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术与社会的互动有感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所收主要是我近三年文字中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与学术相关者(早几年的相关专论多已收入《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和《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二书，而文化与学术评论则已收入《东风与西风》之中)。全书分为两编，上编从广角撷取思想与学术的世纪片断，下编则注目于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所谓广角片断，大致有些类似以广角镜头摄像，看得宽也拉得近，撷取的是二十世纪思想与学术的一些具体的片断，希望能以小见大。其中既有关于思想的专论，探讨通常所谓“现代大叙事”须臾不可离的西潮冲击、科学观念、民族主义这类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关键词”；同时也包括学术范畴中一些看似枝节却体现着二十世纪学术与此前根本区别的现象，以及学者在这些新时势影响下自觉或无意识的表现。
　　下编注目于我较熟悉也力所能及的史学，多注意学术典范、研究取向、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等方面的问题，说得宽泛一点也可算作史学方法吧。这类问题我自己平素是相当关注也时常在思考的，但一向不拟写成文字印出来发表。部分是因为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对这样的问题也很难说思考到勉强“成熟”的程度；更主要是我确实赞成史无定法，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方法”，学会了即可治史。近年之所以将一些读书心得陆续写出，主要是上课过程中从学生的问难中得到启发，当然也希望能借此就正于方家同好。教学相长，如果这些文字尚有所得，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不断的提问，但不知是否真能针对他们的需要，很希望得到年轻学人的批评。
　　学术的发展趋向不能空论，须落实在实际的研究论著之上，故下编也包括一组书评和刊评。有些书的内容其实涉及二十世纪之前，不过都是二十世纪史学的不同体现，其中《怀柔远人》一书本是美国学者所撰，实非“中国学术”。惟该书讨论的内容仍是中国的，其论证方式已引起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争议，而其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又为今日许多中国学者所关注，应该说与中国学术关联实甚紧密，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侧面，所以仍包括在内。
　　部分由于这本书一些文字的产生源于课堂问难，这一文集总的特点是偏于今日所谓“思辨”而较少专门的考证，虽然仍遵循我一贯的“拾遗补阙”取向，希望言他人所不言，然解读史事的新尝试多于发掘新材料。我通常的学术论文都较长，而本集所收则长文较少，虽也有长达五万字者，但也包括短至不足两千字者，多数文章在万字上下；这固然主要是因各刊物规矩所限，惟既遵其“规则”，便只能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故技，结果相当数量的文章是尝试以通论的方法来撰写专论，不能不点到即止。这样的表述方式是否足以说明文章之所欲言，尚有待读者的指正；这样的文字汇集在一起是否不伦不类，也欢迎读者赐教。
　　我猜后现代主义者对任何突破作为“现代性”主要标志之一的“标准化”的尝试都会表示接受，但余人是否也能接受，则不敢必。如今后现代主义者已在质疑“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s)的正当性，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这种“反学科”的观念与一般“跨学科”的主张有相当的区别)。不仅“学科”的划分已成“疑问”，就是“学术”与“非学术”的划分也开始受到带否定意味的关注。个人对后现代主义所知甚少，但我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生产是权势运作过程及知识生产者应主动介入此过程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不少非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也开始认真思考学术研究与公众甚至与政治的关系，其一个开始萌芽的倾向便是学术应主动与社会发生关系。
　　今日学术论著是否应该只写给少数专家看已开始引起较多中外学人的关注和讨论，学术表述向“非小说”方向发展的尝试已经出现(这与我们现在号称“学术”的粗制滥造的情形共生，表现也时有相类处，却是非常不同的两回事)，且至少在西方已引起学界的反弹。这样，“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中国新文化运动时的口号似乎又有了新的蕴涵和意义。当年新文化人一面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一面仍努力影响和改造社会。顾颉刚那时最关心的问题即是：“为什么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他认为这还是因为学术方面的努力不足，所以他提出：“诸君！倘使看得这社会是应当改革的，还是快些去努力求学才是！”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这一辈学人中的多数早已基本放弃以学术“改革社会”的奢望(只要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融化已是万幸)，还在试图改造社会的部分“人文者”又多不见得有几许“学问”。当年顾颉刚即观察到民初的社会党只欣赏“外国鼓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却对“社会学三字很厌闻”。这里与“社会”相关的“主义”和“学”之疏离正是学术不能改造社会而反被社会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不论是要改造社会还是仅仅着意于学术的创获，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如顾先生所说，学者首先要努力求学。
　　我确实不赞成将口吐真言式的“现实关怀”议论称为学术(学者要作“社会的良心”而关怀现实正不妨直言)，却并不反对以学术影响社会。正如顾先生所说：“街头无赖子穿了博士式的制服到博士会里照相，照相片上不能不说他是个博士；所希望的只要这个无赖晓得穿这身衣服的惭愧，肯黾勉加功、脚踏实地的修养起来，真有了博士的学问，就可追认他是个‘真博士’了。”在博士制服还有人看得起的社会，学术当然也还不能说全无影响，而且一定会有因向往博士服装而预学问之流者；但世间事往往是“互动”的，另一种可能是正式取得穿博士制服资格的“真博士”反为街头无赖子所“融化”，结果是真假博士难辨，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便走上恶性循环之途。
　　学术的社会反响便常常为时代需要所影响。太平天国之役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是以湖湘为中心的经世之学的兴起，同时兴起的今文经学，其所关注者也更多涉及时政，意在经世。在当时“天下多事”的大环境下，不止是曾居正统的清代“汉学”在衰落，任何其他学说，也只有在其能“经世”的层面才兴盛，其纯粹学理的一面，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衰落之中。同为今文经学家的廖平和康有为，一以学明道，一以学经世，其寂寞与显赫的鲜明对比，最能说明“适应时代”的学术更容易得到社会的接受。但若“适应时代”成为学者有意追求的目标，则正如顾颉刚所说，自谓最能适应时势者，其实只是受时势的驱遣罢了。
　　胡适即是一个最希望影响社会的学人，他也的确有意无意受社会的影响而说社会认知中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详见拙作《再造文明之梦》)。有意思的是胡适正是从此角度观察晚清社会对廖、康二人的不同接受，不过他以为这是因为“康的思路明晰、文笔晓畅，故能动人；廖的文章多不能达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读了”。胡适因而提出，“文章虽是思想的附属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学术与时代这样高远的问题我通常是留给“思想家”们去关怀和讨论的，但在低得多的层次上偶一思及，则胡适的见解提示着孔子关于“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和“辞达而已矣”的古训迄今仍具指导意义。苏轼曾就此申论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
　　这里关于“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两个境界的区分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悟得的见道之解，一般随口论文者绝对见不及此。实际上达到第一层境界已非常难，有朋友以为“胸有成竹”后仍难避免“多闻阙疑”，诚是(考据家尤注意此)；然若真有“成竹”在胸，细小处的不足是可以慢慢补充的。倘胸无“成竹”，而只是无数“细部”，著述必显散乱枝蔓，不能一以贯之。惟达到前一境界者未必就能达到后一境界，熊十力对此体会极深，晚年颇有想通了而写不出的大憾。真能达到第二境界，则写出具有“非小说”那样的“可读性”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作品也非不可能，恐怕在今日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不过，把文字写得通畅些，让更多的非专家也愿意读，或至少让数量已不多的专家也看得舒服些，当不失为一个努力的方向。我自己在这方面几乎已是“著名”的失败者，仍愿书此以表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知读者诸君尚能谅否？
　　二○○○年四月八日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罗志田著，将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