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标号之后的挖掘

　　一九八○年，程千帆先生在谈学术创新时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金诗方面的著作，真正研究金朝人的诗，顶多只是偶然有人写文章谈到元好问……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那就是你在文学矿藏的地质图中某个空白点上，标上了一个记号。”此后的二十年间，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观。金代文学研究早已不是空白，张晶《辽金诗史》、周惠泉《金代文学论》、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等著作先后在这一空白处插上一个个显眼的标号。但在这些标号附近，仍有一些空白，在这些标号之下，更有丰富的矿藏，值得深入挖掘。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就是一部标号加开采的力作。
　　先说标号。研究文学的人都知道，苏轼对金代文学影响特别大，清人翁方纲有“苏学盛于北”之说，研究它，不仅有利于弄清金代文学发展中的这一重要现象，弄清苏轼接受史的有关问题，还关连到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意义可谓不小。但究竟如何，却从未有人论及。金亡之后，元好问编纂金代最重要的诗歌总集《中州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长期停留在《四库提要》的水平上，对它的编纂过程、编纂体例、文化意义、流传和影响等问题都相当模糊。元好问还编纂了现存最早的唐诗七律选本《唐诗鼓吹》，它的真伪、编纂动机、诗学背景等等问题也一直无人问津。这些说起来还比较重要、并不算多么冷僻的区域居然是研究的空白，是多么的令人遗憾！作者涉足这些空白，树上标号，显示了他的眼光。可贵的是，他并不以圈地为目的，也不是浅尝辄止式地画画符号，而是切切实实地开发。作者在这些空白处深挖博采，理清了许多问题，收获也很大。
　　次说开采。在空白处开采，相对容易，只要有矿藏，就不会空手而回。而在原有矿井特别是前人废弃的矿井中再想淘金，却很困难了，有的甚至可能就是淘空的废井。而这只有在自己深入下去以后，才能看个明白，才能选准目标。这意味着必须要多走些弯路，多耗些精力。学术研究是累积的，要想站到前人的肩上，花些力气是不可避免的。金代文学的基本情况、金代文学的成就各家论述较为详细，而它的价值、地位却不够明了。因为其成就、其特色无论如何不能与唐宋相比，也不能与元代文学相比。作者超越前人以风格论特征、以成就论地位的传统思路，将它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与前代文学相比较，挖掘它给后代文学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其结果竟然发现处于宋元之间的金代文学具有匪夷所思的源头意义。如长期荒芜的北方文苑的改观是由金代起步的，奠定少数民族文人在汉语文学中地位的也是从金代开始的，元代诗文和杂剧更是溯源于金代。这样一来，它的价值立即就显现出来，它的地位也就非同一般了。即使是学界的热点，作者也能有所发明。辛弃疾早年在金国的师承关系，见载于《宋史》，却被当代学者所怀疑和否定，但拨开重重迷雾之后，稼轩师承蔡松年之事，仍斑斑可考，清晰可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论者如云，但通过“以元注元”(郭绍虞语)甚或“以金注元”，仍能透过一层，推进一步，化解诸多疑点；王若虚猛烈攻击黄庭坚诗歌，不遗余力，世所共知，其实质则是豪杰之士有感于现实的意气之争。诸如此类，皆发前人所未发。
　　一本书，既有标号，又有开采，足矣。
　　(《金代文学研究》，胡传志著，安徽大学出版社二○○○年五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