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于平实处见深刻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目前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所短缺的倒不是理论上的假设、逻辑演绎和数学方法，所急需的恰恰是对中国农村本来面目的真实描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这本书，不但在对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上做了很细致的描述，而且用几近白描的方式提出了很多问题并做了很独到的分析或解释。毫无疑问这对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农村有重大的帮助，对经济学家用数学分析所建立起来的模型也有重要的科学检验意义。
　　我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并引发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主要有几大部分。
　　一是，人民公社到底是不是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改革后的农村乡镇到底是不是实现了“政社”分开？了解乡镇范围内的农村社区组　织，是认识中国农村的基础。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过去所犯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性错误，都与错误地理解农户行为，错误地理解农业生产的特性，错误地理解农村社区组织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同样对当代的中国农村如果没有准确的认识，一样会犯同样的错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的头两篇文章，首先分别详细地剖析了中国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之间在政治、经济、组织和历史演变上的基本线索和结构图形。其中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乡镇一级或条管或块管的各种机构多达四十几个，人数从七十多直到三百多不等。而在人民公社时期最多不过十几个机构，十个工作人员左右。乡镇一级的机构改革原本是说要政社分开，但书中提到，村里的农民认为实际没什么区别。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这两级，原本属于村民小组的地权，有相当多的地区在改革中却不知不觉地把土地所有权上收到了行政村一级，这似乎正与土地承包的改革方向相悖。既然乡镇只是政府，行使生产职能的社的组织已经分解到户，那为什么机构反而大大膨胀了呢？承包到户的改革既然是要把核算单位缩小到户，那为什么土地所有权反而有向行政村一级上收的趋势呢？至今我们对人民公社的正式说法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一大二公”的组织，但事实上这与当时实际并不相符。在人民公社范围内搞政社合一，搞一大二公，确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村传统社区进行改造的设想，并且实行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这一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崩溃性效应，事实上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三年调整时期，社的职能就已经后退到了生产大队一级。到一九六二年，中央正式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制以后，事实上就形成了人民公社的牌子，高级社的架子，初级社的生产管理方式和核算单位的一种混合但又有一定区别的体制。所谓的三级所有，实际上是大队、小队两级所有，公社一级所有在土地所有权上是空的。反过来说，当公社一级一旦兴办了什么企业或经济实体，大队、小队也没有任何所有权，其收益投资的支配权完全在公社。说得深入一点，毛泽东之所以在大跃进之后要坚决搞彻底的退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经明白，具体的农业生产职能根本就不能放在人民公社一级，在经济上必须把公社这一级政府与传统农村社区之间的财产关系切清楚。否则放在公社一级政府身上就等于放在了中央政府身上。但这时他还只认可把社的经济职能下放到大队即行政村一级。直到两年以后，毛泽东在给各省、市委书记的一封信中，才完全明白并明确指出，农业生产的经济职能和收益的核算单位必须要放在生产小队一级。事实上经过这两次体制上的后退以后，人民公社基本就已经只保留了原乡一级的政府和党务职能，而且其行政的职能也是很不完全的。比如粮站、供销社、信用社、公社卫生院、公社中心小学、农中等方面的业务和人、财、物基本均由县里直属。农政管理的业务相对多一些，主要范围是统计、汇报、检查、审批、政策宣传、农技和新品种的推广、跨行政村范围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策划、协调和组织、年终收益分配平衡各村队之间水平差异的关系等等，但一般不直接介入生产，更不参加村队内部的收益分配。正因为人民公社内部早已形成了政社分家的格局，或者说在财产关系和实际的规则上早已划分清楚，所以一九八二年四川广汉率先翻牌挂上乡政府的牌子，并没有遇到任何体制结构上的阻力，也没有出现新的财产再分配和新的财产退赔问题。其意义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但意味深长的是政社分家以后的乡镇政府，由于单独设立了一级财政，其对村和农户经济的干预，早已超出了行政管理的范围，甚至参与到了村范围内的经济收益分配，有的还侵犯到了村内部的土地和集体财产所有权。今天农村呼声很高的农民负担问题，恐怕和乡镇政府在财产权、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享益权、处置权等方面与村社区及农户之间在关系上并没有界定清晰有关。所以在实际情况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公社一定就是政社合一，换了牌子的乡镇政府就一定是政社分家，恐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正确的。
　　二是，改革之后，村民小组即从前的生产小队的土地所有权为什么发生了动摇？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一书第四篇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土地产权问题的问答。文中写到，多数村民认为，宅基地和自留地是自己的或者是村民小组的，耕地是国家的，也有少数村民认为耕地也是自己的。一般村干部认为村的土地属行政村所有，或者是国家所有，而大多数乡镇干部认为所有的土地都属国家。书中提到，由于认识上的混乱，导致有些地区同一块土地竟被卖过五次。因为村民、村干部、乡镇、县五级都认为自己有权卖地，由此带来许多纠纷。书中另外一处提到，由于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土地所有权在承包到户以后发生由村民小组向行政村的转移。八十年代初，95.9%的土地属于村民小组所有。但据一九九六年福建省农业厅的统计，该省的耕地只有34%属村民小组，一些地区的村民小组甚至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首先是对人民公社时期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结构的了解是否准确。前面已经提到，人民公社的所有权在村社这个范围是虚的，当时提出这一模糊的所有权制度安排，并保留人民公社这一名称是政治上不能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但又必须改掉一个公社范围内的政社合一的体制。应当说历史地来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八个字，在当时一方面遏止住了中国农村的全局性崩溃，另一方面，又维持了中国农村十七年的低度发展，并延续了全封闭计划经济体制的寿命，确是政治上的一篇杰作。行政村和生产小队这二级，虽然说是队为基础，但事实上从一开始，生产小队拥有的就只是经营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农业生产管理权，二是收益分配的核算单位。之所以说小队只是经营权，当时的一个明显事实是，生产小队没有类似大队的村务准行政权。另外行政村下面的小队数量并不固定，有时可以增加，有时也可以合并减少，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还在不少地区又重新搞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核算体制。土地在不少具体情况下也可以进行调换，队长、社员有时也可以互换。承包到户以后，生产小队的这两大职能，全部都分解到了农户，这样生产小队如果没有其他非农的经济实体的话，或者不是居住过于分散的话，仅就农业生产来说，小队一级存在的基础就完全被抽掉了。这正是小队一级的土地所有权为什么会无形中被蚕食和上收到行政村的主要原因。应当说这里面有其自身的道理和内在演变逻辑。而行政村土地的所有权之所以一般不会再上收，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人民公社一级的土地所有的确是空的。
　　三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分配体制导致另外一种形态的分配两极分化。该书第十三、十四两篇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近五十年来中国农村和城乡之间居民在收入方面的各种变化和差距问题。其中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情况描述的比较细致，特别是指出了城乡之间、农村内部居民收入都在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报告、论文较多，笔者此不赘述。这里只想对书中所提人民公社时期的收益分配问题简单的提供一点情况。书中提及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尼系数为0.212，是想说明当时的农村收入水平相当平均。这恐怕在计算上有明显的失误。据统计，一九七八年全国农村有2.5亿的赤贫人口，占到当时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一水平基本与解放前贫农的生活水平一样。但统计说明，全国总平均的农村居民年纯收入是133.6元，如果按这样的比例大致测算，说明当时还有不少农民的年纯收入会超过五百元到六百元。这显然与土改之后，农民平分土地以后的收入情况很不一致。笔者在一九九一年到甘肃酒泉做过较深入的村户调查，并查阅了当地的统计资料，结果发现，只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农民纯收入的最低生产队和最高生产队之间的差距就高达十几倍。这种状况与当时凡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的直接感受基本是一致的。那时甚至在一个行政村内不同生产小队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在农户与农户之间同样如此。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分配上人劳比侧重于人口的分配，因此家庭人口多但劳力少的反而分配得多，生活较富裕，相反，家庭劳力多但人口少的农户分配倒偏少，这种“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多劳却不能多得，大大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这实际上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推论。事实上，尽管人民公社体制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照顾到了劳少人多的农户，但真正大多数的贫穷户，仍然是人多劳少的农户。这其中的原因本质上并不在于农户家庭人员和劳力的多少，而在于生产队的工分分配方式。生产队的分配是按劳力所挣工分的多少来计算的。但在当时的集体劳作管理方式和国家的计划统制经济大环境下，全国农村总的格局是人多地少，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其他的非农就业自由和机会，因此大家都挤到土地上去挣工分，比如据七十年代北方典型农区的统计资料，当时农村亩均的投工量达到三十多个，超过实际需求的1.5倍左右。这也就是说，工分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而劳力少的农户由于时间的原因，不可能挣到更多的工分，因此其所最终得到的工分总值必然大大缩水，由此导致连全家的基本口粮都拿不回来。这种现象在土改时期是比较少见的，原因很简单，即按当时的人均土地量，全国大致是三亩，一户共十五亩地左右，这大致是当时北方地区一个整劳动力所能承担的耕地量。就用工来说，南北方统算，每亩耕地实际有效用工不超过二十个。这样算下来，一户投入土地的有效劳动日只在三百个左右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五口之家有一个整劳动力，最多再有一个半劳力，或者农忙时加几个帮工，从耕地上全年拿回的粮食，至少每人平均五百斤是不成问题的。而在人劳比例的工分分配方式下，所谓的按人头分，也不过只在三百斤左右。可见，生产队在土地上投入的无效劳动日越多，工分越要贬值，工分越是贬值，劳力少的农户越是吃亏，劳力少的农户越是拿不到有效的工分值，在生产队的透支就越多，生产队就越穷，由此导致工分进一步贬值，恶性循环由此必然形成。在人民公社时期凡是日子过得比较好的地方，都是由于非农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的缘故。也许人民公社的设计者们也没有想到，集体共同劳动用工分进行分配的办法，不仅没有达到大家的共同富裕，事实上反而造成一种低度发展下的大面积贫穷，或者说是建立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两极分化。这正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会存在三分之一赤贫人口的基本原因。
　　四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一书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生活消费结构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一九七八年农民粮食消费的总平均量，与一九八四年发生改革之后第一次卖粮难时相比，前后相差18.52公斤，增幅为7.5%；而同一时期农民消费的细粮则增长了86.05公斤，增幅为70%。而细粮的消费在满足温饱这一水平上，要显著地高于粗粮。这说明，从当时总体上看，农民在承包到户以后，种粮的积极性，存在消费总量不足的问题，但提高消费的质量结构的动力更大。同时还有一组数据显示，改革之后的粮食增量，农民主要都卖给了国家。我国粮食的总产量从一九六六年突破二千亿斤大关，到一九七八年突破三千亿斤大关，其间国家净征购量只占粮食总增产量的47.1%。到一九八四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突破了四千亿斤，而这期间国家的粮食净征购量则占到粮食新增加量的92.25%。显然绝大多数的粮食增量并没有进入农民自身的消费，而是被农民用来主要满足家庭消费的货币性需求。这在另一个层次上说明，农民所谓的种粮积极性，其动力来源于货币性需求远大于粮食的实物需求。目前最流行的观点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因为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导致土地的生产效率偏低，也就是劳动对土地的有效投入不足，所谓的出工不出力。因此多数的研究理论都在探讨当时管理体制上的问题。比如监督的问题，利益分配的问题，产权结构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说确实存在，但事实上都不是核心问题。中国农村、农民、农业、农政的核心问题，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至少从清朝中叶起直到今天，始终贯穿的主线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效性不足。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失败，核心主要不在农民对土地投入的有效性不足，而是因为这种制度安排严重地束缚了剩余劳动力向社会自主就业的空间。承包到户的制度安排，首先是农村劳动力人身获得了自由，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投入的有效性问题，但由于农村人口过多，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不足，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在制度安排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事例：一个是仍然存在一个较大的贫困人口面，再有一个是有很少一部分社队原人民公社的体制大体没有变，但人民生活已提前进入富裕行列。这两大极端恰恰从不同的角度再次说明，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在农民就业的有效性不足。许多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在人民公社时期社员既然都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所以必然土地生产率偏低，造成农民普遍的贫穷。事实上，凡是当时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清楚，农民对投入土地的劳动，在什么时段、什么工序、什么内容，其作用的大小、用工量的把握和重要性是分得十分清楚的。比如对耕地的翻整、播种、关键时段的锄耧、浇灌、收割等工序，不仅生产队长很重视，而且社员一般也非常认真。但就全年来说，大部分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因为意义不大，比如北方冬季到地里劳动，所以不仅社员干得很不认真，而且生产队长也懒得管理，社员这时的出工主要就是为了混工分。
　　书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有的章节描述似嫌表面化了一点，数据上有的也欠考证。比如讲土改以后，全国农民分到了七亿亩土地，得到了七百亿斤地租，这是当时政治性的一个估计数字，国家从未核实统计过，但此数字以讹传讹被相当广泛地引用。逻辑推论的地方还是不少。像关于农民负担的一章，认为新中国解放初期，对农产品搞统购统销，就是为了牺牲农民利益来保城市和工业化的利益。这在史实上是找不到文献依据的。这一逻辑更多的是后人以结果来反推当时的国家决策意图，这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历史失真。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