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剪刀差”

　　讨论一个已成事实的问题是想对一些理论争论做另类角度的思考，或许可以在众声喧哗中找到一点反对的理由与谨慎思考的原因。
　　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的研究向来缺少原创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前几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如何应对市场经济一样，近一两年关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问题成为理论界的热点。而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家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的并被证明不正确的主张在各种场合出现。马丁·特罗的理论不仅在高等教育学科领域作为“纯粹的理论”被重新学习，其意义也通过“有效的研究”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与论述十分系统与全面，并且有很完整的资料。
　　当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政策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而是有它的前期社会准备的。为了使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从国家计划向市场转变，早在一九九八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就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的第九条则讲：“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减缓升学压力。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二○一○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二○○○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都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
　　可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趋势，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争论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发展到“快一点好还是稳一点好”。实际上，高等教育，至少在政策上，大众化已经无法避免。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不会不是马丁·特罗所讲的大众化呢？或者表面上一样，背后的驱动力不一样呢？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要回答。
　　一个是数量指标与质量标准的问题，即何等质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众所周知，15%的数量指标远远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14%与16%之间的差距可以判定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但并不能很好地说明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量的增进必然要引起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包括了高等教育观念的根本改变，高等教育功能的扩大，高考教育办学模式多样化，学术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不是大学的数量而是大学的质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和在国际上的地位。
　　马丁·特罗在论述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关系时指出，不要以为高等教育发展至大众化阶段就不要高等教育质量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入学人数剧增而教学资源有限所带来的质量问题，而且逻辑地看，如果仅限于在已有的高等学校机构中完成大众化，那肯定是要以质量为代价的。要想达到大众化的指标，又要保证已有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只能从发展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扩展高等教育的定义来完成。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基础除去基础教育与社会各方面因素之外，有良好质量的高等教育固然是强有力的支持，而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大量出现才是最终完成大众化的保证。比如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际是社区学院大众化，而研究型大学的质量与入学标准同大众化以前是一样的，甚至还提高了。显然，这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际上是原来的非高等教育机构的“高等教育化”，原来的精英高等教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大众化为对比得以彰显。
　　在中国，由于原有的高等教育质量在总体上不高，仅有的几所重点大学的质量在国际水平上仍然没有竞争力，更不用说一般的院校了。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大众化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可以走发达国家的路线，在保持甚至提高高水平大学的入学标准的同时，创办更多的低水平、低层次、办学方向灵活的高等教育机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既大力扩大原有的高水平大学的招生能力，又创办民办的高等院校，同时，还有大量以二级学院的方式出现在本科院校内部的崭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这种状况使得原本复杂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变得更加复杂。
　　但是，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数字上的达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大众化并不是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只是二级学院、民办高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众化。换句话说，就算实现了大众化，全日制本科院校、重点大学，仍将作为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发挥它不可代替的作用，而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以及非学历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大量存在并担负起完成大众化指标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办学资金与谁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中获益的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15%这个数字不仅是学生人数，同时也是庞大的学费与配套经费。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高等教育经费同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国家不可能承担大量经费，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费来源就只能来自民间投资。但是，任何投资都要求经济回报，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投资来源众多，限制民间力量投资高等教育的规则改变之后，投资的热情伴随着对经济回报的期望空前高涨。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达一千四百所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经费紧张的问题。但是，市场规则也造成了学费过高的问题。虽然民办高校在招生市场上与普通国有高校相比是处在二级市场，但其价格却不是二级，这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报价体系由于普通国有高校招生市场的封闭与有限和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而形成。于是，享受的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付出的却是“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这实际上既是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增加的经济负担的一种逃避或者转嫁，也是民间资本在寻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侵蚀。与此同时，过高的学费在实际上阻止了低收入阶层子女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获益的可能性。每年将近一万元的学费，对于占中国人口总数80%强、年收入平均不到一千元的广大农民来讲，显然是天文数字。能从这场大众化的进程中实现大学梦，分享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只能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子女，而不是农民。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虽然是民间经费办学的大众化，但“民间”又是多层次的，在办学资金上的那部分民间力量并不等于入学的那部分民间力量，伴随着市场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某种程度是对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排除。
　　第三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驱动力量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发达国家出现时的背景是众所周知的，其根本的特征是经济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也为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投入提供可能。但在中国却是不同甚至相反的景象，是由于另外的因素作用而引起的。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相结合所形成的合力。
　　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息息相关。在上个世纪末，由于世界经济的低迷，中国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转向了拉动内需以抵消国际市场的消极影响。而在其他行业的拉动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已无法再开发的困境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被理想化，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消费所具有的拉动内需的功效不仅被人民所注意而且在一种渴望的心态下被放大了。很显然，在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高等教育产业化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政策导向。经济全球化力量对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吸附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是把高等教育从纯粹的文化领域推向纯粹的市场。
　　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看，在经过十几年缓慢的体制改革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自主性仍然十分模糊，如果说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自主性得不到体现，现在则是同时在计划与市场两种制度的困境中急欲向市场靠近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对计划体制限制自主发展与学术自由的恐惧，高等教育宁愿向市场出让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以换取更多的自主发展机会与更自由的学术环境。
　　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压力与高等教育发展对自主性要求的共同条件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实际上是这两者合谋的结果。其最根本的驱动力就是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