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成者王侯（之一）

　　与其说这是新加坡的一个故事，不如说新加坡隶属其事：把个人经历等同于其国家的经历难免涉嫌夸大其词，但就李光耀来说却并非全然不合情理。作为地理概念，新加坡在李光耀之前已经存在；不过，我们今天通常所指涉的新加坡则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李光耀的形象塑造的。这位前总理“最早最生动”的童年记忆可以说别具深义，格外对应于他成年期事业的本质。小哈瑞·李(即Harry Lee。直到开始以其中文姓名取悦华裔选民以前，他都是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被父亲拖曳而走，父亲抓着他的两只耳朵，把他悬在井口上。这惩罚是因为他动用了老李先生最喜欢的一罐好吃的。哈瑞的耳朵居然没被拉掉，也可算得上是个奇迹。这一经历从此留在他的脑海。这个挥之不去的印象顽固地困扰着他，因为他原本是个以经得起折磨为自豪的人。不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从《科学的美国人》这类书里边，他了解到，“疼痛和震撼在人脑里释放出神经肽酶物质，将新经验的印迹载入脑细胞，使这一经验得以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保留在记忆中”。
　　我们资政先生的回忆录特别令人回味之处，还在于他讲述所有这种小故事时，不带一丝自嘲或幽默。李光耀以一种工程师的作风撰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其国家的建设；他的原则永远注重在技术性——他的生活，他的国家，甚至具体到这本书，如他对读者坦言，也是由九个助手协作，在电脑上打出来的。毋庸讳言，这位工程师是个攻克堡垒的大师。据他本人口述，他自己及其国家的建设都是基于严格的纪律，辛勤的汗水，以及对惩处的异乎寻常的偏爱。他的回忆录也是以同一方式制作的：“我主要的写作都是夜间在电脑上不间断地完成的，都是在白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好几个收到我初稿的年轻人问过我，我的电脑计时设定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文件的改写时间常常显示为早上三四点钟。我都告诉他们那时间没错。”
　　对惩罚，尤其是对施诸他人之惩罚的偏爱，也许是李光耀令世界上许多保守派政治家感到亲切的因素之一。他的回忆录封皮上包括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亨利·基辛格的阿谀之词。不过，以社会主义者起家的李光耀，也确实抓到了一些左翼里的温和派，像托尼·布莱尔和海尔曼·施密特，也加入了喋喋不休的吹捧。“世界领导人”的要言摘录无一例外地夸赞着李光耀的杰出智慧。乔治·布什相信他是“本世纪真正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雅克·希拉克倾倒于他的“天才”。撒切尔夫人则认为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一个小小的亚洲城市国家的前总理，怎么会获取了这样巨大的荣耀呢？一种解释可以说，在亚洲，他是惟一的一位政治家，其英语表达能力比大多数的历届美国总统还要强。不过，这理由并不足以解释李光耀现象。毋宁说，把右派和左派领导人拉到一起的是他们对新加坡的赞叹，叹赏新加坡所自矜自夸的那种严厉秩序与辉煌繁荣的结合。李光耀建设的这个国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富裕，却似乎保持了秩序井然，并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社会那些无所不在的麻烦：没有毒品，没有喧哗的示威，没有绯闻，没有依赖社会福利的单身母亲，没有不守规矩的学生，没有族裔冲突，没有多少违法犯罪，而且，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居然没有任何政府以外的反对派。
　　所有这些问题，不管是在什么程度上，都不会浮现到表面；那表面上的，就是造访新加坡的贵宾们从他们奔驰牌豪华轿车的窗口所能看到的一切。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表示他们挺满意。一而再，再而三，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李光耀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PAP)。一九九九年二月，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季顺远博士(译音：Dr.Chee Sun Juan)，一个少数派民主党的领导人，因为在市中心发表了并不刺激的演说，立即被当局拘捕。很多新加坡人认为，他真是愚蠢，哪里就轮到他说话了呢。有个在金融咨询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对一位记者说：“政府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他(Chee)说的都是人民行动党的阴暗面。可是你不能不承认，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我们的生活相当不错。”
　　这样看来，李光耀的新加坡可以很方便地归类为一种专制下的天堂，一个整洁、富裕、学生讲究、校园绿遍的寄宿学校，有充分的新鲜空气和体育锻炼，由一位出色而严厉的纪律训戒者建立并管理，他从不放下手里的鞭子，而且，他从来没犯过、也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个和谐繁荣的模式如今已经成了某种亚洲特殊性的代表，代表着据说是典型的“亚洲价值”。李光耀在他自己的演讲中曾经提到过这个说法，不过，主要的阐述发扬工作还是留给政府各机关和外事部门的文书们去做了。凯绍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一个国际研讨会表演场上的常客，新加坡现任驻联合国大使，就是其中的一位。《亚洲人是否会思维？》，这么个奇怪的书名安在了他最新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上，他自己的一张大照片，一副沉思状，罩住了书的封面。马布巴尼在有关思维方面可算是个专家了。这个书名取自他发表的一个报告，那是一九九七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思维问题国际研讨会”上。
　　马布巴尼坚信，西方在亚洲以及别的他仍然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区提倡民主、人权、出版自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确实，尽管自己也承认尚未得到证明，但他认为很可能有“一种因果关系存在于一个过于放肆的自由媒体和一个日益失效的政府这二者之间”。他引用美国政府的债务作为例证之一。最近印度的某些社区暴乱也给引来，算是另一个例证。只是事实上，恐怕是印度媒体坚持真实报道所有事件，才协助了冲突的平息。不管怎么说吧，他告诉我们“政治公开性”不是观察亚洲时的“关键因素”。马布巴尼把亚洲价值定义成下面这几条：“忠诚家庭制度，服从社会整体利益，节俭，以保守态度对待社会习俗，尊重权威。”
　　读者有理由问，这些东西不就是保守主义的那一套吗，有什么必要冠以“亚洲”呢？读者甚至会猜想，在哪些亚洲都市社会里，这些东西会是有目共睹、不证自明的：是曼谷，上海，雅加达，还是孟买？何况读者可能并不同意马布巴尼的意见，比如他声称“西方”正在“要求”亚洲实现民主。要是西方真的愿意而且能够坚持这样的要求，这世界说不定倒比现在要好一点了。
　　事实是，提出这些要求的正是亚洲人民。只不过不是马布巴尼眼里的亚洲人，不是他所谓的“亚洲的头脑”；据他说，“亚洲的头脑”们要的并不是民主，只是“好政府”。说得不错，谁不愿意要个好政府呢？问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专制者们最近运气不佳。他们或者是——在群众性压力下——被更加民主的政府形态所取代，或者正在崩溃边缘，在晚期腐坏状态。其中的例外倒确实是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仍然以它自己严格管束、充满威慑、非自由的方式，繁荣地一路活跃着。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证明的是，这一例外和它鼓吹的“亚洲价值”没什么太大关系，有关系的是其国土和人口的微小，是它的历史，是它所承继的社会体制与机构，以及塑造它的那个人的特殊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