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哈佛

　　对独立思想的鼓励和培养，是哈佛大学的教育之本。每一个新生入学时拿到的《哈佛学习生活指南》，都在非常显著的地方，用加大加粗的字体甚至套色印上了这样两段话：
　　独立思想是美国学界的最高价值。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对把他人的著作或者观点化为己有——即所谓剽窃。每一个这样做的学生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直至被从大学驱逐出去。
　　当你在准备任何类型的学术论文——包括口头发言稿、平时作业、考试论文等时，你必须明确地指出：你文章中有哪些观点是从别人的著作或任何形式的文字材料上移入或借鉴而来的。
　　这两段文字给了我极大的触动，使我再次深刻地意识到学术规范的教育应当从一个人刚刚走进学院或学术领域就开始。抄袭、剽窃、改头换面地移植，是哈佛教学、研究和学习的大忌。学生所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不是因为迟到旷课、夜不归宿甚至打架斗殴、损坏公物，而是学习上抄袭剽窃——真可谓以学为本、以学为主。反观乎己，中国自古就有“天下文章一大抄”之传统，而今抄袭剽窃的重灾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高等教育界。据我所知，如今的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在撰写作业、考试论文、毕业论文乃至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时，进行程度不同的抄袭剽窃的绝不在少数。未来中国的学者就出自他们，而他们许多人在打基础时就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学术规范意识，没有培养出对学术研究应有的基本态度——严肃和尊重。对此，除了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管理外，我们高校教师是有责任的。绝大多数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从事科研的学者，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很难想像一个在科研过程中不能恪守学术规范的学者，能在教学中严肃查处学生的抄袭剽窃行为；同样亦很难想像一个不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的教师，自己能够严谨地治学。
　　如果说严格的学术规范是独立思想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保障，那么怀疑精神便是独立思想得以形成的一个主要的内在动力。在著名的肯尼迪政治学院南边有一个不大的公园——肯尼迪公园。它算得上哈佛校园里最美丽的景点之一。公园南门的门柱上铭刻着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三年说的一段名言。每天都有千百个早锻炼的哈佛学生从这段名言前经过。那段受到哈佛教授、学生和管理层高度重视的话是：
　　创造权力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质疑权力的人做出的贡献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与私利无涉之时。因为，正是这些质疑权力的人们在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究竟是我们使用权力，还是权力使用我们？
　　哈佛大学鼓励一切向任何类型的权威(如学术权威、艺术权威、政治权威)提出质疑的思想和行为。这种鼓励具体落实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从而使得学生学会并善于质疑。例如，学生在课堂讨论时质疑教师、挑战现存理论和方法的表现，是教师评分的重要依据。如果一个学生没有提出过疑问或不同见解，那么，哈佛教授们对他/她一般只会有两种判断：要么对这门学科不感兴趣，要么没有学习能力。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给他/她好的分数。哈佛教授们早就习惯了学生尖锐直率的质疑和批判，许多教授甚至觉得没有受到学生挑战的课是最沉闷无聊的课，也是最不成功的课。他们懂得，怀疑精神的培养，不仅是学生个人思想和学识增进的必需，也是国家和民族能够不断反思过去、质疑现在、求新求变、充满活力的必需。哈佛的教授常常喜欢在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考虑他们所作所为的价值，作为能够将全美最优秀高中毕业生的大多数招揽入校、并吸引来一百三十个国家的五千三百名学生学者的世界一流学府的教授，他们的想法正像安德森桥的纪念柱铭文所说的那样：“博学之士的增多是世界的福音”，“查尔斯河两岸智慧之树的树叶和果实，能够荫护和给养所有民族”。安德森桥堪称美国的“康桥“，在蜿蜒流过哈佛的查尔斯河上有好几座名桥，安德森桥是最古老的一座。
　　这所有着三百六十五年历史的古老名校如今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其中不少也是我们的大学所面对的。《哈佛》杂志编辑部不久前邀请了六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观察家，就当今大学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对策进行专题讨论，其中有哈佛大学校长鲁登斯坦(Nei lRudenstin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卡尼塞尔(Albert Carnesale)、国家公共政策和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凯兰(Patrick M.Callan)、《纽约时报》资深教育编辑布罗纳(Ethan Bronner)等。讨论纪要作为中心文章发表在这份大名鼎鼎的双月刊二○○○年第五期上。这篇文章侧重讨论和分析了哈佛大学对新挑战的应对，而其应对之策则充分显示出哈佛的教育原则和办学传统。
　　面对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需要的急速变化，面对着不断质问大学设置了什么课程以保证其教育投资获得收益的学生、家长和社会资助机构，当今的大学普遍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是无原则地、目光短浅地一味适应社会眼前的需求，向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学科全面倾斜，大幅度增加应用性课程，迅速发展“短线”专业，大肆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就投身“经济主战场”“创业”；还是坚持那些已经被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教育原则，防止片面强调大学教育对当前社会、特别是当前经济社会的适应，保持大学相对独立的教学、研究、学习及其与社会之间既不太远又不太近的适当距离？
　　哈佛校长鲁登斯坦有一句经常被他的美国同行引用的名言：“社会变化得越快，大学这块变化相对少、思想观念相对独立的领地就越有价值。”大学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适应当前社会需求而设立的，大学还有它更为重要的任务。它要传授的是一代又一代学生终其一生都需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知识和方法，它要探求人类最有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的真理和学理，它更多地关注“应当怎样”和理想境界，而不是实际的操作和现实的妥协方案。正因为如此，大学有时就是要像一座“象牙塔”，就是要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不够理想的乃至异化的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凯兰甚至更为强调地指出，没有这种距离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真理。他举例解释道，在一场政治辩论当中，惟有碰巧闯进来的大学学者有资格这样说：“我不欠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我惟一欠其某些工作的是我的大学，但它对我的学术研究不做任何限制。因此，我完全可以说，我相信的只是事实，我相信的只是真实，我相信的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最佳的选择。”设想一下：假如大学里没有了这样的学者教授，假如大学的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要看特定的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脸色行事，假如大学的教学完全受社会现实的指挥，特别是受经济或政治的那一双双“看不见的手”指挥；那么，大学还能算得上社会里惟一的净土吗？在这块急剧变化的社会最需要的领地里还有真正的真理探索和理想追寻吗？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教学日渐不受社会重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立学校的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较之私立学校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卡尼塞尔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公立大学在争取联邦资助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要获得联邦的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却很难很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二○○○年被评为最佳公立大学，所以这位校长敢于在哈佛校长面前夸口：“自然科学研究你老大我老二。”但一谈到人文社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质问道：“是否世界上的所有政府都把社会科学放在次要地位？”
　　哈佛的哲学系设在爱默生大楼(Emerson House)里。这幢以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爱默生命名的大楼北大门上，铭刻着一句让许多哈佛人和参观者费思量的话：“什么样的人让你难忘。”鲁登斯坦校长给出的答案是：理解人、同情人、尊重人的人。他阐述了哈佛重视人文科学(包括其他文明的人文科学成就)的原因：“哈佛为什么要教授六十多种语言和许多异国文化和文明的成就呢？就因为假如大学不能这样做，我们就会渐渐忘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就会失去一个巨大的人文科学宝库，而那个宝库是我们要理解人究竟是什么所必需的。”布罗纳则以其新闻从业人员的干脆、简练和生动的语言，对哈佛的教育以人文精神为根本这一传统特点和优点做了如下概括：“学生一进来，就对他们说，‘听着，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发财的。你们到这儿来，为的是思考、并学会思考！'”
　　哈佛校园里那爬满古老教学楼外墙的常春藤令人喜爱。冬季快要来了，这些碧绿的藤叶可能都会脱落吧。望着哈佛最壮观的一处藤墙——三万人足球场的外墙几乎全部被藤叶覆盖，我突然想起了欧·亨利的名篇《最后一片藤叶》。于是我便开始努力寻找：哪一片绿叶堪称“最后一片藤叶”呢？只要守候住它、呵护好它，来年它是否能为高等学府的学人带来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