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敦煌写经与日本圣德太子

　　藤枝晃先生是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他的大作《归义军始末》早已脍炙人口，是研究归义军历史的人所必读。此外他还有一本《汉字的文化史》，围绕着汉字从各个文化现象进行讨论，也是很有特色的好书。据说就是这位先生曾经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日本。”这句话引起了世人的广泛诟病，但后来他自己也收回了这个说法，转而拥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所提出的“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世界”。
　　藤枝先生并不认识我。九十年代初他看到了《汉字的文化史》的中译本，说“中译本的序言，是北京大学一位叫周一良的教授写的，他很知道我，对原文本读得很细致，使我吃惊”。我和藤枝先生初次见面，是在刘俊文先生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在日本举行的首发式上。当时因为我们两个人年纪最大，所以才在酒会上被推举出来一唱一和地祝酒。一九九七年我将要去日本大阪接受“山片蟠桃奖”，行前收到藤枝先生来信，他祝贺我得奖，并表示要参加这个会，希望我通知大阪方面给他发一个请帖。发奖的那天他果然到了，坐在第二排；可惜时间匆匆忙忙，没来得及和他寒暄几句。以后没多久，就听说藤枝先生去世了。
　　我这里要纪念的，主要不是我和藤枝先生历时不长的友谊，而是藤枝先生为了捍卫学术尊严，与强大的政治势力、文化成见作斗争的精神。
　　今年六月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学术讨论会。会上，藤枝先生的令坦北海道大学教授石塚晴通先生给我带来了一本藤枝先生的新出遗著《敦煌学及其周围》，其中有一章题为“圣德太子”。大家都知道圣德太子(公元五七四——六二二年)是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日本史上一些进步的典章文物、文化思想等都追溯到圣德太子那里。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思想大系》第一卷是《古事记》，第二卷就是《圣德太子集》，其中包括《三经义疏》等等。藤枝先生在敦煌写本里发现了《法华经》、《胜鬘经》等等的注释，其中《胜鬘经》的经文和注释比较短小，所以就请人把敦煌写本与圣德太子的注疏加以对比。当时受藤枝先生委托，把敦煌写本《胜鬘经》照片和圣德太子的《胜鬘经义疏》加以对照的，是四天王寺女子大学的专任讲师古泉圆顺先生。对照以后发现，所谓圣德太子注的百分之八十跟敦煌写本相同。藤枝先生的结论是，圣德太子的注疏是根据敦煌写本所抄的注写出来的。
　　这件事在报纸上登载后，四天王寺庙方大发雷霆，认为圣德太子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注疏完全是他自己的著作，不可能有什么底本、根据，因此要把古泉圆顺处以破门之罚。随后东京大学教授井上光贞先生提出一个说法，《胜鬘经义疏》不是圣德太子所写，而是圣德太子周围少数从百济来的僧人写的。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可能，因为当时不具备这种条件。
　　过去根据什么把它断定为圣德太子所写的呢？根据是《胜鬘经义疏》卷一所贴标题：“此是大倭国上宫王私集，非海彼本”。注明“非海彼本”就是说不是从中国来的。《法华经义疏》也有同样的几个字。然而藤枝先生说，仔细观察《义疏》所用的纸厚0.01毫米，是隋朝的纸；而贴上去的用作标题的却是很厚的，是奈良时期的麻纸。“法华义疏……”等字的笔体也是奈良时期的。在天平十九年(七四七)以前的记载中，只是说《法华经》、《胜鬘经》、《维摩经》等《三经义疏》七卷，而没有说是圣德太子的著述；到了天平十九年的《法隆寺资财帐》里，才开始说是“上宫王作”，即圣德太子的著作。明治年间，法隆寺又把这些写本和圣德太子的画像一起献给了皇室。
　　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先生认为，画像是圣德太子本人的画像，这些经疏也是圣德太子本人的东西。又有四天王寺女子大学教授金治勇先生出来主张这是圣德太子的著作，但是他连一些写本规则——比如有一点是表示取消，有一个“”字样的记号是表示上下颠倒——都不懂，但却硬要主张这是圣德太子亲笔所写，这是非常可笑的。到了一九六九年，井上光贞先生还是主张这是圣德太子周围的百济僧人所写。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在此前后，中央公论社出了一套《日本的名著》丛书，编纂委员会中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元先生说，日本的名著始于圣德太子。但藤枝晃的同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上山春平先生就提出：《三经义疏》不是圣德太子的作品，我们研究所已经得出了结论，奈良时代还不可能有这种著作，真正日本人的著作是从弘法大师开始的。中村先生为之大怒，引起了争论。最后，中村先生自己写了圣德太子这一部分的序言。这部丛书和《日本思想大系》一样，第一卷是《古事记》，《圣德太子集》是第二卷。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崎直道先生也主张《胜餯经》的注是圣德太子所作：只要《胜餯经》传到日本，日本就可能写出注解。但是《胜餯经》是奈良时代才传到日本的，飞鸟时代怎么可能出现注疏呢？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上田正昭先生承认藤枝晃的说法，又承认井上光贞的说法，而这两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一九九二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京都府立大学校长门胁祯二先生在没有看懂藤枝晃的著作之前，就说：“藤枝晃所说‘敦煌发现了《胜餯经》的注，在日本是由百济的僧人写出来的，也完全是莫须有的说法。”曾经写过《圣德太子》的原东京大学教授坂本太郎先生还这样说：“我是旧式的人，所以有损圣德太子名誉的事情，我听了是非常不愉快的。”
　　总而言之，藤枝先生把敦煌写本与圣德太子的《胜餯经义疏》对比研究之后，认为它根本不是圣德太子的著作，写本就是从中国输入的。所谓“非海彼本”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关于圣德太子画像的问题，过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长今枝爱真先生曾写过小文《圣德太子像的谜》，他对这个像有所怀疑。藤枝先生同意今枝先生的说法。藤枝认为，这幅画像的周围是黑色涂过的，在黑颜色的底下明明有“川原寺藏”几个字样；而这个川原寺当时是唐朝归化人所建的庙。这样看来，这个像是唐朝来的归化人的画像，可能是中国的贵族，而不可能是圣德太子。如果是圣德太子画自己的像的话，他应该采用自己所定官位十二阶的服装，而不应穿着唐朝的衣服来画像。这个画像从川原寺转到了法隆寺，而法隆寺把它定成了圣德太子的像。
　　这样，藤枝先生利用他的敦煌学知识，揭穿了一千二百年来被认为是圣德太子天才著作的《胜餯经义疏》，实际是从中国输入的经卷；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遗像，实际是唐朝贵族的像。藤枝先生敢冒日本全国之大不韪，坚持真理，他的学术良心和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不是很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吗？
　　(小文录音由阎步克同志整理打印，特志感谢。)
　　二○○○年八月三日，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