。
　　一九九五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会。许多老朋友鼓动我再写一篇纪念文章。于是我写了《怀念金岳霖师》一文，发表在《人物》杂志上。这篇文章“表达对老师的怀念，并弘扬老师的美德”。
　　一九九○年秋，我去武汉参加中国逻辑学会的学术会议和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第一届学术奖颁奖大会。会议期间，武汉大学哲学系邀请我去做一次学术讲演。我事先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讲演提纲，题目是“语言、逻辑和哲学”。为了缩短讲演的时间，我临时删去了“语言”这一部分内容。至于我对听众宣布的讲演题目是什么，我已记不清楚。许多听众说，我讲演的题目是“哲学家的使命”。这也很可能，因为我讲演的主要内容确实是哲学家的使命，而且我也一直十分喜欢这个题目。在讲演中，我大致讲了以下内容：
　　一、区别正统逻辑与自然语言逻辑。二、哲学是非常抽象和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逻辑这一工具，特别是自然语言逻辑这一工具。在这里，我批评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观和哲学观。三、强调哲学是世界观，是安身立命的智慧。在这里，我提出了哲学家与哲学匠的区别。四、提出哲学是时代的火炬，哲学家的使命是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且对宇宙负责。在这里，我讲到柏拉图在Apolog里所描述的苏格拉底，我讲到康德的名言：“在我上者有日月星辰，在我心中有道德规律。”我还讲了《大学》里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我讲张横渠有名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我朗诵这四句话时，突然感情激动，老泪纵横，不能自已。会议主持人以为我身体不适，就立即宣布散会，让我安静休息。
　　到会的听众，对我这种意外举动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猜测。他们的猜测也可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我自己的直观感觉说，我对历史上那些伟大哲学家的崇高人格无限敬仰。对比之下，我对今天许多哲学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就感到非常失望和惭愧。这种敬仰之心和惭愧之情的交织，震撼了我的心灵。有些爱护我的朋友说：这是我的失态。但我自己则说：这是我流露真情。
　　我的哲学兴趣，从八十年代起就不断高涨。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讲演，虽然是临时的“急就篇”，但也表现出我的哲学思想的主要趋向。我越来越感到伦理学的重要性。我倾向于回到儒家的观点，认为哲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也越来越感到元哲学的重要性。元哲学以哲学为研究对象。元哲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哲学的根本性质、功能和使命。这对于我们理解、评价、欣赏和创造哲学系统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今天世界和中国的哲学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人以艰深文简陋，有些人以糊涂充高明……这就把哲学引向了邪路。我们应维护哲学的可理解性，我们应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哲学应指导人生，促进人生的幸福，哲学应指导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哲学需要革命或革新。元哲学是推动哲学革命或革新的锐利武器。
　　八十年代后期，我办理了离休手续。我终于盼来了实现我多年梦想的机会——集中全部精力写一本自然语言逻辑的书。这时，我已年近七十。为了早日写成这本书，我邀请了我的八位同事和朋友参加这项工作。
　　一九九二年十月，当我正忙着对我写的那几章最后定稿时，太平洋彼岸传来了我老伴瑞芝患重病的消息。这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只得一面尽快结束写书的最后工作，一面办理去美国的手续。
　　这本讲自然语言逻辑的书于一九九二年底完成，书名是《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从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自然语言和交际在此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一方面有一种轻松感：多年宿愿，一旦实现，快何如之！但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沉重的心情。我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登山者，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攀援之后，仰望前程，离目标还是那么遥远！回顾来路，离出发点又还近在咫尺！好在科学是全人类的永恒的共同的事业，平生不了事，自有后人补。”这是此书刚完稿时我的心情，也是今天我的心情。我相信，自然语言逻辑是一门重要的有辉煌前景的学科，但我们前面也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瑞芝不幸去世后，我顿觉一切皆空，万念俱灰。几年来，我虽遵瑞芝临终嘱咐，屡图振作，但收效甚微。尤其近来，我身体日益弱，精力日益衰，记忆和思维能力日益下坠。纵天假我以年，亦难在哲学上有所作为。天也！命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一九九九年三月于美国加州山景城
　　(《周礼全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