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称《鸿》为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回忆录，更为妥帖。虽然作者张戎还没有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但补上她外祖母和母亲的经历，已足够写下一部近、现代中国妇女的不幸史了。有不少人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还要去重温这些旧梦干什么？真是骸骨之迷恋。不过中国人也有句老话，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忘了过去，我们也过不好当前的日子。如果我们不给过去以必要的在我们心智中的回忆，则当这些过去时期的幽灵，重复降临人间时，我们势必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难道我们还指望重复过去的噩梦吗？难道我们还想再一次在白色恐怖下作顺民吗？难道我们还预备再经历一场无法无天、愚昧残酷的生活吗？
　　不，我们已吃尽野蛮荒诞的苦头了，我们宁愿再不要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科学、进步的生活，为了我们自己的后代，也为了人类的未来。那末再回头看看我们是怎样从这段黑暗历史的险途上走过来的，那就完全成为必要的了。
　　有人说中国人是善忘的，又有人说中国人记善不记恶，也有人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你爱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现实的梦，却说明这张纸早已不是白的了，它沾染着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残迹。只有在这残迹上披荆斩棘建立起正常的现代生活，这张纸上才能显现出新的满有希望的图案。否则像革文化命时，这样无法无天的鏖战传下去，前途只有毁灭的一条独木桥。我们不是曾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吗？所以我们说不能忘掉过去，因为历史教训是不能或忘的；人们忘了它，必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报应。六、七十年代的无法无天，难道不是五十年代抓人为的阶级斗争的报应吗？八十年代的社会不安宁，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时的动乱种下的恶果吗？
　　张戎的外祖母出身在一个小军阀旧官僚的家庭，父亲名杨瑞生，母亲只有个“二丫头”的混名的东北义县人。杨瑞山惯于巴结上司，钻营得利，“二丫头”则只知把女儿缠成三寸金莲，以便能以此出名，嫁得好夫婿。果然后来她的女儿杨玉芳(张戎的外祖母)被她的丈夫作为一份厚礼，送给了大军阀薛之珩当了一房姨太太，整整过了六年的变相幽囚生活，一直到军阀薛之珩断了气，她才得到自由，以男欢女爱的方式再与当地名医夏大夫结婚。可是夏大夫的儿女不承认这件婚事，夏大夫的儿子甚至以死作，夏瑞堂大夫不得不分散家财给子女，自己与张戎的外祖母弃家到锦州，靠医药谋生。从此夏大夫与外祖母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张戎的母亲名夏德鸿，不是夏大夫的亲生女儿，但受到了正常的教育，以后嫁给张守愚(原名王愚)，这就是张戎的父母。
　　张戎的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徒步到延安，受到革命的锻炼。而德鸿一家则流徒在东北及华北，受尽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但在解放战争在当地(朝阳)作拉锯战时，父亲被派到朝阳一带打游击，母亲则在学校中参加学生运动并从事共产党外围的地下活动。一九四九年锦州解放，父母结婚，离锦州到南京，辗转随解放大军入川，在宜宾从事地方工作，一直是宜宾专区及四川省的领导干部之一。
　　一九五二年张戎出生，十四岁时就碰到“文化大革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后下放到喜马拉雅山脚从事农业劳动。做赤脚医生，以后进工厂，当过电工、铸工，一九七三年作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考入四川大学，在该校英语系毕业，留校作助教，实际则还是下放在农村里从事体力劳动。一九七八年考取公费，被派到英国学习。一九八一年定居英国，一九八二年得英国约克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英国大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现在伦敦大学东亚及非洲学院任教。
　　在革文化命时，张戎的父亲先是工作组成员，主持基层运动，以后随着运动的转向，他被列为党内走资派，受到斗争，并被隔离审查。张戎随母亲到北京上访，得到陶铸的援手，终于被释放。一九六七年，父亲又以党内走资派而被打倒，各处游斗，受到残酷的非人对待，以后又上书批评毛主席并不同意运动的斗争方法，被造反派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刑及不人道的待遇。母亲到北京见到周恩来总理，得到释放。但这时父亲也成了个精神病人了，病愈后被送到边远山区劳改。一直到林彪死亡后，才于一九七二年被释放，最后于一九七五年病故，文革后始得到平反昭雪。
　　张戎自己的经历也不寻常，他于一九五八年入学读书，五九年到六一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时，受到饥饿的考验。一九六三年成为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十分活跃，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简直成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一九六六年参加了全国串连，并受到毛泽东在天安门的接见。通过到各地的旅行，对运动逐渐发生了疑问，狂热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了下来。串连后回到四川，因父母被打倒，成了黑五类，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感到幻灭而苦恼。
　　在英国得博士学位后，张戎一面教书，一面开始写作关于她的一门三代女性的不同遭遇和父亲受难的回忆录。《鸿》出版后，受到英美读书界的好评，如《伦敦书评》的皮尼洛普·菲兹杰拉德评说，这是“一本罕见的书，张戎不愧为天生的说故事人。他用有节制的语调叙述了那些差不多不能令人置信的故事。”英国《星期日独立报》的马丁·艾密斯则说“《鸿》使我成为一个五岁小孩。这是本家庭回忆录，广延到最最使人不能忘却的社会历史。”英《新政治家》的卡罗林·摩尔海德评为“一个特殊的故事，一个可爱家庭的家世小说，其背景则是这世纪少见的混乱与死亡。《鸿》讲的是人们如何对抗那些不能想像的事实，如何不顾恐怖而保留一己的人性。这是本出色的书。”而美国的《洛杉矶时报》爱德华·勃尔则谓“中国家庭一家三代女儿的家世小说，比《皇朝》一书更多的家庭戏剧，比任何恐怖影片更为强烈，比《小陶丽特》更为伤心的悲剧。许多人物成为恶棍，比巴尔扎克式的风土画尤为冷酷；张戎使我们来到一个世界，那里的人毫无安全可言，突然崩溃，受酷刑与暴死成为可能，这一切被视为明日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人们从来没有读过一本这样的好书。”就是因为书评家的这些称颂之词，使这本书获得了一九九二年美国NCR图书奖。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似乎他们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噩梦，回到了那个不能令人忘怀的恐怖世界。这个噩梦的流毒，至今我们还能从社会上恶结的暴行中看到，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值得翻译成中文，因为重现了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
　　Jung Chang，Wild Swangs：Three Daughtens of China London，Flamingo，696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