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女性·女神

　　北京师范学院退休教授、我的挚友吕俊华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你有两个聪颖单纯的女儿，这是一种超人间力量的安排。”吕老师似乎是个有神论者，他认定个人要在荒谬混乱的力量包围拉扯中保持自身的完整和尊严，心中必须存有另一种力量，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和感受到另外一种超常的秩序与尺度。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也喜欢作类似的形而上假设，相信在一个高于人间的某处，有一双观看着我们的眼睛和评价我们的力量，并相信在现实中它常给予我暗示。两个女儿的纯真天性，就被我看做一种暗示。她们暗示我：不要忘记天赋的美好性情而去追逐永远难以满足的身外之物，那里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歌德曾说：“永恒之女神，引导我前行。”一个作家离开女神的引导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作为无神论者的我，又假设两个女儿就是上苍派往人间引导我前行的“女神”，不过，只是常做鬼脸的小精灵似的非权威的女神。
　　女儿对我的导引并不是世俗意义的那种“指示”，而是一种自然的启迪，天籁的命令。自从她们能够和我对话通讯之后，我便奇怪地感到有一种来自天外的清新气息在影响着我。这种影响是无言的。女儿天然地生活在仕途经济世界的彼岸，天然地远离争斗、猜忌、仇恨，因此也天然地对人类采取绝对信赖的态度。尤其是小女儿刘莲，更有性格的诗意。尽管她尚未进入小学就会读金庸小说，聪明过人，但从来也不懂得计较，不知“算计”是何物。到温哥华的时候，她已是十五岁的少女，听了神学院的教授讲一段人生经历，便信了基督。她觉得这个只活了三十三岁的木匠之子被钉到十字架并化做神为穷人服务的榜样，是值得学习的。于是，她又从《圣经》中吸收美好的爱意。
　　剑梅比刘莲大十岁，天生不喜欢政治，总是浸泡在文学中，也天然地远离名利场。她的生活一帆风顺，所以我特别希望她能保持好性情。人过中年之后，我更觉得好性情、真性情的难得。剑梅已踏入知识界的门坎。知识固然能造就人，但知识也能化做权力腐蚀人。一旦拥有知识和相应的名号，便可能把自己视为“高等人类”开始争夺名位而看不起社会底层的工农。许多学者虽名声在外，却腐败在内，非常自私、冰冷。这种人生，是拿着性情去与魔鬼交换知识。“知识也能腐蚀人”，许多很有知识的人未必充分意识到。但剑梅似乎天生就感悟到这一点，所以她一再告诉我，她要反抗这种腐蚀。像一个知音，她也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我。这便形成我们对话的基调。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在故国南方犹豫一个多月，要不要出国，始终拿不定主意。后来妻子菲亚想到应当问一问孩子，于是就打电话给小梅，没想到她的声音斩钉截铁：“走吧，走得愈远愈好！”她出国后我问，为什么这么想？她说她想得很简单，没有那么多问题，尤其是没有那么多“男人的问题”和“名人的问题”。她只想到，爸爸的时间不能再丢失了，一些好性情也不能再放在“斗争场”中消耗了，只有远处才可安放平静思索的心灵。现在出国已整整十年了，想想以往，觉得她说的“愈远愈好”确有道理，有空间距离，所有的思索才返回率真冷静。走出“斗争场”之后，觉得世界真大。
　　从女儿的“天启”中，我感悟到“女儿”这一意念在文学中异常重要，觉得曹雪芹把少女视为美的象征非常有道理。少年女子天生在“仕途经济”之外，即天然地站立在“泥世界”的彼岸。泥世界以名声、地位、金钱把男人诱入其中，使他们互相厮打，然后个个都滚上一身泥巴。这身泥巴不是大自然中素朴的泥土，而是发着酸臭味与铜臭味的污秽。《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所以能处污泥而不染，至死保持着天真与清气，全靠女儿国中年轻女神的指引。他这块天外的顽石，获得灵气之后来到人间，很可能再被人间的朽气腐蚀掉，从而变成烂泥或者再次化作冰冷的石头，然而，林黛玉等少女的眼泪柔化了他，拯救了他。她们那些未被世俗尘土染污的、发自天性最深处的泪水，正是苍天的甘霖。这些生命之露，继续养育着顽石的灵气与性情，使他从彼岸世界带来的那块宝石依然发出纯正的光芒，而免于被世俗世界的浊泥所同化。聂绀弩临终之前一再叹息他此生此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写下《贾宝玉论》。我不知他的最后的论文要说些什么精彩的话，而如果让我来做续篇，我要写的宝玉，便是一块被眼泪所柔化的石头，一个被女儿国的女神引导前行而保持真性真情的生命。在大观园的女儿国里，只有一个男子可以寄寓其中，这就是贾宝玉。其他男子对这个国度只能窥伺、觊觎、掠夺与侵犯。在曹雪芹的审美眼睛里，“女儿”就是美，就是真，女儿国就是美的共和国，尘埃包围中的净土。宝玉有幸也成为净土中人。他的最后的出走，乃是自我放逐。此时，他的双亲虽在，但是让他存放真性真情的女儿国已经消失，能够赋予顽石以永恒之性的泪水已经干涸，父母之乡中能给予他的只有虚假与迷惘。到此再也别无选择，只有“告别”了。很明显，在曹雪芹的巨著中，“女儿”正是引导宝玉前行之纯真女神。
　　读大学的时候，教我《西洋文学史》的郑朝宗老师特别爱护我，一再提醒我要留意西方文学中的英雄与美人，尤其是那些年轻女性。他说，希腊史诗中英雄为最美的女性海伦而战争，战争的双方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两边的英雄都为美而倾倒，而流血。但丁阅览地狱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把他带到地狱的门口，而这位被称为“罗马时代的荷马”的大诗人又是受但丁生前的女友、此时的女神贝亚特丽齐的委托而来的。诗人们正是在永恒之女神的导引下认识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世界文学巅峰，巅峰上的星辰全是女性，如米兰达(《暴风雨》)、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苔丝德蒙娜(《奥赛罗》)、奥菲利娅(《哈姆雷特》)、克莉奥佩特拉(《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鲍西娅(《威尼斯商人》)、贝特丽丝(《无事生非》)、罗瑟琳(《皆大欢喜》)、薇奥拉(《第十二夜》)等等，这些女性漫柔而坚贞，总是做出男子未能做出的事业。她们不仅具有男子不可比拟的美貌，而且具有男子所没有的对于爱情的坚贞，连恩格斯都称她们是一些“可爱而奇怪的女性”。所以“奇怪”，就是她们具有男子所没有的神性——摆脱男子世界权势欲望的清脱之性。相互倾轧的世界，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大家族势不两立，在豪宅中进行着无休止的热战与冷战，而身处家族中的两个情侣则冰清玉洁，与家族毫不相干。朱丽叶在想念罗密欧时说“你的名字就是我惟一的仇敌”，她生活在纯真的情感世界中，只有爱人的名字日夜折磨着她的心灵，用中国话说，这是惟一的冤家。除此之外，男人世界那些名声、地位、权势的焦虑她是没有的。父辈的敌人也不能成为她的敌人。她天生没有怨恨，没有仇敌，没有帮派。我曾告诉剑梅，朱丽叶这种性情才是我们的“大方向”。莎士比亚笔下众多美丽而聪明的女子，每一个都是引导我们前行的女神。
　　在与剑梅的通讯中，我从未想去教诲她。但的确渴望她能成为莎士比亚笔下这种可爱的女性，而不希望她按照学院里所学到的“女权主义”那种观念来塑造自己的性格。女权主义对于我来说，一直是可怕的。倘若可信，也绝不可爱。女权主义的前提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这有社会学的意义，但社会学意义不等于文学意义。倘若把女权主义带入文学，就可能产生毁灭女性美的效果。可以设想，如果莎士比亚当时被女权观念驾驭他的笔杆，那么世界文学史长廊就不会有朱丽叶、苔丝德蒙娜等一系列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人间的情感世界就会乏味得多。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他觉得莎士比亚笔下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腔调与语言都是一样的。然而，托尔斯泰的成功，却遵循着与莎士比亚同一的绝对的美学律，这就是把女性视为美的象征，在精神深处让女性导引男子前行。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安娜，在《复活》中塑造了玛丝洛娃。这三个不朽的女性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导引者。在托尔斯泰的审美眼睛中，女性是绝对需要与男性有大区别的。她们需要有女性的温情，一旦男性化，这种温情就会消失。他绝对不能容忍女性变成男子一样的所谓“强者”、“强人”。他说，他希望女人是柔弱的，甚至经常有病，一个完全不会生病的强壮的女人，简直就是野兽。他这种极端化的见解，表明他对文学的一种坚定认识，即文学的“优美”范畴永远属于女子，“壮美”范畴则属于男子。女子虽有瞬间的壮美，但不应当成为女人的基本审美特征。这种审美观不是不尊重女性，恰恰是在尊重女性权利的同时尊重女性的特点。当代时髦的潮流是用男子的特征去同化女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李双双、江水英等形象，就是用男子的粗糙性格去同化女性。可是，这种女性表现出来的只是豪言壮语包裹着的变态性格，一点也不可爱。
　　在社会学意义上，女权主义确认女子与男子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化上，大男子主义的叙述也的确是一种不合理的权力叙述，中国的某些史籍把女子当做“祸水”的叙述就是一种错误的叙述。女权主义对此进行批评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文学写作中，却必须确认男子与女子有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差别。文学把人视为生理存在特别是视为心理存在，更重视心理差别。在生理上，男子会长胡子，女子则不能；在心理上，女子的情感更为细致敏感，更把情感视为最后的真实。只有正视女性的特征，文学才能动人。女性主义对文学可能形成的严重的危害，就是造成性别的混乱，瓦解女性那些最动人的美学特征，使文学失去最根本的精神导引，也丧失文学的审美向度。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它涉及文学的整体变质的根本问题，所以我不能不郑重地说说。
　　我的这些看法是很古典的，与女权主义的现代批评可能格格不入，也可能无法使剑梅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对话，反而会使我们的讨论走向较深的领域。
　　刘再复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父亲·个体·孩子状态

　　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生活在一个书家之中，有一位正直的父亲帮助我铺垫人生之路。虽然十岁以前，因为父母两地分居，一年只能见到父亲一次，可我从来都没缺少过父爱。那时，我和妈妈、奶奶住在偏僻的福建山区小城，爸爸每年从遥远的北京来看我们，都会为我带来巧克力，让我在看不到他的时候，仍然时时泡在蜜糖的想像世界里。所以我童年时对父亲的思念，是与巧克力联系在一起的。
　　十岁以后，我随妈妈到了北京。那时爸爸在事业上刚刚起步，花在我和妹妹身上的时间很有限。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每写一部著作，总是把他的构思告诉我，把我当做他的一个小知音。其实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半懂不懂地听着，居然有时也能煞有介事地发表意见。我想我和父亲在文学上的对话关系是从那时开始的。上了北大中文系后，我更是时时挑战，对他的文学理论总爱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因为年轻气盛，我的口气常常大得不得了，可父亲并不生气，反而加以鼓励。后来我们一家人漂流到海外，我在美国学府里继续深造文学，我们的这种对话渐渐落实到纸上，于是就有了这部《父女两地书》。
　　父亲很爱我和妹妹，称我们姊妹俩是他的镜子。他对我们俩的教育有所不同，对我严格些，在事业上总是要求我执著，而对妹妹则是更多“溺爱”，任其自然发展。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比妹妹多些心思，而妹妹比我更加纯真无邪。不过我们姊妹俩跟父亲都是无话不谈，连自己找对象这样的“私事”也喜欢跟他说。父亲来到海外后，远离社会的喧嚣，人变得越来越放松，心理状态恐怕比我还年轻。如果说我和妹妹能一直保持健康的性格，那绝对是得益于我们的父亲。他身上有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魅力。因为他的影响，我和妹妹的心里都不设防；因为不设防，所以活得轻松、快乐。
　　中国的父亲形象历来是严正的。“父亲”所代表的是家庭权力，是一套固定的社会价值观。“五四”彻底反传统，带来的则是一套相反的“弑父文化”。文化大革命对父系文化进行摧残后，给我们带来了很深的负面影响，那就是一种“红卫兵心理”，横扫一切，有破无立，一味反权威，甚至是为了反权威而反权威，仿佛惟有这样才能显示个性，才最接近真理。
　　我和父亲的关系，很早就超越了这种简单的“权威/反权威”模式。父亲对我这一代人的思想有一种好奇的态度，对我的成长过程是以一种“欣喜”的眼光看待的。由于他的鼓励，我更愿意与他交流、沟通。父亲自己的思想不断“流动”，他对我的塑造也就不是停滞的，我在他的眼里也不是那种“永远长不大”的乖女儿。既然他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就不会以男性社会的“凝视”眼光来束缚我，而我也不会只是以简单的“弑父文化”来拒绝他给我的爱和影响。这种特殊的父女对话关系，使得我对父辈文化首先是继承，然后才是质疑；使得我对父亲首先是爱与尊重，然后才是争论。
　　我在事业上与父亲的承继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没有他，我不可能以文学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曾与朋友说：我可没什么雄心壮志，我读文学既不是为祖国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爸爸。这虽是开玩笑的话，但有一点是真的：报考北大时选择专业，到美国读硕士和博士，都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没有放弃文学。文学在美国院校里，已经遇到危机。很少学生愿意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尤其是刚来美国的移民，一般都选择读经济、电脑这些比较容易找工作的专科。可父亲为我展示的文学世界，令我眷恋不已；他给我的鼓励，使我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
　　除了在文学上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性格方面也是一样。父亲给我最大的教育是“童心说”。在他的新作《独语天涯》里，父亲这样写道：
　　回归童心，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凯旋。
　　当往昔的田畴碧野重新进入我的心胸，当母亲给我的简单的瞳仁重新进入我的眼眶，当人间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继续颠倒，我便意识到人性的胜利。这是我的人性，被高深的人视为浅薄的人性，被浅薄的人视为高深的人性。
　　此刻我在孩童的视野中沉醉。大地的广阔与干净，天空的清新与博爱，超验的神秘与永恒，这一切，又重新使我向往。扬弃了假面，才能看到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
　　我的凯旋是对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拥有。凯旋门上有孩子的图腾：赤条条的浑身散发着乡野气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张着眼睛面对人间大困惑的孩子。
　　“童心”、“赤子之心”是一种品格，一种视野。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大的财富。父亲常告诉我，由于人生的艰难和社会环境的恶劣，人很容易变得世故，我们应当拒绝世故，永远保持一种天真天籁。拒绝世故，就是拒绝用利害关系去考虑写什么、说什么，而用纯朴的赤子之心直面事实与真理。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常常怦怦直跳，觉得自己才三十刚刚出头，但天真已丢掉不少，可要小心。如果丢掉赤子之心，让世故压倒学问，这学问恐怕也没有多大意思。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曾说：“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又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还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父亲一直把柔和的女性视为“神”性，认为美好的女子如同永恒之女神，她们会引导诗人们飞升，会引导男人远离尘世间的金钱与功利。他还认为女性是美的象征，希望我保持“弱女子”的温馨与美。
　　我在博士论文中不时用到学院派的女权主义理论。父亲常常怕我成为过激的“女权主义者”与男性化的“女强人”。在这方面，他的看法是古典的。他不喜欢李双双似的性格与形象，不喜欢革命文学里失去女性美的粗糙形象。相反的，他为《红楼梦》中的女性王国所陶醉，认定真性真情的女子才能体现文学的审美向度。
　　其实，学院派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多样复杂的，并不只是简单地反男权。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女性不是由天然的本性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政治、文化所规定的产物。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所要做的工作，是要梳理清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制造、定义及限制女性的。女性的定义及性别(gender)的定义，决不可以脱离历史语境而单独存在，相反，这些定义与种族、阶级、伦理、性爱、地域等各种话语都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所以，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拒绝把性别定义成一个固定的认同，而且反对把女性看成是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的整体。它并不局限于压迫和反抗的二分法，而是积极参与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讨论。目前的女性主义理论，重视历史性和差异性，比如说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就不完全认同第一世界的白人女性主义理论，而同性恋的性别定义就不能认同异性恋的性别定义。
　　我受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不能完全接受父亲对女性的看法。我也不大明白许多国内的女作家，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能够体会到父亲希望我成为美好女性的愿望，但我反对将“美好女性”神化，当然也反对女子男性化。由于我自己并不完美，我更看重“人性”，而不是“神性”。我自己与其他女子就有差异，我的知识背景和我看问题的角度与其他女子肯定有不同之处，我对女性主体的认同和我说话的位置(position)有关。
　　在《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其笔下女性起到了引导少年男侠超越父辈价值体系的作用。其中有一群美若天仙，让人无法逼视的少女，美到似乎不食人间烟火。这种神话与美化固然是极其尊敬女性的，可是却不真实，忽视了人间女子具体的痛苦。相对而言，我更喜欢黄蓉，她既精灵古怪，又时不时有点小心眼，可爱极了。而金庸笔下的“坏女人”、“怪女人”群像也写得比神女一般的美女群像好，因为这些坏女人超越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以及对女性固定的“凝视”。
　　我羡慕近于“神性”的女子，但我作为女性，更理解女性真切的痛苦。在女性的书写中，我喜欢更贴近真实女性的作品。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经常以平凡女子的遭遇为故事，体现人类于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丁玲的某些小说，像《我在霞村的时候》，虽然政治概念减弱了小说的文学价值，可是，她的女性观点却在对女性身体的描述中顽强地表现出来；萧红的《生死场》，惊心动魄地把抗日背景下女性与国家的关系暴露在女性书写里；而当代小说家如王安忆、西西、李昂等女作家笔下的性别政治，都非常耐人寻味。
　　虽然我在女性主义上与父亲的观点不同，可是我却很理解父亲所说的“神性”。我知道，那是做人方面他对我的期待，他不愿我陷入功利金钱场中，他希望我有超越的力量。进入文学殿堂就像进入大观园里那个一尘不染的女儿国。
　　我与父亲的两地书，实际上是他海外漂流生活中思想的继续。比如说《论婴儿状态》、《论母爱的悲剧性》、《论受难情结》、《论人生分期》、《论人生境界》、《论心灵凯旋》等，都是对人生永恒命题的思索。虽然他是以父亲的口吻来与我探讨这些问题，可是他的讨论形式，并非是说教式的，而是一种极其个人化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代表整个父辈，并不是一辈人的声音，而是属于他自己的。
　　在《你将生活在<桃花扇>之外》的对话中，他借用王国维的两个世界，即《桃花扇》世界和《红楼梦》世界来讨论人生。他认为我很幸福，天生就生活在象征着哲学、宇宙和文学的《红楼梦》世界里，天生就超脱于象征着政治、国民和历史的《桃花扇》世界。他则不然，他是一个总是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与彷徨的人。父亲之所以羡慕我，是因为他深刻地体会到，能够生活在个人化的世界里是极其幸福的。
　　虽然他说自己是一个分裂人，虽然他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沉重的使命感，可他却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眼光看家园，看世界，看历史，看生活。在《独语天涯》中，他写道：“我不再欠债。我已从沉重的阶级债务和民族债务中解脱。这是生命的大解脱。一阵大轻松如海风袭来。轻松中我悟到：此后我还会有关怀，然而，我已还原为我自己，我的生命内核，将从此只放射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他又说：“我喜欢独自耕耘，远离人群的目光。美国作家爱默生说：‘我爱人类，但不爱人群。’人类整体是真实的，每一个个体也是真实的，但一团一团人群的真实却值得怀疑。”可以说，父亲的整本《独语天涯》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对类似创造社那种集团的声音的拒绝与分离。正因为此，我不觉得他在两地书中的声音，可以代表整个父辈。相反的，他是一个很有别于他那一辈人的人。他对故乡的重新定义，他写于家园之外的思索，反而是对他那一辈人的反思。
　　然而，父亲的声音虽然非常个人化，却绝非尼采式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对话里，可以看到他恰恰主张作家对祖国、对现实、对人类的生存困境要有一种大关怀，而且这种大关怀不应该是空洞的，而应该是个人的、具体的，惟有这样才能深刻。他总是说，越个人，越人类。比起父亲，我在对人类的关怀上，远没有他的热情，更没有他的执著。我有时跟父亲说，因为我没有你乐观，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我选择逃避，选择躲在学院的城墙里。在这一点上，我从内心是佩服父亲的。
　　两地书中的代沟好像不够明显，也许是因为父亲虽然是长辈，可他更是一个自由的个体的存在。他尊重每一个体，自然也尊重我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对话是平等的对话。为此，我更觉得两地书写的快乐。
　　刘剑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