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退出、呼吁与忠诚

　　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生于柏林，曾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教授，目前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名誉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等学术团体的会员，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研究员。赫希曼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厚。《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于一九七○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多次重印，曾先后被翻译成西班牙、葡萄牙、法、德、意大利、瑞士、日、匈牙利等多种语言公开出版。赫希曼的这部著作立意新颖，分析深刻，结构严谨，论述有致，自出版以来，影响甚广，引用率一直居高不下。
　　赫希曼这本书的逻辑起点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deterioration)迟早会发生，经济“松弛”(slack)会不期而至。
　　所谓的“松弛”就像一只稍许泄气的氢球，固然是瘪了些(这个“瘪”字，是体现“松弛”一词的最准确、最形象的字眼)，但照样能在空中飞翔，只是高度和飞速(即经济绩效)不如以前罢了。要想使氢球恢复往日的“雄风”，就要再注入些气体，使之再度滚圆而飞舞起来。如此这般地瘪—圆往复，就是赫希曼所称的“衰减与恢复”、“松弛与紧张”。这种思想其实也是赫希曼“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一个延伸和体现。用赫希曼自己的话说就是：
　　在任何时点上，经济资源的配置比例都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行业间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私人企业家和公共部门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更多的资源和要素转移到欠发展的行业……松弛给挤压机制留下了作用空间，使之释放出更多的投资、人力资源、生产要素和管理决策。(Albert O.Hirschman：“Economic Development，Research and Development，Policy Making：Some Converging Views”)
　　由于社会在不断地创造剩余，松弛也会与时俱进，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不论我们的社会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组织都具有不断衰退的倾向，这种衰退既可能是持久的，也可能是间歇的，但否极泰来，因应之道也会在衰退中不断地产生。只要“气球”还没有瘪到跌落在地，即衰退的企业还未病入膏肓，衰退过程本身就有可能激活某些反作用力，使事物走向反面。本书所流露出的这些观点，是赫希曼所称的“可能性主义”的具体体现。因此，这本书也是赫希曼有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延续。
　　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消费者或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作者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作用……
　　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竞争与退出是恢复组织绩效的最好方式；在政治家们的眼里，退出则无异于背叛，呼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赫希曼的论述却表明，竞争作为一种绩效恢复机制作用较小，而且，也是有条件的；人人竞相退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组织进一步推向深渊，从此一蹶不振甚至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就促进组织绩效恢复而言，退出不如呼吁，竞争不如垄断。因为垄断能够阻止退出，有利于呼吁机制发挥作用(若退出在先，则无从呼吁)。但是，在一种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由于组织没有竞争对手，退出便失去了威胁作用，于是，呼吁会流于形式，失去了赖以发挥作用的依托。赫希曼的总体结论：一是，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在组织绩效衰退的前期阶段，二者之间的结合具有一定灵活性，在后期阶段，这种结合的灵活性较小，原因是现实的市场结构兼具垄断与竞争的特征。凭此，赫希曼将市场性的力量(退出，主要凭借市场来发挥作用，通常属于经济范畴)与非市场性的力量(呼吁，是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通常属于政治范畴)在促进组织绩效回升或经济发展过程中完美地结合起来；二是，呼吁机制作用于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消费者或成员被暂时“锁定”且手中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在敦促组织绩效回升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三是，我们应当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人们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
　　那么，如何才能“锁定”消费者，以使之在选择退出之前高声呐喊，将呼吁的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呢？这时，“忠诚”(loyalty)概念又浮出了水面。赫希曼的论证过程表明，对企业或组织的忠诚具有延缓退出的功效，能使呼吁在修复衰减过程中的作用趋于极值。因为此时的退出最具威胁性，企业或组织必须对消费者或成员的呼吁尽快做出回应。忠诚在退出与呼吁组合及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九八二年赫希曼推出了另一部著作——《改弦易辙：个人私利与公共行动》(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论述了当个人和社会卷入紧张的政治活动时，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选择介入与退出的，其中，也探讨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区别与联系。这部著作被翻译为法、意大利、德、西班牙、葡萄牙、日等多种文字，从思想脉络上看，是《退出，呼吁与忠诚》的姊妹篇。
　　赫希曼围绕退出与呼吁所得出的三个结论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是拉动社会经济前进的两套马车，若两者能并驾齐驱，那当然最好，但在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这种理想的状态通常是难以实现的。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两者间的差距就可以毫无限制地拉大。用赫希曼的话说：“当基本生活资料已经解决且社会的生产剩余还在不断增长时，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会对政治发展进程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限制。十八世纪的工业和商业扩张有望使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的改善，然而，却并没有赢得足够的掌声。究其原因，是这种扩张对国王恣意妄为的心态显示出了强有力的约束，使体制内绩效损失的空间大为缩减甚或被完全排除。”
　　二是强化民主管理。在企业层面上，管理者们应当经常倾听员工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要对员工们的合理化建议迅即做出回应。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强化民主管理有利于从精神激励层面调动员工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能增强员工们对企业的认同感、使命感和归属感。按赫希曼的观点，我们传统上所强调的“爱厂如家”的精神并不是一句空洞的理论说教，它是忠诚的表现形式，能最大限度地支撑呼吁、延滞退出，在企业的经营绩效始见衰减时，起到修复性的作用。此类机理在管理者们处理与客户的关系时也完全适用。
　　三是拓宽农民的呼吁渠道，切实地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体制、经济和国情等方面的原因，从空间维度上看，我国的农民是一个被高度隔离的特殊群体，“退出”的大门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完全关闭的。他们羡慕城镇，认为那是“上流社会”。农民们退出自己群体或者说步入“上流社会”的机会极其有限。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商、升学、招工、外出打工等，成为农民们试图退出本群体的主要形式。但是，除升学和一部分经商者以外，多数人的退出“质量”是要大打折扣的。比如，户口(尽管它远不像以前那样重要)，工资，劳动保险，工作条件，其他福利，居住条件，生活质量等等，和真正“上流社会”的成员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与赫希曼在本著作中所援引案例的精髓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一个印第安人要想离开他的高原属地，抛却自己的印第安人背景，打上其他社会阶层的印记，其一般方式是通过婚配而成为一个混血儿。然而，采用这种方式成为混血儿的个体，最终发现他还是备受歧视，仍是饱尝“苦难”族群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热望城市中的上流社会，但上流社会却遗弃他。
　　最近，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有所松动，允许少部分有稳定收入的农村人口在五十个中小城镇定居，这对农民兄弟而言是个好消息。但赫希曼的担心也不无启迪：
　　(这种做法)……只会使群体中的个体成员获得擢升。但不无荒谬的是，这种擢升与有选择性地薅鸡毛并无二致，它将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剥离出去，而多数成员的状况并未获得改进，实际上是削弱了这个群体聚拢的合力。
　　原因是，有能力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多是经济实力雄厚、生活质量较高或是当地有声望、有影响的社会成员，他们的退出，一会使农村失去带头人，使呼吁机制受到严重削弱，二会带走资金，影响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如在当地实行个体与群体混合推进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民兄弟的整体提升。
　　农村的基层单位就像一个个彼此高度分离的垄断组织。由于农民们退出无门，便只能求诸呼吁；但由于没有竞争对手，退出便失去了威慑作用，农民们的呼吁便会无人理睬。况且，我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口总量过剩，因此，一方面，退出的大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向农民们开启的，另一方面，即或真的开启，非但不能起到任何敦促作用，反而有可能受到地方官吏的欢迎。因此，我们只能把着眼点放在呼吁方面，我们的制度设计取向应当是：拓宽呼吁的渠道，降低呼吁的成本，提高呼吁的效率，采取有效的回应措施。
　　应当成立一个由上至下垂直领导且独立运作的专司回应农民呼声的督察机构，实行农民越级呼吁的制度，即乡里的问题要反映到县一级督察机构解决，县里的问题要反映到省里解决。这种特殊的管道能够提高农民们的呼吁意愿，降低呼吁的成本，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的问题。中医云：通则不痛。否则，人就会生病。目前，言路不通，真情不能上达，在我国的农村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南方周末》二○○○年十月十二日，《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
　　农民们退不得退，呼不得呼，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采取过激行为。过激行为形同退出，迹近决裂，是一种更为严峻的局面，是另一种性质的退出。
　　要从制度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收费过多的问题。从近期看，宜解决县乡两级行政管理冗员过多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农村的官民比例约为1∶30，是五十年代的百余倍。在联产承包式生产经营条件下，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比较分散，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宜采取扁平式的组织层级管理模式。八十年代全国普遍设立的乡镇管理区机构，曾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至今日，与现行的生产经营方式很不匹配，应考虑改革；作为应急或过渡性措施，目前可考虑裁、撤、并部分乡、村级管理机构。从长期看，宜改革农村干部的任免制度，推行民选制；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和条件成熟的时候，将现行的村干部选举制度扩大到乡、县一级；先期的选举形式宜多样化，如河南、山西等地区探索的“两票制”，就很值得进一步研究，这有利于总结经验，加以推广。选举本身既是呼吁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培养农民对自己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忠诚感，从而达到鼓励呼吁延滞退出的目的，同时对农村干部而言，它也是一种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回应呼吁的速度和效率。
　　还应当注意到，由于外出打工的青壮劳动力太多，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土地撂荒的现象，既增加了城镇就业的压力，也是农村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在这些地区，如何“锁定”农民以发挥呼吁的效应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可否考虑将一个乡或县农民退出量(这个指标应参照撂荒土地的多少以及适当的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确定)的高低作为衡量地方长官政绩的一个指标呢？这是一柄解决农村问题的双刃剑。一方面，农民们是讲求实际的，“去”“留”的抉择要取决于种田的比较经济利益。亏本谁还种？此举有利于解决农村乱收费、多收费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想留住农民，当官儿的就得琢磨着怎样为农民办点儿实事，就得耐心地倾听农民的“鼓”与“呼”，就得尽快地对农民的诉求做出回应。这既能提高农民的呼吁意愿，也能达到提高呼吁效率的目的。
　　总之，这是一本携带着很多有价值学术思想的著作。例如：对垄断组织的重新认识；对利润最大化假定的质疑与修正；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恢复；制度性的障碍能提高退出的成本，从而激活呼吁并使之发挥作用；联合抵制兼具退出和呼吁的功能；由于基本不存在退出障碍，多党制内部的民主制度鲜有获得发展的机会等等。这些，对进一步深化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考虑价值。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阿尔伯特·O·赫希曼著，经济科学出版社二○○○年二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