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理论思考与现实行动之间

　　在近年来的跨文化活动中，“东史郎现象”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究竟如何结局，仍牵动着中国普通百姓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东史郎等日本人士围绕着诉讼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场官司的范围，它将作为重要的事件留在历史里。与此相对，东史郎们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却鲜为人知。据参与了支持东史郎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刘燕记载，不仅东史郎本人受到日本右翼的威胁，他的支持者比如山内小叶子女士也在分担巨大的社会压力。身为在知识层面工作的研究者，我不能不思考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我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回应这些以行动唤起社会良知的日本人？如何使他们付出的代价得到最有效的补偿？回应东史郎等人在现实中的正义斗争，是否也是在学院中工作的知识人的责任？
　　回顾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有良知的日本人从战败开始就从不同的层面上反省这场战争的根源和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由于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造成的对平民的巨大伤害以及美国占领在历史上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有识之士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反省不能不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脉络里面进行。为加害与被害两者厘清关系而不是把它们对立起来或者截然分开，这样一个在理论上顺理成章的问题在现实运作当中却难以实现。战后日本的进步舆论一直没有正面处理日本人的民族感情问题，而是以抽象的理论探讨和批判替代了对具体状况的清理和讨论。战后不久，日本的思想家竹内好在与作家伊藤斋和野间宏进行有关“国民文学”的讨论前后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民族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他同时尖锐地指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忽略了这一点简单地加入了国际主义的叙述，致使这个问题在未加清理的情况下就被遮盖起来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没有真正生根的原因之一。竹内好的论断没有过时，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潜在的民族意识如何以感情的方式继续强有力地存在，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以及它的各种翻版在日本抓住了众多年轻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竹内好当年曾经试图“拯救”日本的民族意识，在那些构成了侵略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寻找可能建构日本新的主体性的要素，他几乎是必然地失败了。但是即使如此，竹内好仍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就是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建立的介于理论和具体实践之间的操作层面——他以不断拒绝“学者式”思考同时也拒绝参与具体实践活动(例如家永三郎的诉讼)的姿态暗示着这个工作层面的存在，他所讨论的大量问题，都发生在这个层面之中。这个层面似乎并没有被日本知识界所接受。日本的知识分子更习惯于要么在理论层面抽象地工作，要么在现实层面直观地工作。我当然并不否认这两个层面以及抽象与直观本身的价值，但当它们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环节从而致使理论推演直接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解释时，那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就不能够成为理论思考和问题意识的营养，它仅仅作为现实中的状况一闪即逝。
　　东史郎的出现以及他和他的支援者的境遇，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推到我们面前。
　　东史郎律师小组曾经在《世界》上撰文，指出日本社会对于东史郎诉讼案基本持冷淡态度。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信息却是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于东史郎诉讼案的处理方式。诚然，有不少知识人声援了东史郎，包括集会、出版和诉讼，每一个环节都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但是，东史郎等人的斗争基本上被定位于现实活动层面，它所包含的思想契机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至少东史郎等人围绕着诉讼展开的顽强努力没有成为一系列思想性讨论展开的媒介。因此，无论是赢是输，当官司打完时，这件事就会结束。在我看来，日本的思想界没有真正以思想的方式处理“东史郎现象”，它仅仅是一件现实中的事情，却不是一个思想性的“事件”。
　　不言而喻，东史郎等一行人在中国的活动也被定位为现实活动，它在中国也未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契机。对于我来说，东史郎访华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而东史郎一行出场的那个电视节目则提供了一个非常切实的空间，把这个事件的思想意义演绎了出来。应该说，东史郎等人在战后思想史上写下了很重要的一页，他们首次使一场日本国内的官司牵动了大量中国市民的情感，显示了中日两国的普通市民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记忆方面沟通的可能性。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东史郎一行在中国社会舆论中的定位问题。无论东史郎本人意愿如何，无论东史郎的支持者们意愿如何，他们在事实上被置于一个不被当事人意愿所左右的社会性位置。因此，尽管东史郎和他的支持者们自觉地作为日本人、为了承担日本人的历史责任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但是他们却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跨越国别框架处理活着的历史的新视角。为了有效评价“东史郎现象”，必须把东史郎等人的主观意愿与事件的客观效果相区别，就此而言，那种纠缠于东史郎为人或者他的言辞信凭性的议论只能遮蔽问题的所在，把讨论引向本末倒置的方向，把思想的方式置换为直观的方式。
　　我当然并非无视中日社会各界人士与知识分子在战后以各种形态展开的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调查和清理工作，更不想否认中国和日本学者之间有关这段历史的“合作研究”所带来的成果。但是，正如《读书》二○○○年第七期吴晓东的《“记忆的暗杀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合作研究”通常是友好而轻松的，而“在轻松的外观下隐含的是对双方都感受得到的沉重历史记忆的回避”。我希望指出的是，在东史郎等日本人所进行的这种跨文化努力所引发的社会效应中，包含了“合作研究”所不具备的复杂性要素：首先，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中国政府曾经针对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结果对日本政府提出过外交抗议，这意味着无论东史郎和他的支持者主观意愿如何，他们伸张正义的行动都反映了战争罪责的追究不可能摆脱国家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状况，立体地触及了清理战争历史的复杂维度；其次，东史郎本人是一个有侵华经历的退伍老兵，以一个昔日的战争罪人为中心所进行的揭露历史真相的活动，它的特点在于中国人被东史郎唤起的历史记忆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直接性，这是任何学术交流都难以做到而且又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第三，由于媒体的参与，东史郎一行活动的社会影响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他们在中国传媒和中国市民中受到的欢迎和支持恰恰与他们在日本传媒和社会生活中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反差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涵：后冷战思维和民族感情的潜在作用，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互之间的文化想像，整体性思维和二元对立模式在处理民族感情问题时的决定性力量，中日社会之间在感情和理解方面的鸿沟等等。由此，“东史郎现象”提供了中国和日本思想界得以深入讨论的大量信息。第四，在两次审判期间，无论从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社会良知和个人付出的代价上看，东史郎和他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山内小叶子女士和律师团的成员都理应得到理解和尊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东史郎在日本受到的打击不仅来自右翼，而且也来自少数同样致力于揭示战争历史真相的进步人士。对此，我曾在上一篇论文中有所涉及，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如果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被引向追究所谓“真实性”的方向，反而会遮蔽东史郎们的活动所隐含的重大“事件性”——这个“事件性”，就存在于东史郎们无法以主观意愿选择和决定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关系之中。
　　至少由于上述四个原因，东史郎及其支持者们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场官司的范围。在现实当中，他们的顽强战斗意志已经唤起了中国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日本良知者的反思，就此而言，他们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是他们的贡献是否能够转化为新的思考能源，却取决于知识界对于“东史郎现象”的认识能力。令人震撼的是，理论在这样的复杂现实问题面前暴露了它的苍白和有限。
　　在《实话如何实说》发表之后，我接到一系列反馈。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来自东史郎方面的一些信息。由于未得到证实，我不能确认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如有出入，责任在我——据说我文中有关东史郎等人把自家的问题推出国门，为了打赢官司而向中国人求助的说法对东史郎们构成了某种感情伤害。这的确使我在最初的时候感到惶惑。就我而言，这说法本是与文中下面的说法相呼应的：“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事实上以他的行动向中国与日本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对于挑战的回应，暴露了两国知识界以不同形态存在着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和对于战争历史的肤浅态度。”不言而喻，在战后日本基本上关起门来讨论战争责任的上下文中，东史郎们的活动是难能可贵的，我自以为是在赞扬东史郎。
　　然而静下心来想想，我发觉问题没有如此简单。在一篇讨论感情记忆、讨论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差异的文章里，我是否尊重了我讨论对象的感情记忆？我是否把一个活生生的感情问题以某种方式抽象化了？在我对于东史郎和他的支持者的评价背后，起作用的是跨文化的理解，还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我不能不又一次回到讨论的起点，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有识者如何共有这一段历史？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民族感情和对方的民族感情问题？
　　东史郎和他的支持者在日本国内面对的最大困难，莫过于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的问题。日本右翼恐吓东史郎为“非国民”，进步人士里也有人在感情上对东史郎等人在中国的活动不舒服。而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们，无疑也有着作为日本人的民族感情。我不能简化日本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与日本的民族主义不同，并非日本右翼的意识形态工具。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民族感情会导致非常狭隘的排外心理从而构成民族主义的土壤，但是也会使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自觉承担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在日本，这首先意味着承担战争责任。一个被民族感情所吞没的日本人，常常会充满敌意地面对外部世界；但是一个完全没有民族感情的日本人，也很难想像他会把承担和追究战争责任视为自己的使命。当然，仅仅具有民族感情不足以使人面对世界史，但是至少，只有当民族感情在和其他品质结合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世界史意识。
　　我相信，东史郎们在日本面对的就是如此复杂的境遇，我不能判断他们内心是否有这种悖论感觉，但是至少我得承认，我在行文中或者说在感情上的确忽视了东史郎和他的支持者作为日本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也忽视了他们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所付出的沉重情感代价。当我讨论民族感情的时候，我不自觉地以中国人的感情推断了他们的感情，以中国人的判断取代了他们的判断。我必须对东史郎们承认，这是我的失误。
　　对于我这个失误的检讨，促使我进一步反思了研究者的工作伦理问题。在反思当中，我感到自己开始理解了竹内好的工作。
　　对于竹内好来说，“政治正确性”几乎不具有意义。任何从先验的预设进入的问题，于他都是虚假的；同时，任何基于现实事件的推理，也都是他所无法忍受的。他从一开始进入学界时就强烈地反对所谓“学者”立场，主张“赤手空拳”地面对问题，这包含着竹内好一生都不曾背叛过的工作伦理，即在理论思考和现实行动之间建立一个思想空间，并且在这个空间工作。
　　在这个空间中，竹内好一如既往地解构强势话语。这不仅意味着他在战后日本新一轮“近代主义”思潮中以讨论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大东亚理念为己任，不仅意味着他在人人崇拜现代化的时候把“亚洲”和中国作为象征“抵抗”的资源，更重要的在于，竹内好以鲜见的彻底性警惕着“抽象”与强势话语的共谋关系，并从解构这种共谋关系入手不断向日本思想界提出新的问题。
　　强势话语并不一定诉诸于政治权力，相反，无论在竹内好的时代还是在当今世界，它有时依靠的是对于政治权力的挑战姿态，或者依靠被人称作“常识”的心理定势，我们称之为“政治正确”的话语就拥有这样的强势。抽象往往是话语霸权的帮凶，因为它可以通过语焉不详把话语的危险性降到最低而把它的威慑力提到最高。只要观察一下诸如“民主”、“自由”等等概念是如何被抽象使用的，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而意味深长的是，抽象并不总是发生在理论层面，它同样可以发生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之中。发生在具体问题论述中的抽象，通常意味着对于问题关键之处的简化或偷换，它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在具体问题分析中直接应用某些被人普遍接受因而不会加以质疑的结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抽象其实常常来自对于问题的直观式理解，而不是来自真正的理论感觉。
　　正是由于对具体问题的抽象，日本思想史上存在着一个奇特的景观，这就是批判性思想长时期地与它所批判的对象井水不犯河水地共存：在战后的时代，对于天皇制和法西斯的批判与保皇派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共存，在当今时代，对于民族主义的解构与花样翻新的民族主义共存。竹内好在谈到日本战后的左翼文学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时指出：左翼的批判不是深入对方的发生本源之处进行内在批评，而只是绕开了这一必由之路的外在攻击。民族感情，这一在战后日本长期被压抑的思想能源，也由于它缺少抽象的政治正确性而被简单化处理。竹内好在他一生中始终以鲁迅为精神本源建立他的批评精神，而他要“火中取栗”地批判和重造的，首先就是这一民族感情。七十年代他和鹤见俊辅对谈时提出过如何理解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尝试，竹内好试图为“我们日本人”的称谓注入新的内涵，使它具有世界史的含量。同时，几乎在每一次论战中都强调“整理问题”的竹内好，也试图通过论战消除直观思维基础上的抽象演绎带给日本知识界的种种弊端。他称之为“文学的方式”所处理的，其实何止是狭义的文学圈内的问题！
　　然而竹内好也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在一种语境里是进步的观点，在另一种语境里却可能未必如此；在一种语境里是自明的立场，在另一种语境里却可能是富有争议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状况被“抽象”的表述所遮蔽时，“世界大同”的假象就产生了。这是一个竹内好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当东史郎和他的声援团走进中国的社会生活时，他们唤起了竹内好没有能够处理的这个难题。围绕着东史郎现象产生的种种争议(包括我的文章引起的争议)，其实有很多就起源于这种“语境转换”过程。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基本的难题了：假如试图面对世界史，假如试图处理那个不可能在国别框架中单纯叙述的“缠绕在一起的历史”，那么，如何在语境的转换中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同时又避免虚假的普遍性叙述？
　　我没有能力回答如此复杂的问题。不过，我想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竹内好的工作层面能够有效地面对上述问题，而不是简化它。当抽象的理论预设与直观的事实考索暴露了它们之间的共谋关系时，或许我们才能发现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存在于另外一个层面。
　　我想，那就是思想存活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