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文疆界

　　凡属我水头人氏，必须团结一致，坚决打击和消灭入侵之敌。发现敌情，不论任何工作，都必须把反击敌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按照赏、罚的原则，在对敌斗争中勇敢、突出的人员，给予奖励，凡属做对敌斗争的工作，都给予报酬。
　　上面是某县乡约中的几段话，但此事不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付“鬼子进村”的办法，而是在“红彤彤”的一九七五年与邻乡土地之争中一项“保卫山场自卫反击”的决议。从其用言之狠可知，情形严重得已然关乎生死。这是《职方边地——中国勘界报告书》一书所披露的我们社会深层存在的土地疆界之争的一斑。
　　《职方边地》这部书虽然有太多的抒情、太多的枝蔓，但还是披露了大量最近几十年来许多鲜为人知的争地勘界的事实。本书所记，并非国际边界争端，而是我国内部的疆理之治。我国有六十八条总长六万多公里的陆地省界(未含广东省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陆地边界)，又有四十一万余公里的县界。行政界线如此绵长、发达、错综，犹如巨网，笼罩在国土之上。这张巨网给社会总体带来秩序与安宁，但在局部上，却并非树静风止的地带。在边界的吃紧地段，两侧争斗几无止期，甚至演为一道道或生仇恨、偶现厮杀的“战线”。即使在新中国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在周边八个邻省、区中，与七个省区的二十四个县的边界有争议”。“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与甘肃省的金塔县、山丹县相邻，存在边界争议面积约为一万零五百平方公里。”“甘肃省与青海省的边界线全长二千六百多公里，是中国最长的省际陆地行政区域界线，同时也是争议问题最多、情况最为复杂的一条边界线。”其他省县，虽各有等差，但情形必不容掉以轻心。
　　划定各类等级的人文、行政界线，是我国老早便启用的治国传统，《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要“正”经界，《周礼》称“体国经野”，其中大有文章。今周振鹤先生归纳古代“体国经野”之法有：分封与郡县两制、二级政区或三级政区、政区幅员伸缩、界线作犬牙交错或从山川形便、区划等第升降等。所谓“体国经野”之法，实则是皇(王)权在地理空间中的摆布方式、号令格局。方式、格局一旦建立，则产生各级行政疆界。此行政疆界乃是一种君临形式，显示的是皇权的分而治之，其分治之法可以决定人的荣辱生死。在现代社会，行政区划依然重要，国内行政区划边界既可正式地作为地方政府单元的权力象征，又可以非正式地作为国家向特定地区和人群实施倾斜政策的依据，画区操作是社会工程中必不可少的政治措施。
　　人类社会离不开疆界，而疆界的划定运用又何止人类。划地为界，在动物身上就显出本领，它们自有一套“地理信息系统”，察觉的敏锐性高于人类。一则电视片介绍说，蚂蚁曲折前进时不断回头望日以确定方向，并随时“计算”出回程的捷径。而蜜蜂回巢震动身躯时也有身躯轴线的指向，指示鲜花盛开的方向。非洲哺乳动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动物的疆界是拼死保卫的，等同于它们生命的界线。人类的划地本性也应该是生物基因里埋伏好了的，只是后天的“文化”又将其发展到更加繁多复杂的地步。
　　可能很早的时候，原始人就把江河山脉的走向当作界线使用，后来又有了毫无自然地貌依据的界线，这种界线是纯粹“人文”出来的，形态万千。而种种人文界线一旦定下，便具有制人的力量(power)。几年前在美国，一个日本人想到一户美国人家问路，便进入了美国人的“private”界线。美国人的private界线好生了得，日本人虽然被警告，但因不懂英语还是踏入禁区，结果被一枪撂倒。《左传》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墙”的设立，以对方性恶为假设前提，所以墙的存在，已然将两侧先决为对立的双方。墙是对立的产物，反之又制造着永恒的对立。人文疆界多半如此，严酷的人文疆界往往诱发仇视。
　　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市场实际上是条像分水岭那样的界线。根据你处在这条界线的一侧或另一侧，你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像布罗代尔这样敞开思想，则社会中的人文界线便多得不可尽数。不过，人文界线中最出名、最有形状感的是行政区划界线，在地图上每日可见。地图上的行政区划界线是一些精确又不间断的连线，我们今天的国土疆界概念，往往来自这样的地图。但是疆界概念，属于社会历史范畴，远非地图上那样简单，其历史变迁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社会进化标尺。
　　在我国，“疆”义源于农田土地划界，《说文》：“畺(疆)，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畕”显然是农田地块。后来疆字义广，又指政治疆界，如《左传》桓公十七年：“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界”也在“田部”，《说文》：“畍(界)，境也，从田，介声。”作为农田的疆界，我们相信它是形状严整、边界确切的。《诗经·小雅·信南山》：“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朱氏《集传》：“翼翼，整饬貌。”《诗经》将农田“疆埸”与城邑都形容为“整饬貌”，并不算夸张。但是对于列国的“疆埸”恐怕不能形容为“翼翼”，列国的“疆埸”或疆界，不可能是精确、清晰得可以用一条连线将其周边标出，即使有这样做的，也只是示其大略。在国土之内人文稠密的地段，由于各种资源利益分配的逼迫，可以形成确切的区域界线，但不会是所有地段都如此。而在王朝国家边疆的荒野斥地，更不可能也没必要画一条精确的线来。王朝边疆的大多数地方，只是一个边界地带。古代的长城在某个时期具有线界的样子，但其本质是特定方位的军事设施，而不代表整个王朝的疆界概念。必须由一线牵出的国境，是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中产生的边界概念。
　　在西方人观念中，“边疆”(frontier)一词，也是指宽窄不定的一个地带，其有两义，一是两国之间的地带，二是一国之内人文繁荣地区与偏远未曾开发的荒野之间的地带。如今第二义的地带尚可举加拿大的北土、美国的阿拉斯加、俄国的西伯利亚。在十九世纪的西方，边疆地带被视为人口急遽膨胀的国家的“安全阀”，开发边疆是一种对压力的缓冲。另外，过去的边疆地带是相当开放的，不同国家的考察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边疆地带从事“探险”，进入这样的边疆，那些考察者们并不认为是“侵略”。边境在现代进程中最后演变为“边界线”(boundaries)，体现了现代国家领土主权的精确性。一般认为，配置(allocation)、定界(delimitation)、勘界(delimitation)、管理(administration)，是由“边疆”向“边界线”演变时操作过程的四个方面。定界可以是和平、平等的，如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中俄之间《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定界也可能是以战争威胁的形式，如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与英国争夺俄勒冈地区，美国企图以五十四度四十分纬线划界，当时总统竞选的口号是“Fifty-four forty or fight！”(“要么五十四度四十分，要么战斗！”)后来的实际划界是在四十九度。
　　现代边界线的精确程度是惊人的。《职方边地》中说：“中国与老挝的边界线正好从勐腊县马叭上寨一名叫李二的家中穿过。李二家中的火塘、厨房在老挝一侧，客厅、卧室位于中国一侧。全家人在老挝做饭，在中国就餐、睡觉。屋内中间的圆柱成为一根特殊的界桩。”这样精确得似乎过分的奇特现象在古代是不存在的。今天的边界线是以文本、地图与界标相配合的办法表示其精确走向，是一条条翻山越岭、经行沙漠荒原、不在乎穿堂越户的连续不断的线路。“也许除了勘界人，没有多少人能看到全国六十八条陆地省界上那越来越多的界碑，因为它大多埋设在荒野阡陌、大漠边关、崇山峻岭、沼泽淤泥的一隅。”因为要连续不断，现代人文界线已经画到没有什么人文的地方，对于荒野、大漠、沼泽也要做精致、永恒的分割。人文界线的无所不至，令每一寸沙堆、淤泥都具有了人文意义。
　　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辽阔复杂的国土内精确地划定边界线是一件怎样艰苦卓绝的事业。《职方边地》一书首次披露了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勘测全国省、县界线的历史，声音洪亮地讲述了这件由数万人参加的“不露声色”的巨大工程，使我们对绵延了两三千年的“体国经野”之政终于有了生动具体的认识。当然，现代勘界已有更仔细的考虑：一、以山为界的，沿分水岭或山脊走向。二、以河流为界的，通航的河流，沿主航道中心线。不通航的河流，沿主流中心线或河道中心线。界河中的岛屿和沙洲，依勘界前的归属。三、以固定地物为界的，依据关隘、堤塘、桥梁、沟渠、道路和其他坚固地物。四、无明显地物地貌的地段，沿特定界点之间的连线。在沙漠等没有显著自然地形地貌的地段，也可按经纬度划界。边界起至点的设定：一、三省(县)交界点。二、与国界相接点。三、与海岸相接点。在边界线上要埋设上万个省际界碑、数十万个县际界碑，界碑的密度因地段的人文稠稀情况而定，如新青试点界线910.2公里，埋界碑二十六个，约每三十五公里一个；冀鲁试点线五百公里，埋界碑二百二十八个，约每2.2公里一个。
　　翻看此书，才得知我国政治地理一些原本背景：所谓国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只是一个约数。各省市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确的面积数字，“致使我国出版的地图上，没有一个全国各省面积汇总表，因为各省数字加起来不等于全国数字”。被长期使用的数十万公里省、县边界，其中习惯性的界线占77%，存在争议的界线有18%，经过法定的界线还不足5%。
　　在国家体制上，我国行政区域与经济管理区域基本一致。今天行政界线的两侧，由于社会改革的推动，正有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大潮涌动，双方经济发展在边界地带的碰撞竞争逐渐加剧，造成日益增多的边界争议。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边界争议多是资源归属的争议。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七年，随着改革的进展，省级边界争议增加了三倍。混乱不清的政治边界状况，直接导致经济纠纷，进而引起社会骚乱。在边界地带，急需人文秩序。而人文秩序的整顿，“必自经界始”。我们将孟子的这句话引申为今天的意义，可以说万人勘界的工程是天下的一个“仁政”。至一九九九年底，省界完成84.7%，县界完成94.5%。
　　不过，在称道政治疆界准确勘定的同时，我们又想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当代经济地理理论强调，行政界线应当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经济区域的自身完善。克里斯泰勒在其理想模式(中心地理论)的论证中，甚至希望“行政体制的建立，应使高、中、低各级政府机构与部门的所在地与我们的图式中的中心地相对应”。克里斯泰勒的理想方案在现实中很难普遍实现，但其原理不容忽视。我们原来77%的习惯边界，并不是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形成的，从长远战略来说，在此基础上划定的行政界线未必符合经济发展的格局。所以，“界”划定了，但界线两边的关系，却要重新论定。
　　长于划界、筑墙的中国，“正界而治”是得心应手的传统。在“自力更生”的时代，对于地界的固守曾窒息了经济的发展。今日的改革开放，正是要打破僵化，解除地方壁垒，不断发展跨地界的开发机制。所以，我们的大规模“正经界”原来是在社会逐步开放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是一段特别的历史。
　　划界之后，我们却要立即研究跨界的问题、建立跨界的思路。一九九九年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已然提出：划界、定界，不是分家，不是主权划分，不是资源划分，行政区域界线与资源界线能一致的就一致，不能一致的也决不勉强一致，不能一致的可以搞跨界经营、跨界联营。划界口号从原来的“团结协商，调处纠纷”演变为“团结互助，共同发展”。这些是对于疆界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理解。
　　在现实社会中，现代跨界行为大量出现，跨界发展是积极的，对社会可以产生巨大贡献。其实，当人类画出第一条人文疆界时，跨界的欲望与行为便已经出现，划界与跨界两者的历史同样长久。只是对跨界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道义评说与历史评说。攻掠是最简单、最野蛮的跨界方式，而现代商业机制则具有最巧妙的穿越人文疆界的能力。以炮舰的方式，无论有怎样的后果，都要激起反抗。但是礼貌甚佳、圆桌平等的谈判(结果平等与否是另一回事)，则是今日到处被接受的打穿人文疆界的方式。所谓WTO谈判是其代表者。从当代的眼光看疆界体制，其先进性不仅在于分割的准确，更在于推动两侧合作互利的力度。
　　说到底，人文疆界，本是追求于人类有利的各种秩序，但秩序的内容不是永恒的，新的秩序要求对于疆界做出新的整治，新的诠释，并培育新的疆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疆界“正”，则国家兴。
　　(《职方边地》，靳尔纲、苏华著，商务印书馆二○○○年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