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领袖与思想家

　　十一月三日，在德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一九八九年的这一天，柏林墙先是洞开，继而轰然倒地，从而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始。德国人可以不把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日子当回事，也可以不把“二战”后的所谓建国放在心里，但却不能不看重十一月三日这个充满泪水和欢笑、痛苦与希望，当然更多地还是历史机遇的日子。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在布兰登堡门前举办的那场声势浩大的音乐会就是最好的证明。音乐会自始至终弥漫着低调的欢乐情绪，让人时时感觉到历史变迁的沉重，体会到日耳曼这个背着凝重脑袋生活的民族对于“思”的迷恋；同时也告诉人们，十年时间，对于德国的统一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意味着德国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完美和谐。
　　可是，在这场音乐会中到底还是有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无论是政界要员，还是普通百姓，或是青年男女，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都众口一词，纷纷强调欧洲友好邻邦在德国统一方面的功绩，强调德国统一不仅仅是德国的事情，更是欧洲的事情，不会给周边带来丝毫威胁，而会有助于欧洲的繁荣和稳定。
　　我们当然很能理解本来并不善于作秀的德国人的心理，毕竟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的伤痛记忆太深太深了，非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忘记的。德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个外国人在别的国家被杀，至多是一桩正常的刑事案件，在德国肯定是一个政治事件，谁让我们的历史太不光彩呢？”德国人对历史的自觉和反思让人感动和佩服，起码比那些犯下了滔天罪行却拒不认账的民族要让人容易接受一些。
　　说起反思历史，迄今为止，围绕着两次战争的起源，特别是对于纳粹帝国的兴起和历史，各种研究可以说已是洋洋大观。“二战”之后，德国的“非纳粹化运动”也是比较彻底的，和我们当年搞政治运动不相上下，人人都要接受审查，个个都要学习表态，最后确定是否过关。纳粹时代的“桂冠法学家”施密特(Carl Schmitt)因为拒绝合作而被终生隔离，从而使“施密特与纳粹”和“海德格尔与纳粹”一样成为历史公案。
　　学术界对于这类公案的诉讼可谓历久弥新。最近，欧美学界的“施密特热”就是一个明证，可惜，人们似乎过于注重个案，而忽略这些个案背后隐藏的更大的问题，这就是，极权体制之下，领袖与思想家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难道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在高压之下向领袖臣服的吗？如果不是，思想家为何轻而易举就失去了他们的理智的头脑，而向一些甚至充满流氓地痞习性的所谓的领袖认同呢？
　　我们不想把话题扯远放大，还是具体来看德国纳粹时代。据有关资料统计，纳粹上台前后，公开声明加入的够资格的思想家就有近百人，这其中还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比如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莱纳德(Philipp Lenard)和斯塔克(Johannes Stark)，教会法学家黑克尔(Johannes Heckel)，历史学家莱纳特(Hans Reinerth)，日耳曼语言文学家诺曼(Friedrich Neumann)，神学家希尔施(Emmanuel Hirsch)，艺术史家平德(Wilhelm Pinder)，以及作家宾丁(Binding)、哈尔伯(Halbe)、科尔本海尔(Kolbenheyer)，音乐家佛特魏因格勒(Wilhelm Furtwaengler)、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等。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我们不妨把有关统计名册引录下来(请注意他们的“入党时间”)：
　　一、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之前：
　　赫尔曼·贝克(Hermann Baecker，1932，7，1)
　　恩斯特·贝格曼(Ernst Bergmann，1930，7，1)
　　沃尔夫岗·克莱默(Wolfgang Cramer，1932，5，1)
　　卡尔·奥古斯特·艾姆格(Karl August Emge，1931，12，1)
　　汉斯·格隆斯基(Hans A.Grunsky，1930，6，1)
　　海因利希·哈瑟(Heinrich Hasse，1933，1，30)
　　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1932，1，1)
　　弗里德里希·利普修斯(Friedrich Lipsius，1932，2，1)
　　君特·卢茨(Guenther Lutz，1931，4，1)
　　沃尔夫岗·舒尔茨(Wolfgang Schultz，1932，5，1)
　　赫尔曼·施瓦茨(Hermann Schwarz，1923)
　　二、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五月一日：
　　阿尔夫莱德·鲍伊姆勒(Alfred Baeumler，1933，5，1)
　　凯·冯·布洛克道夫(Cay von Brockdorff，1933，5，1)
　　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33，5，1)
　　威廉·格莱伯(Wilhelm Grebe，1933，5，1)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33，5，1)
　　海茵茨·海姆索特(Heinz Heimsoeth，1933，5，1)
　　汉斯·海泽(Hans Heyse，1933，5，1)
　　约翰内斯·希尔舍(Johannes Hielscher，1933，5，1)
　　库尔特·希尔德布朗特(Kurt Hildebrandt，1933，4)
　　艾利希·延施(Erich Jaensen，1933，5，1)
　　奥斯卡·库茨纳(Oskar Kutzner，1933，5，1)
　　卢道夫·奥德布莱希特(Rudolf Odebrecht，1933，5，1)
　　费迪南·魏因汉德(Ferdinand Weinhandl，1933，5，1)
　　约汉内斯·维特曼(Johannes Wittmann，1933，5，1)
　　约翰·里弗特(Johann B.Rieffert，1933，3，4)
　　艾利希·洛莎克(Erich Rothacker，1933，5，1)
　　瓦尔特·舍林(Walter M.Schering，1933，5，1)
　　库特·希林(Kurt Schilling，1933，5，1)
　　维尔纳·欣尼茨(Werner Schingnitz，1933，5，1)
　　卡尔·施莱西特(Karl Schlechta，1933，5，1)
　　瓦尔特·施密特—科瓦提克(Walther Schmied-Kowartik，1933，4，1)
　　赫尔曼·施耐德(Hermann Schneider，1933，5，1)
　　瓦尔特·舒尔茨—索尔德(Walter Schulze-Soelde，1933，5，1)
　　盖尔哈德·施塔姆勒(Gerhard Stammler，1933，5，1)
　　沃尔夫拉姆·斯坦因贝克(Wolfram Steinbeck，1933，3，1)
　　盖尔格·斯蒂勒(GeorgStieler，1933，5，1)
　　三、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
　　爱德华·鲍姆伽顿(Eduard Baumgarten)
　　弗朗茨·波姆(Franz Boehm)
　　弗朗茨·约瑟夫·布莱希特(Franz Joseph Brecht)
　　奥古斯特·浮士德(August Faust)
　　艾利希·费尔德曼(Erich Feldmann)
　　赫尔默特·福尔瓦特(Helmut Folwart)
　　台尔多·海林(Theodor Haering)
　　欧根·海里格(Eugen Herrigel)
　　君特·易卜生(Gunther Ipsen)
　　卡尔·耶辛豪斯(Carl Jesinghaus)
　　哈拉尔德·拉森(Harald Lassen)
　　布鲁诺·里布鲁克斯(Brunno Liebrucks)
　　戈特弗里德·马丁(Gottfried Martin)
　　爱尔文·麦茨克(Erwin Metzke)
　　赫尔曼·诺阿克(hermann Noack)
　　君特·拉尔夫斯(Guenther Ralfs)
　　汉斯·莱纳(Hans Reiner)
　　约阿希姆·里德(Joachim Ritter)
　　温岑茨·吕夫纳(Vinzenz Ruefner)
　　亨利希·绍尔(heinrich Sauer)
　　赫尔默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
　　亨利希·斯普林迈尔(Heinrich Springmeyer)
　　波多·瓦尔特豪森(Bodo v.Waltershausen)
　　赫尔曼·魏因(Hermann Wein)
　　奥特玛·维希曼(Ottmar Wichmann)
　　保尔·维尔伯特(Paul Wilpert)
　　四、一九四○年一月一日之后：
　　奥托·鲍勒诺夫(Otto F.Bollnow，1940，6，1)
　　瓦尔特·布鲁克(Walter Broecker，1940，1，1)
　　胡高·丁格勒(Hugo Dingler，1940，4，1)
　　赫尔默特·格罗斯(Helmut Groos，1940，7，1)
　　罗伯特·海斯(Robert Heiss，1940，10，1)
　　艾利希·豪赫斯怠特(Erich Hochstetter，1941，4，1)
　　库特·胡贝(Kurt Huber，1940，4，1)
　　维利·孔茨(Willi Kunz，1940)
　　奥托·莫斯特(Otto Most，1942，4，1)
　　里查德·保利(Richard Pauli，1940)
　　福里茨·林特伦(Fritz J.von Rintelen，1941，1，1)
　　汉斯·鲁普(Hans Rupp，1940，1，1)
　　威廉·维尔特(Wilhelm Wirth，1940，1，1)
　　(资料来源：《德国哲学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值得我们在这里再列举一下的是，当年的众多法学家都从法理上为帝国权威和领袖权威的合法性加以了辩护，诸如：
　　公法专家施密特在其《宪法的保护者》中呼吁用政治取代法律，用人治取代法治，类似的公法学家还有佛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及其《极权国家》(Totaler Staat，1934)，科尔洛伊特(Otto Koellreutter)及其《德国领袖国家》(Der deutsche Fuehrerstaat，1934)，克吕格(Herbert Krueger)及其《领袖与领导》(Fuehrer und Fuehrung，1934)，霍恩(Reinhard Hoehn)及其《宪法中的领袖概念》(Der Fuehrerbegriff im Staatsrecht，1935)。
　　此外，还有一大批私法专家也在摇旗呐喊，不甘落后，他们包括：爱克哈德(Karl August Eckhardt)，达姆(G.Dahm)，亨克尔(H.Henkel)，朗格(H.Lange)，拉伦茨(K.Larenz)，米夏历斯(K.Michaelis)，里德布施(P.Ritterbusch)，西贝尔特(W.Siebert)，蒂默(H.Thieme)，维阿克尔(F.Wieacker)以及沃尔丁格(H.Wuerdinger)等。
　　从上面开列的两份名单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诸如海德格尔、施密特、里德、鲍勒诺夫等思想界的名家，也可以找到许多在不同学科颇有建树的学问好手，比如经验社会学家谢尔斯基、哈贝马斯的导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洛莎克等。而且，这里列举的只是当时公开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学界名流，至于像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加入外围组织的“高校教授”，里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这样“人在党外心在党内”的所谓“党外人士”，那就更是难以计数和清算了。
　　我们无法也不必一一分析这些人的心态。这里想抽取三位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人物，作为分析对象，看看他们究竟如何和为何与纳粹政权认同的。这三位分别是：施密特、伽达默尔以及里凯尔特。
　　我们把施密特选做首要分析对象，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在当代思想史，特别是政治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其次是由于他与纳粹之间的深刻纠缠关系，尽管他本人口口声声，他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主张完全是两码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则是由于他代表了相当一批与纳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被冠之以“忠诚派”。
　　施密特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报名加入纳粹的，编号为298·860。此时，施密特刚刚接替了被迫离职的凯尔森(Hans Kelsen)，出任科隆大学法学系教授。他曾写道：“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我加入了党组织。我是在四月底向科隆地方党组织递交的申请。当时人很多，排了很长的队。我和其他人一样填表登记。”
　　施密特在入党问题上不但时间比较早，态度也比较自觉。事实上，早在纳粹上台之前，他就曾从理论上大造舆论，为纳粹获取政权的合法性提供解释的缘由。比如，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自由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立场，主张用领袖保护乃至代替宪法，用政治奠定法律。纳粹上台后，他与纳粹领袖戈林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并应邀担任了“纳粹高校联盟法学支部”的负责人，还出任了《德国法律》等杂志的主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密特曾参与起草了一些纳粹帝国的重要法律。说施密特为纳粹帝国立下汗马功劳，实在不为过，要不然他怎么会被认为是“纳粹帝国的桂冠法学家”呢！
　　纳粹垮台后，施密特被押解到纽伦堡接受审讯。在审讯过程中，他坚决否认在当时有“过失行为”，还辩解说他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还不无委屈地说，他的主张其实并没有获得纳粹的赞同。仔细分析后不难看出，原来，施密特加入纳粹的深刻动因，除了想与现政权认同之外，还想对现政权有所指点。可惜，他的一片赤诚，没有得到好报。希特勒对他的一些创造性的言论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有些讨厌。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他被列入了挞伐的对象。幸亏好友戈林比较仗义，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才使他免遭一劫。
　　如果说施密特是“忠诚派”的代表，那么，伽达默尔则是“机会主义者”的代表。也就是说，施密特这样的人在纳粹运动过程是全身心地投入的，而且也得到了纳粹政权的高度认可，尽管认可的程度因人而异，比如，施密特比起海德格尔来就要“边缘”一些。伽达默尔这样的人则不然，他们对纳粹政权从一开始就多少存有一些疑虑，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得不俯就，大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味道。另外，施密特和伽达默尔在纳粹垮台后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在非纳粹化运动中，前者是死不合作，拒不认罪；后者则积极反省，公开认错。
　　据有关文献记载，伽达默尔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加入了纳粹的外围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NSLB)，编号为254·387。可以肯定，伽达默尔在加入这个组织后没有任何激进行为，我们从他的当时著作中也找不到为纳粹辩护的文辞，否则人们在事后不可能不对他加以清算；看来，在这点上伽达默尔比他的老师海德格尔要清爽许多。但也不容否认，这个身份在当时是给伽达默尔带来不少便利的，比如，他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就顺利地获得了教授头衔，接着在一九三八年正式出任莱比锡大学教授。在一个看重政治立场的时代，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合作态度，想要获得公职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伽达默尔后来在他的《哲学学习时代》(Philosophische Lehrjahre)一文中曾对自己当时的举动做出如下解释：“我一方面不想中断在德国的学术生涯，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在政治上过于妥协。如果我对当局过于妥协的话，我的那些被迫流亡的朋友就会失去对我的信任。所以，我没有正式加入纳粹。最后我找到了一条成功解决两难的出路。当时有一种政治训练班，是为那些通过教授资格论文答辩的私人讲师开设的，我便报名参加了。”
　　伽达默尔不愧是《真理与方法》的作者：真理本来是没有的，世界上有的只不过是追求真理的不同方法。我们如果找到了恰当的方法，也就等于发现了自己的真理。伽达默尔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虽然是在他晚年才发展成熟的，但与他早期的政治选择之间倒是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相对而言，里凯尔特作为特例比较复杂，但也因此而更有分析价值。如果说里凯尔特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他代表了纳粹政权的潜在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知道，当时在德国有相当一批人既没有公开加入纳粹，积极为纳粹政权辩护，也没有为了避免什么或获得什么而投机取巧的动因，但他们都对纳粹表示出理解和同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纳粹才获得了上台的可能。这类人由于数量比较庞大，表现比较隐秘，因此其危害性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其实，德国当前右翼势力之所以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类人以及由他们代表的社会势力和思想趋向还大有市场。
　　里凯尔特是没有加入纳粹，但他的一言一行都在为纳粹辩护，而且自我意识非常明确。纳粹上台的时候，里凯尔特已年届古稀，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秋季学期，他开设了讲座，题为《费希特的生平与学说》。在导论中，他毫不讳言，宣称自己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充满同情和关怀，他之所以不顾年迈，开设讲座，就是受到了政治宣传的鼓舞。而他选择费希特作为讲授对象，是考虑到费希特的学说与德国当时的处境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他看来，费希特主张的是一种社会国家学说；哲学，特别是国家哲学必须依靠民族原则来加以阐释。社会与国家的一体化，以及民族与国家的一体化，使得费希特的学说成为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国家社会主义”。
　　里凯尔特对费希特的解释，如他本人所言，绝非随意为之，而是贯穿了他毕生的信念。他一方面想用以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为纳粹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智力上的支援，另一方面则想在时代大潮面前显示自己的政治世界观和哲学立场。里凯尔特在关键时刻“勇于做出头鸟”，据分析有两个原因。一个要从他当时的处境来理解。他当时已经接近退休，人老了，都有一种不愿服输的心态。他的一批学生，比如海德格尔等都在积极投身运动，一时风光了得。里凯尔特以为自己和他们比起来并不逊色，照样可以在时代的风波中有所作为。
　　再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学说。里凯尔特一贯主张，哲学就是世界观的学说，他还主张要建立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国家，其中，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要达到高度的一致；而德意志民族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认同的民族。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现在应该行动起来，用政治的手段来加以补充和捍卫。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哲学理应为政治服务。
　　德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纳粹执政期间，并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政治主张而身陷囹圄，或被投放集中营，甚至遭到非命，除非像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也只是被迫流亡而已。而纳粹向他们下手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们出生犹太家庭。换言之，纳粹是“反犹主义者”，但不是“反知主义者”。这份报告还把纳粹的极权统治和前苏联式的极权统治两相比较，指出纳粹政权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相对还算“宽容”，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纳粹政权虽然制造了一套意识形态，但这只是一套政治意识形态，没有被刻意或强制性地推广为哲学体系，也就是说，纳粹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思想，特别是形而上学思想漠不关心，有时近乎麻木不仁；纳粹的所谓领袖们，也没有多少哲学背景：众所周知，希特勒是一个蹩脚的艺术家，戈林是一个很不错的空军军官，惟一还有一些知识背景的戈培尔也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他们没有兴趣自己挺身制造出什么哲学体系，也没有念头去借助思想家来为自己编制什么思想的幌子。
　　其次，纳粹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他们反犹的目的是要纯化德意志民族，建立大一统的“雅利安种族共同体”。纳粹虽然也惯于借用或偷用历史上的一些思想，比如：狂飙突进时期德国启蒙思想家的民族主义观念，以及德国浪漫派的非理性主义思想等，但他们仅仅满足于一些概念或术语，而无意于做进一步的发挥。一句话，反犹主义在纳粹看来，需要的是政治暴力和社会动员，无须什么理论论证和美学修辞。
　　再有，纳粹以为，其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强敌是左翼的共产主义(Antikommunismus)和右翼的议会制(Antiparlamentarismus)。这两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西方的主体性哲学做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它们说到底是一些思想运动，追求的目的也是一种哲学基础上的国家形式。还有一点在纳粹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就是共产主义也好，议会制也好，它们的领袖本人基本上都是“哲学行家”或“思想里手”，由于他们沉湎于哲学游戏或思想冒险当中，故而失去了政治上的决断和行动力量。
　　可见，纳粹统治期间，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或精神上的强制，至少没有像前苏联的知识分子那样，“被领袖牵着鼻子转”。那么，这些一贯富于主张和思想的德国知识分子，为何轻而易举地就被纳粹政权和希特勒的魅力所迷惑呢？他们果真是被迷惑吗？还是另有原因？
　　他们显然不是“被”迷惑，而大多是主动投身其中。他们这样做，也的确有其历史的、学理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相应地，主要有三个概念能帮助说明原因，一个是所谓的“迟到的民族”，这个概念是哲学人类学家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提出来的，他认为，和西欧其他民族相比，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die verspaetete Nation)，所谓“迟到”，包括国家形态和民族意识的晚熟，于是导致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德国有了深厚的历史背景，纳粹政权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背景，知识分子也由于陷入这个背景之中不能自拔，而和纳粹政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走到了一起；再一个是“文化反犹主义”(Kulturantisemitismus)，这是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归纳出来的概念，她认为，德国乃至欧洲的反犹主义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厚重的文化基础。纳粹政权不过是把这种文化反犹主义成功地置换成政治反犹主义而已。
　　如果说这两个概念阐明的是知识分子与纳粹认同的“积极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消极原因”也不容忽视，这个原因可以用阿隆(Raymond Aron)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来说明。阿隆在其《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借用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指出前苏联专制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剂鸦片，诱导和误导作用空前绝后。其实，阿隆的这个概念完全可以套用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头上，再进一步，不但前苏联专制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任何一种极权主义对于知识分子都是一剂鸦片，在它们面前，再聪明的知识分子，再明智的思想家，也会失去免疫力，这点在霍克海默的《极权国家》中有着清楚的说明。
　　不管出于“积极原因”或“消极原因”，领袖与思想家之间的认同在当时是建立起来了，而且还很牢靠。可是，历史大潮汹涌澎湃，不容倒转。作为弄潮儿的领袖早已被揭穿了其跳梁小丑的本来面目，成为历史笑料；同样作为弄潮儿的思想家也大多作古了，他们当年的行为和言论虽然不少已经盖棺论定，但仍然是我们今天应当予以深刻反思和引以为戒的。毕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年岁末写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