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漂泊的命运

　　在这个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一般读者私下交流的快感是不能发出声音、被聆听并被看重的，只有介入学术界乃至决策层的争议之声，才不致沦为“空白书页”的“隐性文字”。长期以来，农民问题在中国读者中的反思与讨论，就属这种隐性文字。或许，《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出版会成为将此隐性文字转为显性话题的一次转机。
　　应该说此书带来的学术上的震撼(如它注重“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以生活研究法记录小百姓的生活故事等，并由此鼓舞了社会学上“芝加哥学派”的成长壮大，也吸引了美国移民史学家的眼光)，在它出版八十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历史；甚至可以说，在经历了急剧的现代化变迁的西方世界里，它的影响也成为历史。但对眼下正处在这种变迁中的中国却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我认为此书的贡献是由此把我们带入反思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界域。今天，受现代化影响而离开土地的中国农民，开始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意义及社会规范产生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感到自己无根，没有归宿。简单地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一群漂泊的心灵、失落的个人。这种漂泊感，由百年前的波兰农民一路漂洋过海植入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在向现代化转型的意义上，一百年前波兰农民在欧美遭遇的命运与今天中国农民在离开乡村进入城市遭遇的命运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在史学家们看来，美国社会是个“大熔炉”，因而移居的波兰农民似乎又较为幸运——他们的心灵在经历几代的漂泊终于融入了美国社会，并形成独立的移民社区。
　　在中国，从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中国人主动的、自觉的通过改革，调整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关系谋求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八十年代末，由此带来的生产力释放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近两亿剩余劳动力约有五千至八千万人处于流动状态，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跨地区流动的约有二千至三千万人，有五千万人进厂求职。在农民的流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流动大概就是所谓“农民工”的入城直到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对中国城市的冲击。他们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漫游，寻求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步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宗族、家族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但这个过程却充满了无奈、叹息与尴尬。一九五八年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现行户籍制度由此正式确定。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强化并通过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供应制度、住宅制度及教育、就业、养老保险、婚姻、生育等城乡分割的具体措施，把公民划分为两大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农民无缘和城里人一样享受上学、招工优先，免费住房及各种福利待遇(如公费医疗、劳动保险、离退休等)，农民的自由流动有名无实。因而可以说，建国后中国农民名义上获得的平等政治地位，实际上无民主议政之实，更无工农平等之实。用户籍制度、公社制度将广大农民阻隔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从而整体上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是建国后的一个战略性失误。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在大的方面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作为西方的世界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人为的机械过程。在自然城市化过程中，与现代化相关的一系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社区管理等同步成长，为美国在一八八○——一九一○年接纳大约二百万迁移的波兰农民提供了基础。其二，进入移民地的波兰农民随之进入了一个较为规范有序的社区管理系统，从而使自己在身份上迅速实现了由农民(peasantry)向市民(citizen)的转变。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历程看，这是规律。而在中国目前的农民流动中，众多的民工像候鸟一样春来冬去，命运对他们而言，始终处在漂泊之中。这种分散的、无序的民工队伍，在输入地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被当地管理部门纳入现代化生产者的训练范围，因而他们很难转化为训练有素、有技术、具有现代性观念的工人队伍。因此，从政策到具体措施上限制农民在身份上向市民的转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学者曾做点睛之笔，指出：现有的农业问题在农业之外；现有的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也许，正因为在中国农民问题还是隐性问题，当前我们对农民问题的思考仍是“自上而下”的，即关注的是农民的身份、政治地位、工农平等，等等，而无法像《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那样“自下而上”地来书写历史：关注他们的生活故事、悲欢离合……但可以肯定，该书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农民提供一些路径：
　　其一，进入美国的波兰农民几乎有一个共同的上帝信仰的宗教背景，从而成为他们聚居、相处及社会整合的精神力量。而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农民那里，他们恪守的中国传统道德训诫及对社会秩序认可的宗族理念在面对快节奏、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挑战，将做何衍变？这里不但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宏观叙事，也涉及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农民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世界的变迁的问题。
　　其二，农民工输入地该通过何种有效的社区、行政管理，把分散、无序的农民转变为一个现代生产者，并关注他们的伦常日用，实现他们身份的转变？
　　其三，浙江村、河南村等等这些在大众媒体频繁出现的名称，习惯上指具有相同籍贯的进城打工者聚居较集中的地区，它隐含的文化意义无外乎是指一群家在农村的、在城里漂泊的农民聚集地而已。但这些现代“村落”内部的社会成员如何相互关联？与外界又如何交往？能否逐步形成新型的社区？
　　其四，春来冬去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力，他们抛妻别子，长期过着没有家庭情趣的生活，如何理解他们在外的情感世界乃至性的需求？
　　如此等等。这些与我国的社会转型、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应成为农民问题思考的对象。而一旦我们的农民问题研究整体上进入到这些微观视域，那么农民问题就不可能是“隐性文字”。也许那时农民道别漂泊的命运也为期不远了。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美]W.I.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茨基，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二○○○年三月版，19.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