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戏说”

　　弘农郡(河南灵宝)有一处地方名叫柏谷，开了一家客店。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一群人投宿，为首的是一位十八九岁的青年，器宇轩昂，还带着兵器。店主人疑心他们是盗贼，暗地约了一些青年人，准备捕捉他们。他们要饮料也不给，说，没有水，只有尿。主妇看情形不对，对主人说，不可冒失。我看这不是平常人，为首的人相貌和神气都很特别，又有兵器准备，你不要闯祸。主人不听。主妇把他灌醉了捆起来。约来的人都散了。主妇杀鸡做饭待客又道歉。第二天，客人走了。没过多少天，官府来人带这一对夫妇到京城见朝廷，他们才知道，那为首的青年客人是当今皇帝。
　　皇帝下诏：店主妇，奖赏黄金千斤，店主人，用做羽林郎，在近卫军里效力。
　　皇帝的赏罚是树威立信，不必说理由。说到做到，不讲空话，更没有谎话。若是说了不算，言行不一致，那就是“不信则不威”。威权、权威，没有信、少了威，权也要成为问题了。重要的不是道理，是效果，是对以后的影响。
　　这皇帝不是清朝的康熙、乾隆，是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这故事也不是小说、电视剧，是历史，记在号称从不说谎的宋朝司马光亲手主编的《资治通鉴》里。从汉到宋约一千年，从宋到现在又差不多一千年，两千年了，还像新鲜故事，像是什么《施公案》或者新武侠小说，或者竟是关于什么大官深入民间考察的报道。到了“天高皇帝远”的时候，主要人物换成清官、侠客，皇帝私访成为“戏说”了，不过模式没变。这里面的社会心理可不就是传统？中国老百姓一心盼的是天下太平，出现好皇帝、清官、侠客来打抱不平，为民除害，几千年不变。由此可见，历来社会上公平很少，强暴居多。人民求的是平、公。
　　汉武帝刘彻十六岁继承帝位，以后将他登基那一年定为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从此各朝代皇帝都有了年号，一直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上面说的是刘彻当皇帝后初期的事。这可以说是他亲自直接从民间选拔人才。拥护他的人有赏，看错了，把他当做匪人，想要害他的人也用，放在军队里管起来，以观后效。可见在他初登宝座后就开始注意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了。不过这一次他的本意不是访人，只是顺带发现了民间可用之才。他常常夜间带随从出去，自称平阳侯，在田野间打猎，糟蹋庄稼，受到百姓号呼辱骂。有一次还几乎被地方官抓去，由于显示御用物品，表明是特殊人物，才没出事。他常常这样在民间惹事，觉得不方便，于是沿路修行宫，后来扩大建立占广大土地的上林苑，引出一位奇人东方朔自称“罪当万死”，说这样做有三不可。皇帝就派他做太中大夫，赏赐黄金百斤，留他侍候在身边。皇帝打猎喜欢亲自追逐猛兽，又引出文人司马相如劝他不要冒险。皇帝也说好，夸奖他。可是照旧修上林苑、打猎，还让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这两位都是皇帝登基不久就“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时，从上书论时事得失的“以千数”的人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写文章，陪皇帝谈话，还得提不同意见，甚至说皇帝有错，就是所谓“讽谏”。皇帝对他们“以俳优蓄之”，作为艺人，有赏赐，但是“不任以事”，很少任用。有的人有职有权了，多半没有好下场。例如那位打柴读书休妻做官又被写进戏曲演到现在的朱买臣就是一个。史官司马迁为投降敌人的李陵说话求情而受刑还保留官职著述，又是一个。他自己也说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而流俗之所轻也”。文人受流俗轻视，有流传下来的名文可证：楚国宋玉的《答楚王问》、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东汉班固的《答宾戏》(俱见《文选》)、唐韩愈的《进学解》(见《古文观止》)。韩愈“不顾流俗”，“收召后学”，当老师，作《师说》，结果是“犯笑侮”，“得狂名”，因为“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见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选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老师、反“师道尊严”不是“史无前例”，破“四旧”、反传统，恰恰相反，正是继承千余年以上的旧传统。
　　命令地方官举荐“贤良”是从汉文帝时(公元前一七八年)开始的。到汉武帝即位头一年就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皇帝亲自“策问”。要求“对策”。问的题目是“古今治道”。原先就是博士的董仲舒作长篇大论答题，最后归结到“《春秋》大一统(以一统为大、尊一统)”，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丞相卫绾上奏章说，所举的“贤良”中有讲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后来所谓法家、纵横家)“乱国政者”，“请皆罢”，一律斥退。有学者讲理论，又有大官提建议，皇帝批准了。可是这不过是以后的“贤良”作应考文章都得引孔子语录作为指导而已。所谓儒术，意义模糊，皇帝喜欢的儒恐怕主要是尊一统，尊天子，定尊卑的言论。丞相只否定论实际政治的法家、纵横家，不提“黄(帝)、老(子)”，也还是得罪了爱好“黄、老”的朝廷，其中就有太皇太后。丞相卫绾随即被罢免。升官的又是几个好讲儒的。有个赵绾建议修“明堂”，还推荐他的老师申公。皇帝便派使者，备礼物和车马去迎接他。他到京城见天子时，天子问他“治乱之事”。他答：为治不在多言，只看“力行”。皇帝正在爱好文辞，听了便不做声，看他已有八十多岁，请来了，只好给个官做，让他去议论“明堂”、“巡狩”之类的事。哪知他的这位学生儒者赵绾胆大，讲忠不讲孝，竟敢去管不悦儒术的太皇太后，请皇帝不要事事请示这位老祖母太后，落得自己下狱自杀还连累别人。丞相、太尉同被罢免，申公也回家去了。这样的事在一千几百年后的清朝末年，康有为又照样演了一次，让光绪皇帝得罪慈禧太后，闹出政变，闯了大祸。汉朝的少年登基的刘彻可精明得多，不犯这类错误。那位崇尚老子的太皇太后认为“儒者文多质少”，也就是言多行少，要用“不言而躬行的”。这倒好像是和儒者申公的话相仿。可见那时对儒、老的了解和后来的不全相同。不过儒生往往爱谈论时务，又不识时务，这倒是古今相通的。
　　汉武帝即位时离汉高祖建国(公元前二○六年)已有六十五年，经过吕后、文帝、景帝的统治，需要巩固大帝国的政权，治国者要有周朝初年周公制礼那样的创新精神和才能。秦始皇用武力统一六国，创下大帝国的规模和政权，建立了金字塔式的、由最高的皇帝层层控制到最下层郡县的政权统治的结构，但是缺少可持续的运行机制。事实证明，用武力可以夺取政权，单凭武力不能长期巩固政权。陈胜就是军人，在军中起义推翻秦朝。由汉文帝、景帝的历史经验，可知政权的力量出于人。人是活的，制度是死的，由人而变化。必须有一套选人用人的机制。文帝开始了选(拔)举(荐)、策问(考试)的试验。武帝大加发扬。地方官举荐，本人自己也可以上书皇帝，都由皇帝亲自面试、选用。元朔元年下诏说，地方官不举荐“贤良”的有罪。举荐的不合格，或是举了坏人，当然也有罪。这样的选拔、举荐、征召、考试、上书献策自荐，然后由最高峰皇帝钦定去取，从汉武帝开始，到孙中山主张设考试院，形式虽有变化，制度模式早已成为传统。十九世纪英国统治印度时居然学习中国，设立印度文官(I.C.S.)考试制度。其目的就是培养代理人。据说当时英国议员麦考莱说过对殖民地任用当地官员的理想要求：人不是英国人，但是思想、言论、行为都是英国式。不过英国仿效的仅仅是那种统一塑造人才的模式。汉武帝的这一创举，集合了周文王访姜尚以来的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又经过他几十年的亲自实验，包含着很多内容，绝不仅仅是科举考试。后来的统治者也不是个个完全懂得和运用其中的种种奥妙。他们也有适应新情况的新形式，但精神照旧。例如：秦设博士官，汉继续，收博士弟子办太学，一直传到清朝的国子监，但这些虽有时繁荣，学生多，仍不能算是培养人才的机构而是特殊衙门，博士是官。办教育从来就不是政府的职能。政府的任务是定方向引导、管理、监督以及主持考试定去取。至于选拔、任用文武官吏也不是只靠科举这一条“正途”。做官的道路多得很。朝廷用人的方式复杂多变，状元宰相很少。
　　得到官府选拔，朝廷征召，照说是好事，可是也不一定。有名文《陈情表》为例。作者李密，西晋人，曾在蜀汉做官。到晋朝又被推荐、征召。他不去，上了这一篇“表”，讲道理，带感情，用的是古时的大白话，不是骈偶体，成为流传下来的名篇。唐太宗主编的《晋书》将此文收在李密的传里。《文选》、《古文观止》、《古代汉语》都选了。现引其中叙述举荐、征召的一段如下：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祖母)病日笃；欲苟徇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这哪里是请客？分明是抓人。地方官举荐，可以辞。皇帝要人，赏官做，又怕嫌官小，随即升官，要去侍候太子。还能抗拒吗？实在是狼狈。于是做出了这一篇《表》。先扣大帽子：“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晋朝篡魏，不能提倡忠，只能号召孝。说自己是为了尽孝，离不开祖母。而且“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还有，“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祖母活不久了。再说，“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声明自己知道身份是俘虏，不讲守节，赏官一定去做。请皇帝放心。这一番话竟使朝廷放过了他。皇帝说他孝。《晋书》把他列入“孝友”一类。现在看来，他的真心也许是怕这时自己名气太大，朝廷希望过高，侍候太子实在太危险，过些时，火候低了，再说。果然，他在祖母死后去就职，就不那么受重视，不久便离开太子去做地方官，再以后因有人揭发他口出怨言，被免职回家了。西晋终于由于“八王之乱”争王位而亡国。大文豪陆机只因被一王重用做大官，以后被处死。他为司马王朝殉葬，实在冤枉、可惜。李密仿佛是有先见之明。这《表》不仅文章好，效果更好，成为名篇并非偶然。
　　这样，在科举、考试以外，加上推荐、征召，真好像是要网罗人才，一个不漏了。可是漏网的大有人在。从汉朝征“贤良”、“孝廉”、“秀才”到清朝征“博学宏词”，总有逃避不肯应征的。这些人到哪里去了？远自传说中的许由和《论语》里记的孔子时代的隐士起，到清乾隆时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不应征“博学宏词”，连秀才也不做了，跑到南京去挨饿、受穷，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逃名的，当然也有像姜太公、诸葛亮那样终于被请出来做大官的。还有考不取的人才，如作《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另有各种出路。出格的就做了吴用，帮助宋江造反。这里讲的都是文人，武将另案办理，情况不同。总而言之，要想把真正人才一网打尽，好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