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学创造灵光之闪现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科学哲学的发展是以零散地介绍西方科学哲学为发端，到较为系统地介绍科学哲学的各个流派和最新成果，然后逐步开展独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科学哲学界在进行独立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例如在科学实在论、科学认识论、李约瑟问题等方面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与西方科学哲学界同样的困境——“自费耶阿本德之后，科学哲学作为一项事业已经破产，科学哲学家似乎不能再去追求科学发展虚构的普遍性、转向了科学研究的多样性、案例性。科学哲学家蜕变为科学史家了，然而又不能为科学史家所接受。”(译者语)
　　科学哲学界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实质上导源于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科学理论、科学家和科学创造活动的分离。无论是逻辑主义者、证伪主义者，还是历史主义学派，其理论的出发点都根基于科学理论，或者是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研究核心，探讨科学的划界、科学的发展、科学的方法、理论的来源及其进步模式等。这无疑导致了科学哲学的繁荣，甚至其认识论也为“正统”的哲学界所惊叹。但是，同时这也引发了研究的机械论倾向，客观上造成了科学理论和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科学家以及科学家发现创造科学理论的创造过程三者的分离。正如译者所言：“科学家是一个完整的人，而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项创造活动，决不只是停留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上。它植根于个人的本体世界、价值世界，……科学创造力来自于其(科学家)对科学乃至人生的深刻体验以及对于本体世界充满神性的观照。”因此，科学哲学的出路或许就在于打破这种窘境，要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不但照顾到科学理论，而且还要观照科学家、科学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具有人格的科学创造活动。
　　若果如此，卢里亚就应该被重新发现，其对科学、哲学、艺术、政治、个人感情的记述就不应当仅仅被作为科学史研究的材料，其本身就是一部独特的科学哲学。
　　在科学的本体论态度上，卢里亚迷恋于自然界的秩序性。他说：“科学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种解难题的活动和由之产生的秩序性感觉。我喜欢看到模式的出现，看到吻合智力创造出的简单图像的答案。”但是，卢里亚拒绝过多地谈论这个命题，因为它的不可考察性与科学的实证主义即科学家所信奉的认识论原则是相抵触的。然而，显然这是一种倾注了强烈人文关怀的信念，是科学家在工作中犹如在生活中所拥有的“成见和偏好”，这也是卢里亚的研究风格。
　　卢里亚信奉科学是“解题艺术”的观念，在传记中他把自己描述为“解难题型的科学家”。此外他还在研究中奉行还原论的方法论和机会主义的认识论路线。他发现细菌突变来自于灵感；DNA修复现象的发现得益于方法的找寻；限制/修饰作用的发现则是偶然。其中卢里亚极为推崇“突变”发现的独特性，他说：“科学研究本质上是机会主义的，其目的不在于做或好或坏的实验，而在于解决问题，如果一个问题碰巧笨拙地解决了，那么优美的方法就永远不会找寻了。”当我们看到卢里亚早在他那个时代就主张机会主义的方法论时，对于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观点也许就不再会感到陌生了。
　　卢里亚在其传记中描述的对于科学创造活动的这种深刻体验，恰好给我们的科学哲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也是翻译卢里亚自传的意义所在。
　　(《熊掌与鱼——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神历程》，[美]卢里亚著，颜青山等译，青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