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识分子与民族精神

　　读王富仁的随笔集《说说我自己》，最感兴趣的，是探讨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人格建设的内容。
　　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诗人们都是士官学校的学生，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然而，由此而决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什么呢？王富仁对此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解答。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文化就是能够把分散的、狭隘的、个体的民族成员在思想感情上联为一个有机的民族整体的力量”。虽然沙皇政府在组织形式上赢得了国家的统一性，但却没有在思想感情上获得民族统一性，只有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中，生活在各自的狭隘生存空间的俄国民众，才能感受到自我与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因而，所有知识分子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也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技艺性的东西和取得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而是能够使整个民族凝聚起来的崇高而庄严的东西，具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项伟大崇高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从其所从事的事业的执著坚忍的追求中感受着自我生命价值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一种精神气质上的崇高感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而在中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而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谋划策的人。恰如王富仁所分析的那样，一方面，知识分子为政治家提供社会建筑构图，经由政治家的操作成为实际的社会建筑，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产品被政治家纳入其政治实践之中，因此他们也就无法脱离政治家而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另一方面，文化生产是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是他们自娱自乐、自我慰藉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即鲁迅所说的“小摆设”，与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发生任何内在联系。科举制度则以“内俗外雅”的形式，“在‘治国平天下’的旗号下实现的是个人升官晋爵的目的”，文化知识起的是鲁迅所说的“敲门砖”的作用。这样，“儒家文化在表述内容上的崇高性与掌握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人格失去了必然的联系”，文化自身的崇高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这种悠久而强大的传统，使我们的文化中至今仍然“缺少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酵素”，“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感到的更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
　　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夜，在王富仁的书房，和他海阔天空地聊天时，曾颇为感慨地谈到一个话题：如果没有老子、孔子、庄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中国的历史可能是面目依旧；而假若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西方的历史可能是另一副样子。用罗素的话来说，西方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文化产品，是“塑造了西方世界”的，而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文化产品，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大概这就是鲁迅八十多年前所说的，“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和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从古到今的扰乱，也没听说因为什么主义”。中国的历史成了“刀和火”的战场，而非“思想主义”的舞台。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既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从支配社会的贵族阶级的感觉中，也无法像他们那样从战士的训练和从宗教的教育中，获得他们那种文化力量、人格魅力和精神意志，那么，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
　　对此王富仁的回答是：最重要的，必须确立和拥有一种“公民意识”：“我们应该也必须站起来行走”；“我们不能被边缘化”；“我们得像别民族知识分子一样独立地追求一个神圣的目标。”这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重建自己的精神人格的不可或缺的基石，也确实是重建中国国民人格的不可或缺的基石。
　　由此看来，《说说我自己》不是那种一味博雅、闲适、温和、恬淡的学术随笔，而是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自我反思录、策励书。
　　(《说说我自己》，王富仁著，福建教育出版社二○○○年四月版，1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