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风潮下的暗流

　　日本小林善纪的漫画《台湾论》一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书中“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等语在两岸三地都受到人们的谴责。然而这一致的谴责声，是否出自同样的情感？这股愤怒的风潮，是否单纯来源于对慰安妇们的同情呢？
　　据我所知，在过去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亚洲各国的慰安妇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关心和照顾，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出版的《台籍慰安妇辅导研究报告》指出：有超过半数的慰安妇婚姻呈现不稳定状况；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慰安妇与家人及社会关系疏离；慰安妇终身单身、同居不婚、离婚的比例超过半数，显示昔日的慰安妇创伤，在五十年后仍影响深远。台湾的慰安妇卢满妹二十三年来靠替人洗衣服养活自己，定时巡回在周边几个乡镇市，搭公车背着一大袋要清洗的衣服，回家后一件一件手洗，然后再一一送回，至今依旧如此。纯粹是受害者的慰安妇们，为什么被社会抛弃？我想，她们并非无意中被社会“忘了”，她们是被社会有意识地遗忘的，联系起历史和现实思考，才会明了。
　　今天，就在我们身边，自愿和外国男子结婚的中国女性仍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指点点，指为自我出卖，有损国格，而同样和外国女性结婚的中国男子，则扬眉吐气，没有丝毫社会压力。此一社会现象下的深层心理，在于男权社会下，男人心目中的两性关系，其社会权力色彩远比本能欲求色彩更浓。男人心目中的两性关系，不是单纯的男女感情与性的交流，而是对女性和对潜在男性竞争者的多重征服。女性不仅被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而且被视为父系民族的公有财产，她们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定命运的权利根本不被承认。所以和外国男子结婚的女性伤害了父系民族阴暗的“自尊”，女性自主的婚姻选择在男权主义者眼里就成了社会公有财产的“自我出卖”，从而备遭唾骂，而和外国女性结婚的男子则被视为在和异族男人的潜在较量中得胜，增加了男权社会的集体财富，从而获得荣耀。看似简单的闲言碎语背后蕴涵着深刻的征服与控制的权力斗争想像，隐藏着不同民族男人间的较量，而女人仅仅是较量的筹码、战利品。这种充斥于我们每天生活的男人间的较量，在世界动荡、战争时期就不再仅仅表现为爱情婚姻的游戏。
　　抗战胜利后，曾杀害杨开慧的湖南省主席何键下令处决了一个年轻女人，原因是她父亲曾与居留长沙的日本人合伙经商，后来她父亲去世，她就沦为日本人之妾，日本撤退侨民时又不带她走，留下她被判为枪决；所列罪名是通敌事小，贬辱中华女性地位事大。在一九九八年印度尼西亚排华浪潮中，华人妇女首当其冲遭强奸以至奸杀。在集体强暴事件中，施暴者竟先高喊“万能的神”。起因是华裔在印尼善于赚钱，号称“经济怪物”，玩弄当地妇女的行为也是常有。华人富商举办的聚餐、赌博中，就常要应招女郎甚至崭露头角的年轻女明星作陪。印尼的男人自尊受伤，于是华人妇女便成了复仇行动的目标。而中国媒体谴责说，印尼暴徒“掠人财产，奸人妻女”，同样直截了当，“人的财产”、“人的妻女”，“人”前不用加“男”字就自然而然指代男人，“妻女”只和“财产”并列。
　　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民族，基本都是男权社会，于是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冲突，受害最深重的，就都是社会的最底层——妇女。男人的自尊和名誉，光荣与梦想，直接建立在女性的血流成河之上。民族间的争战，总以占有敌对民族的妇女作为征服对方民族的象征，于是争战中妇女受到异族摧残往往最为惨烈。一九九九年三月《读书》上曾揭露了许多故事，诸如前南斯拉夫民族冲突中妇女遭受的残酷奸淫迫害，又如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回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民族冲突中，落到敌对民族手中的妇女受到种种性折磨，身体被切割残害，性器官尤其被摧残，甚至乳房和阴部被纹刻上“印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的口号等。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中妇女的命运，中国人自然更不陌生。更严重的是，男权社会下，一个民族的男人不能容忍他们心目中的私有财产——妇女，被异族染指，故而妇女在民族冲突中受到的迫害不仅来自敌对民族，更来自于自己的民族。还看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的例子，当旁遮普邦被一分为二，分归巴基斯坦、印度，原先杂居此邦的回教徒和锡克教徒为迁徙到自己宗教所属的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大逃亡的时候，为防止跟不上迁徙队伍的妇女被异教徒占有，双方都对自己的妇女进行了大屠杀。锡克教徒的三兄弟，亲手杀死全家十七名妇女儿童；在锡克教徒居住的一个村，因为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孩子和回教徒走了，人们担心别的女孩子效仿她，于是把所有的女孩子都杀死，她们服毒、焚身，被刀砍、绳勒、枪毙、溺死，九十多个女人集体投井自杀。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京，发现每个井里都有几具女尸，悬梁、服毒的女性更无从计算；大学士徐桐自尽时，他全家的妇女，上至八十岁的祖母，下至几岁的女童，十八位女眷全部自杀，无一幸免；而当时东北的黑龙江将军延茂、祭酒熙元、侍读宝丰、崇寿在与俄国交战失败后全家自焚。如果不考虑中国男权社会对女性固有的、一贯的迫害，把她们之死全都归因于外来侵略，那义和团对信“洋教”的家属女性的种种迫害，诸如“倒插香”，把人倒着活埋在地里，阴部插香焚烧等等又怎么解释？鲁迅《我之节烈观》文中提到的元张士诚战败前逼七小妾全部自尽的“七姬墓”这样的事，充斥着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全部，又怎么解释呢？
　　历史上种族、民族、部族间的冲突本质上都是男人之间的冲突，可是各民族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妇女绑在战车的最前端。看待历史有多种角度，从民族的角度看历史，千余年来各民族的男人你争我斗，算起来多退少补，已经难说谁失的多，谁得的少；但从性别角度看历史，全世界男人对全世界妇女犯下的累累罪行，却已积攒得比山更高，比海更深。男人禁锢女性的利器，不仅有屠刀，还有道德，女性受过异族的蹂躏之后，也自认为成了对不起父老兄弟、对不起丈夫儿子的罪人、肮脏之人，假如不选择贞节烈女式的死来换得赞誉，就只有在冰冷的同胞中忍辱偷生，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关怀，更不用说补偿。这样看来，战争中被异族男人“玷污”过的慰安妇的存在，只是这个社会男性集体尊严上长不平的伤疤，她们被社会优先、彻底地遗忘，她们自己也主动地远离社会，远离人群，也就顺理成章了。
　　就日本从军慰安妇问题而言，如果日本只征用亚洲受害诸国的女性做慰安妇，不征用日本本国的妇女，那么这是一个“性别、民族双重迫害”问题。实际上日本也征用本国的女性做慰安妇，所以日本侵略战争虽属民族迫害的罪行，而慰安妇问题则纯粹属于性别迫害的罪行。今天，在中国仍未走出典型男权社会思维方式的现实下，在两岸三地同时涌起的愤怒风潮中，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必须认识到，残害中国妇女的凶手，不仅是军国主义的日本男人，也是无数像何键那样的中国男人。今天我们应该悼念的，不仅是中国的慰安妇，也应该是韩国的、菲律宾的、日本的慰安妇。今天我们更要警惕的，是这愤怒风潮下潜藏的暗流，如果它使这股风潮退化为单纯的民族仇恨，即实质上的受害国男人和日本男人间的尊严之争，那么只是为未来新的民族冲突中各国男人迫害妇女的竞赛埋下伏笔。而只有使这股愤怒的风潮成为两岸三地女性和亚洲受害诸国女性连同日本女性携手并肩和日本男权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一次普遍的启蒙，它才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史为鉴，可以使人颤栗。作为中国男人，在反对日本极右民族主义的同时，反省我们自己身上万恶的男权主义思想，才是更艰难更漫长的任务。
　　二○○一年三月八日　国际劳动妇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