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盗”来的县

　　朱志泊先生在《漫话古今地方行政建置》一文(《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中，谈到“当今很大一批修志工作者缺乏修志基本功”时，列举了五例进行论证。其中有一例史料的分析有欠客观，我觉得有必要摆出来讨论一下。
　　《高邮县志》第16页：“宋太祖开宝四年(九七一年)，高邮多盗，置高邮军。”对此，朱志泊先生的分析是：“高邮多盗”是蛇足之笔，高邮置县，与盗多盗少无关。但我看未必如此。
　　我曾读过一部《永安县志》，略知永安置县的缘曲。置县前，现在的永安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处“三不管”地带。明英宗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年)，农民领袖邓茂七发动沙县二十四都(含今永安上坪、九龙和三元区中村)、二十六都贡堡(今贡川)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城府，震动朝廷。第二年起义军被血腥镇压后，镇守福建都督范雄、刑部右侍郎薛希琏、巡按监察御史陈员韬先后上奏朝廷，以此地险远、难以控制为由，请另立县治，后被朝廷所纳。
　　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当年朝廷置永安县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所以说，朝廷是不会平白无故地花大量财力、人力去设县，一个县市的设置都是有其原因可寻的，要么是发展经济生产，要么是巩固其自身统治。当年高邮置县正是由于“多盗”，宋太祖为了加强高邮地区的统治力度，才下诏设置高邮县。
　　因此，“高邮多盗”是高邮设县的客观原因，并非蛇足之笔。我想，《高邮县志》的修志工作者并非缺乏修志基本功，他们不仅记录了高邮置县这一历史事件，而且还把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也一同收录进去，完善了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