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盛世的恐慌

　　孔飞力(Philip Kuhn)把“恐慌”作为一七六八年江南叫魂案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很有眼光的(《叫魂：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在一个传说是盛世的年代里，恐慌竟能像疫病一样在社会的下层和上层同时流行，这本身就极具意味。在这种恐慌的情绪背后，我们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毫无权力，征服性政权的神经脆弱，皇权和官僚系统之间的紧张，以及天人对应格局的粗疏。
　　每个阶层似乎都有恐慌的理由。
　　“叫魂”——偷盗他人的灵魂，首先就让人厌恶和恐惧。尤其当普通民众相信“叫魂”确实会发生的时候，这种恐惧更会加深。在传统的观念中，“招魂”是公认的有效行为。既然一个人在刚刚死去的时候，可以通过通灵者的呼唤来招魂，那么，一个有法术的人当然也可以通过窃取生人身上的物件来盗魂。这两者具有共同的观念基础。
　　谁拥有“叫魂”的能力呢？在十八世纪的基层社会，僧和道是最可能的人选。但那些固定居住于某一区域内的僧道是安全的，他们并没有“叫魂”的嫌疑，对于社区的其他成员而言，他们已是社区功能的一部分，通常，善意的“招魂”任务正由他们来完成。真正的危险来自游方僧道，他们游离于稳定的群体之外，普通民众既无法测知他们的意图，更无法控制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通灵的危险能力。这是恐惧的来源。
　　但这还不是恐慌。恐慌需要群体的动力。动力来自十八世纪这个传说中的盛世。社会的安定，收入的充足和人口的繁盛是“盛世”的标志，但在一片民丰物阜的赞美声中，有两个问题却足以令人警醒：经济的增长能满足人口的膨胀吗？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口毕竟已增长了将近一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会给人们的“安全”意识造成威胁吗？按照施坚雅的解释，中心地区和边缘区域已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
　　事实表明，在盛世的阴影中，贫富的距离在拉大，失业的人口在增多，社会的流动量在膨胀。无论是地区间还是阶层间，都充斥了满怀欲望的流动人口。人们对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失去耐性，他们越来越警惕地注视着出现于社区边缘的贫困的流浪者。那些异乡人，尤其是以游僧身份出现的异乡人，一旦和“叫魂案”相连结，潜藏于人们心底的恐惧就开始随风传布。
　　高踞于权力巅峰的皇帝在“恐慌”这一点上并不比普通民众好多少。与一般民众一样，他必须承认“叫魂”是可能发生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效力。承认这一点表明他认同人神之间存在沟通的可能。民众接受天人感应的关系仅仅是出于精神和现实生活的需求，但对于皇帝而言，这一点要重要得多，他的国家的合法性需要有天命作支持。
　　以武力作为基本手段建立起来的征服性王朝，必须努力用各种方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按照儒家的解释，“德”是最好的政权基础，能实现德治的王朝是理想的，也是不败的。判断德治的依据有两个，看天命是否存与，看民意是否归依。对于前者，测知的手段总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祭祀、占卜、嘉应、祥瑞等等都是必备的，它们充分体现着天人感应的规律，又能清晰地表明天命的意志，不过，它们的使用权和解释权只能属于皇帝本人和他下属的各级官吏。至于民意，最关键的一点是防止出现民意讻讻的情况，因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两者相互为证，民怨沸腾常常意味着天德的震怒。
　　皇帝似乎因此陷入了一个困境。对于他来说，人神交通是一个事实，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天命——天子”的联系将无法确立。但怎样才能确保人神交通的规则不被滥用呢？“叫魂”事件虽然恶劣，却是人神互通方式的一种。可以谴责它的恶毒，却不能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荒诞。更麻烦的是，“叫魂”会引起民众的慌乱，进而滋扰一地的秩序，产生“惑众”的结果。这比“叫魂”行为的不道德更可痛恨，当然也更危险。
　　在这些理由之外，“叫魂”案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受害人往往会被剪去发辫。这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发辫是满清制度的象征，发辫的存留与否曾是建国初年一段惨烈斗争的焦点，很明显，保留发辫就是表明完全臣服了满清，接受了满清的制度，这是形式上最简洁的说明。而现在却有许多人因“叫魂”案而丧失发辫，其中是否存在着叛逆的阴影呢？
　　皇帝的恐慌看来在所难免。那么，在皇帝和民众之间的官僚们的情形又如何呢？一开始他们并没有不安，他们并不轻信到处都有人“叫魂”的说法，他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民众的情绪，维持着地方上的稳定，并谨慎地向皇帝做一些汇报。但皇帝和官僚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皇帝认为涂抹是非，粉饰太平是官僚的本性，是他们利益的来源，他们总会隐瞒地方上各种对他们不利的事端，因此，绕过官僚系统直接过问重要的地方事件是必需的，建立一个秘密而有效的权力网络将直接体现皇帝的权威。“叫魂”案于是成为皇帝直击官僚体系的一个机会。在皇帝的步步追逼之下，官僚们不得不加紧对“叫魂”案的追查，案件蔓延的地域越来越大，为此被斥为失职的官吏也越来越多，“叫魂”案终于也使官僚们感到了恐慌。
　　在愈查愈多，愈多愈查的恶性循环之中，事情开始变得无法收拾，“叫魂”案件从浙江开始，由南至北波及十余省，大小数百名官吏被查办，真正的案犯和证据却仍飘忽不定。
　　最终的结局是令人疑惑的，事情并没有给出确定的说明就草草地收了场。在孔飞力看来，这正表明了事件结果的重要性超过了事件本身：“叫魂”的行为当然可能存在，但大规模的“叫魂”案则完全可能是人们观念、想像和言语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使得这些作用能够发生的重要因素正是“叫魂”案背后的各色人等的“恐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