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生活在“别外”？

　　为免“抄袭”之嫌，我得坦白，这个被我用标点符号篡改了的题目，是我从米兰·昆德拉的一本书上抄来的。可昆德拉坦白说他是从超现实主义大师安德列·布勒东那儿抄来的，布勒东又是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瑟·兰波那儿抄来的。一九六八年五月，我们这儿搞文化大革命，闹“红海洋”的时候，法国的大学生们也戴起红袖章和政府对垒，曾把“生活在别处”当做口号，激动而愤怒地涂抹在自己校园的墙壁上。现在回头看去，当时的中国和法国相比，简直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看了德里达和福柯对“五月风暴”的体会和论述，就更觉得两者间的天壤之别。)可是当时地狱里的人们想的是，“要解放地球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天堂里的人们竟然羡慕地狱里的人可以戴起红袖章“砸烂一切旧制度”。这个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的双方的误会，倒是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们都不满足于眼前的社会和生活，都把理想的眼光，或者以为可以实现的理想的眼光远远地放在了“别处”。如今，时过境迁，法国还是法国，中国也还是中国，那个当年叫人热血沸腾的“别处”非但无处可寻，反而在“解构”的眼光下变得支离破碎，有人或者干脆把它兑换成一枚亮光闪闪无所不能的金币。一个世纪的百年风雨把一句诗变成一个“主义”的宣言，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口号，变成一个自嘲的故事；现在，又把它变成电视机里，和各种各样的印刷品里的“现实”。这种被用广告方式表达的“现实”有人把它叫做后现代。“别处”去不成，而生活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我们这里，文革浩劫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中国从此走上市场经济，不可逆转地汇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之中。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是福柯和德里达们对现代化的合法性，甚至对西方文化价值合理性的全面质疑。“生活”和“别处”在新一轮的历史替换中，再一次把我们和他们放在了截然不同的层面上。我们向往的“别处”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们正在扬弃的“生活”。而他们向往的那个“别处”，也根本不可以简单地拿来当做我们的“生活”。我们切不可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切不可再以为都戴上红袖章就革的是一种命，也切不可以为都穿上了“皮尔·卡丹”，就都得一起操心“后现代”的焦虑。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天堂”里的俊男靓女们，非要脱下西装弄一身磨旧了的水洗布穿在身上。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在典雅辉煌的巴黎市中心，建起了“肚肠主义”的蓬皮杜展览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后现代主义”思潮所颠覆、质疑、建立的那一切，有怎样特定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的内涵。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那些在中国挥舞着“后现代主义”的指挥棒，命令大家齐步走的事情是多么的荒谬和滑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在中国搞文学和搞艺术的人们，如果真的要想“先锋”，就该先弄清楚自己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而先锋。怕的就是不懂装懂，拿着中国当法国来“解构”，拿着美国当中国的“文本”来“解读”，然后，再指责别人的“后殖民心态”，指责别人的“文化冒险主义”。
　　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这一次历史终于使得我们有机会不再被热血沸腾所迷惑。在挣脱了那张“纲举目张”的阶级斗争的天罗地网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不再以革命和道德的对错来修剪历史的需要了。我们也终于可以不再以谁的理论最新、最时髦来确定真理的晴雨表了。流出来的鲜血在可以让人痛苦的同时，也可以洗清人的眼睛。否则，中国人流出来的那么多的鲜血就真的会丧失了意义。那才是最最可痛苦，最最可悲哀的悲剧。但是，不管有多少悲剧，和因为这悲剧而来的更多更强烈的对现代化的渴望；我们也不能只把现代化理解成是经济奇迹加上广告和现代传播媒体的铺张和运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早就是大大的现代化了。而纳粹德国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全部质疑、颠覆和批判的依据和出发点。以西方文化那样深厚的民主制度的传统，尚且未能避免的灾难，凭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古老文化又何敢稍稍掉以轻心？更何况，文革浩劫的教训就在眼前。我们怎么能够刚刚搞了两天改革开放，就忽然喊出后现代的“文化狂欢节”这样轻浮乐观的口号来哗众？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解构”了旧有的文化价值，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建立了新的文化价值，就值得我们“狂欢”起来了？难道真的忘记了自己的“生活”？难道真的忘了脚上还套着的锁链？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两个刊物的名字，似乎对于我的论题有点特别的意义。在美国有本很有名的杂志叫《幸福》，这本杂志上最有名的一个专栏就是每年一度的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们排队。这支站在“天堂”里的队伍年年有变化，而且变化得很有些戏剧性，也就年年都在吸引着世界上无数仰视的目光。在中国有一本刚刚创刊一年多的综合性杂志叫《生活》。打开这本印刷精美的杂志你会看见：《纽约时报书评》的排行榜，伦敦“酷”起来的新景致，巴西车手塞纳是怎么死的，股票市场上的“牛”“熊”转换，再加上“环球要刊速览”“地球村观察”等等这样一些镜头扫描式的栏目，你真会感觉到编者几乎想把整个世界给你端到面前来的心情和魄力。但是这本杂志上最吸引我的内容常常还是那些和中国有关的故事，比如“巨人”集团惨遭挫折的经过，比如“中国摄影家的悲哀”，比如“中国足球的成长和失利都离不开撒娇式的环境”，比如关于无锡市那场震惊全国的集资诈骗案的始末，等等等等。不错，别人已经现代过了，也已经“幸福”过了。而我们却不过刚刚从暴力革命的血腥中抽出一只脚来，我们才不过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根本，这根本是一项关乎十二亿人的生命是否能够幸福的大事业。任何妨碍这个进程的体制和因素都早晚要扫除，早晚要改造。又因为旧有的一切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这扫除和改造来临的时候，就会有千丝万缕的切肤之痛牵扯到我们每一个“自己”。这很艰难。但我们只能从这个艰难的根本出发。从这个根本的生活出发，我们或者终会有一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别处”。到那时，我们所到达的也只是自己的“别处”，而不是任何一个别人选择的“别处。到那时，已经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也还是会不满意，也还是会从自己的生活中抬起眼睛来，张望着另外的一个什么“别处”。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条叫做历史的虚线。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八日于太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