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艺术的失传

　　为当代艺术写史，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为一部当代艺术史写书评，就更让人忐忑不安。就像吕澎自己说的那样，因为无论是对“历史本体”还是“艺术边界”，我们都没有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达成一种共识。追究这种困惑的原因，不外乎这个所谓的信息时代及自由主义思潮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污染。近年来，我们的学者一直在呼唤要打破狭隘学科界限，让人文学科的知识变得更加整体，更加富有人性。但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却只能看到这种呼唤带来的负面效果：人类失去了学科的尊严、失去了专家。一些时髦的词汇，正在通过先进的传媒迅速地进入各种不同的学科。昨天还是历史学的新名词，今天就成了哲学上的新概念；今天是售楼书上的广告词，明天就可能成为艺术评论的新术语。语言和信息的恶性膨胀，正在侵蚀着人类的思想，它使我们失去传统，失去了艺术。“艺术的失传”，是吕澎为全书所做的结论，通读全书，不难看出，他虽然对这一命题表示了疑问，但还是相信这将是一个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我想，导致“艺术的失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艺术的批评污染了艺术的创造。这里我无意去详细地追溯艺术的批评与创造之间的历史，我只是想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传统的美术批评或者美术史著作中，学者们最常用的是形式和风格分析这种方式。现在，人们对这种方式失去了信心。我们虽然掌握了数以千计的文字语汇，但在评述一幅绘画作品时风格的，可供选择的只不过几十个而已，这种情况在东西方艺术史界都一样。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将著名美术史家H.W.Janson的《西方艺术史》(The History of Art)中用来描述乔托风格的词汇原封不动地移到普桑的作品下面，觉得也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这种情形真让我们的学者感到汗颜。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也拿起手边的《美术》和《江苏画刊》，找几个风格大体类似的画家的介绍文字来一番移花接木，你就会发现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批评家。由于视觉语言与文字语言的不对应性，由于批评语言的枯竭，使得我们无法“准确”地陈述一幅作品的真正价值，我们无法用已有的语言去指出一个大师的杰作和一个初学者的作品之间的优劣。一个训练有素的画家，他的眼睛能迅速地发现一幅画中的错误部分，甚至能通过对其他部分的某些修改，将这种错误改造成一种正确东西——和谐，但是，他却永远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对这种改动的理由及效果做准确的描述。如果说，一个权威批评家具有这种“好眼力”的话，那他就能为美术史增加一幅好作品，尽管他无法向观众说清楚这幅画究竟好在哪里。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家实在少得可怜。
　　批评家们发现自己手中的工具已经过时，不过，他们很快又发明了新武器——文化诠释和寓意分析，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在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海阔天空地吹嘘一番。一些真才实学的学者倒确实因此拓展了美术史的领域，使其成为了一门人文学科。而那些二三流的学者就只得钻进批评家的行列，用他们那一知半解的“学问”将那些艺术家弄得神魂颠倒。笔走于此，我想起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一九八八年，英国的一家市立美术馆为我举办了画展，出乎意料的是，贡布里希——这位美术史界的沙皇也出席了开幕酒会。此前，我曾与他有过几次接触，非常敬仰他的学识。画展开幕前，我礼节性地向他发出了邀请，我的同行们说贡布里希很少光临一般的现代画展。因此，那天下午，当贡布里希出现时，所有在场的朋友们都感到惊奇。展览的策划人有点受宠若惊，并很快地意识到应当抓住这个机会让他致个辞。贡布里希非常认真地看了我的作品，并询问我为什么要这样画？画面所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是最令我痛苦不堪的问题，我实在无言以答，我相信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画家都是撒谎，或者是言不由衷。因为潜意识中的经验或者说绘画的语言根本没有办法翻译成文字，所谓的陈述，只是一种有限的比附。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却不愿意坦然地向媒体和观众说明这一事实。为了化解当时的尴尬气氛，我突然下意识地从嘴里冒出了“Play”这个词，并解释说，我的画就是要表现一下“Play”。贡布里希先生稍做沉思后，便开始了他那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从“Play”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意义一直谈到现代，我为他那渊博的知识所倾倒，也为自己率性而内疚。
　　贡布里希不过是把我的画、或者说“话”—Play，作为谈论他自己学问的一个话题，他是一位有足够智慧的人，他知道应该如何让自己的语言回避视觉游戏。他不涉足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他对前卫艺术保持沉默。事实上，凭他的才能和知识，足以担当现代艺术的教父，那些主导我们今天艺坛的批评家所精心炮制出来的时髦词汇，不过是构造他那知识大厦里的边角余料。他意识到了他讨厌的黑格尔的那个“绝对精神”在今天的艺术界显灵，因而他只能在自己的艺术史中远远地躲开那些蹩脚的哲学家。当代艺术摆脱了视觉或审美的约束，走上了可怕的“观念”之路。艺术成了一场批评家们玩弄观念的“游戏”，他们像制造“流行色”那样地捉弄着画坛，然而，可怜的艺术家们却飞蛾扑火般地追随着他们发出的种种信号。
　　导致“艺术的失传”的另一个原因是浪漫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浪漫主义宽容了错误，并制造了这样的一个神话：今天的垃圾可能成为明天的黄金。一旦这种神话与社会学中的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理论：站在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些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事件在当时的人看来往往是错误、或不道德的。我们确实能找到成千上万个类似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例子来佐证这样的历史观，这种观念的最大的受害者正是人类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牺牲品。现在的艺术批评家更信奉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他们告诉观众，在现代美术史上，几乎所有的新流派当时都被人们认为是最糟糕的。他们将自己的目光瞄准那些敢于制造“错误”事端的艺术家(对于批评家来说描述事件要比分析风格容易得多，因为用来描述事件的词汇要比用来分析风格的词汇丰富得多)，艺术家也努力地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个迥异常人的叛逆者。看一下收在吕澎的这部书中的作品和艺术家的照片，我们就能感觉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气氛。我们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家不敢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巨星——因为他们“与众不同”；同样，我们的艺术家也万分焦虑地注视着批评家和策划人抛出的各种新观念，因为他们必须把握任何一次成功的机会。当代艺术是以成败来论英雄的，这成败的标志便是艺术家的创造能否引起传媒和赞助人的兴趣。今天的垃圾必须在今天兑现为“黄金”。于是，这样的两种命运摆在了艺术家面前：一、投机、生效，再投机、再生效，直至名利双收；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前者的概率过不了百分之五，后者的概率却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比网络行业风险还要大五个百分点)。可以说，当代艺术是一个风险行业，用现在IT行业的一句话来形容艺术界的情形绝不为过：Nowornever。尽管在艺术界和IT行业中，“新”都意味着成功，但遗憾的是，“错误”在这两个行业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艺术的失传”，已是不喻的事实。但是，我们的学者是否应该在这个信息高度膨胀的社会中保持必要的沉默呢？从吕澎的《后记》中，看得出他已经开始厌恶对“前卫艺术”写作了。但这是一种情绪，学者总不能为情绪所困扰，总得写些有意义的东西。谈到写作，我想到了曹聚仁给我们讲的故事。曹聚仁的老师单不庵一生不敢轻易著作，原因是有顾亭林在前做榜样。据说，顾亭林写《日知录》时，“每有新见，必书之于册；假使这一新见，后来发现有人已经说过了的，便一笔抹去。有一年，他抹来抹去，只留下了一条；真知灼见，本来是不容易的”。
　　(《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吕澎著，湖南美术出版社二○○○年出版，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