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其衰矣

　　读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读书》二○○一年第四期叶凯文)时，刚刚放下《苏辙年谱》(曾枣庄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都谈到知识分子在“道”(道理，道义)与“势”(势力，势利)面前的态度，比较之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不反对叶先生所说：“周扬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理由是周扬毕竟在晚年有机会承认他以前那些“非知识分子”的作为。如果说重道义而轻势利是知识分子的千古不易标准，那么，周扬的“知识分子”成分是相当稀微的，正如叶文所说：“如果说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对周扬无关痛痒的话，如果说批胡风、批丁玲，周扬正好借机报复的话，那么批三条汉子倒真是让他兔死狐悲了，他完全可以预感到，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在这两难选择中，周扬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全自己。”这都是事实。在“道”与“势”之间，周扬几乎每一次都是趋“势”而弃“道”。叶文又认为周扬的作为，不能完全作如是观，因为，这“势”是以正义、真理或革命的化身出现的。这样的解释，真可以摒却多少濡泪滴血的思考。李锐在回忆田家英的文章中就谈到他们是道义之交。可见道义和革命教条即使在当时，也并没有完全划一。周扬经历的那些事件，显豁的丑恶是不顾事实，指鹿为马，并不在理论的高深难辩。伪真理、伪主义最终被曾经狂热的群众普遍抛弃，也是事实和常识教育了群众。“道”和“势”的分辨，虽然“生平异代不同时”，但是人类的进化，知识分子的进化，是有传统续延的。那种扭曲知识分子道义传统的“势力”和“势利”，在一段历史时期中竟然形成“传统”，才可能造成周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长期弃“道”而趋“势”。这确实不仅是周扬他们(其中也有我们)个人的悲哀，更是一段中国历史的悲哀。
　　北宋时期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政治纷争，因言致祸是知识分子的惯常命运，却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格。就连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个班首对头，也不能不承认对方在人格上都是君子。《苏辙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苏辙被人构陷“以武帝比先帝”。“及面论，帝益怒，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宋朝皇帝自己以为比秦皇汉武更了不起，起哄架秧子的“知识分子”们也大有人在；平时和苏辙“多异”的范纯仁却站出来说：“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在皇帝的“势力”面前，在众人的“势利”面前，范某讲的是“道义”。他并非不晓世事的书生，在此之前，他的父亲范仲淹早就因直言而吃过苦头，苏辙的哥哥苏轼也早就因言论犯罪被流放了多年，“批龙鳞”的后果范某不会不知道。但是，因为范纯仁犯颜卫道，“帝为之少霁”，苏辙终于没有被扣上预制的反对皇帝的帽子。范纯仁为自己行为付出的代价却是丢掉了宰辅之位。更加了不起的是苏轼，他在反对王安石新法时，和司马光是“战友”，司马光当宰相后，要拉这位老战友一起执政，孰料苏轼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批评司马光的“一刀切”。苏轼虽然曾经官至封建朝廷的兵部尚书，却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压根儿就没有“打江山坐江山”的念头。知道就要说，说了不白说。大家怕皇帝，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怕大家。一个时期、一个时代，如果在知识分子中、及而在全社会形成非“道”而趋“势”的氛围、风气乃至于传统，作为以道义为职守的知识分子，是难脱其咎的。周扬这一代知识分子难以自赎的悲剧，是逐步地、上下呼应地造成了全体知识分子最后包括自己的地狱。这确实是知识分子的绝境和劫数。
　　正是因为改变了知识分子“守道”的基本责任和基本标准，才最终使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悉归毁灭。周扬之最终不失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最后的忏悔，而不是因为他在曾经的错误和罪恶中“以革命的名义”。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并没有改变。封建时代的范纯仁、苏轼们的行为，或许不是建立现代知识分子道义人格的规范，但是，和今天的周扬们(包括我们)比较，其间面临的“道”与“势”趋避导致身家利益的紧张程度及各自表现，可见今人逊古远矣。古往今来，中国不是没有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人，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集体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