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历史需要蒋介石？

　　黄仁宇先生是我比较敬佩的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更是爱不释手，但对黄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有些不同看法。现在，黄先生已经作古，只好写出来求教于读者了。
　　从黄仁宇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论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书中，可看出他立论的基础是历史最高使命说。身处美国，黄先生没有或许不敢提出历史终结使命说，却发明了阶段性历史最高使命一词。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数目字管理，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历史转型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因此中国要先通过蒋介石统一中国，建立一个高层组织，完成抵抗外国侵略的任务，然后再通过毛泽东来完成基层改革。这样黄先生通过阶段性最高历史使命——当时的中国应先完成高层机构建设——蒋介石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人选三段论，将蒋介石变成了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反对蒋的历史人物在黄先生的笔下就成了民族罪人。
　　我最佩服黄仁宇先生反对过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主张尽量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什么是道德？历史最高使命不就是最高的道德吗？黄先生一直认为问题一提到道德层面就无法讨论，可他先验地把蒋介石说成完成历史最高使命的最合适人选，那还有什么问题可讨论呢？即以中原大战为例，什么叫最高统帅蒋介石？按照国民党的法统，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无论中山舰事件还是南京政府的成立都是非法的军事政变，蒋介石才是真正的叛乱者，最高统帅一词不知从何说起。在国民党内，一九二七年以前汪精卫的地位高于其他人，一九二七年以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的地位一直平起平坐，直到胡汉民去世，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才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的最高地位才算确定。按照中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传统，中原大战冯、李一方因有汪精卫的参加无论如何也不算叛乱。如果西山会议派加汪精卫再加各路诸侯另立中央政府不合法的话，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加胡汉民再加西山会议派另立南京政府又如何能算合法？当然，先验地将南京政府定义为合法政府，把蒋定为不可挑战的最高统帅，那确实就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不过这样黄先生就落入了自己反对过的观点之中。
　　按照黄先生的历史最高使命说法，蒋是完成建立高层机构任务的最合适人选，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蒋可以发动军事政变甚至发动战争去反对别人，可以另立南京政府来推翻合法的武汉政府，可以囚禁胡汉民，而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来反对蒋就是大逆不道。这样，新时代版本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完成了。按照黄先生的论证，能证明蒋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最合适人选的惟一论据就是蒋在争斗中获胜了。如果这种事后追认成立的话，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家，我们只要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就行了。至于历史对未来的经验借鉴就更提不到，因为要等到事情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确定什么是最高历史使命，谁是最合适的人选。
　　有几个逻辑上的漏洞却是黄先生的观点无法避免的挑战。
　　一、人类是否有能力确定历史上某一段历史的最高历史使命？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有此能力，那我们是否有能力确定更长历史阶段的最高历史使命。比如，黄先生确定了过去一百年中国的最高历史使命，那我们可否确定过去两百年的最高历史使命？以此类推，人类有否能力确定两千年、三千年的最高历史使命？如果能，这和历史决定论有什么区别？如果不能，我们怎么就能确定我们有能力知道过去一百年的最高历史使命，知道谁是完成历史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二、我们暂且承认黄先生最高历史使命论，接受中国必须先由蒋介石成立高层机构，然后由毛泽东再建立基层机构一说，那么在蒋介石建立高层机构时谁反对蒋介石谁就祸国殃民，因而承认李宗仁、冯玉祥祸国殃民。如果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期间的行为又当如何评价？毛当时如果“祸国殃民”，那么，他又怎样按照黄先生的历史使命观来建立黄先生需要的基层机构呢？
　　三、即使我们为黄先生辩护，因为毛泽东负有黄先生赋予的建立基层机构的历史最高使命，要完成中国的第二步革命，为了中国的未来，所以他可以反对蒋介石。李宗仁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所以他不能反对蒋介石。那么，按照黄先生的观点，抗战后蒋的历史任务已完成，这时他同毛泽东对抗岂不是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为何黄先生又要为蒋辩护说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呢？
　　黄先生认为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需要一个人将中国统一起来，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然后才需要毛泽东建立基层机构，最后是高层、基层机构打通，奠定现代中国的根基。
　　这个观点让人觉得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机构是自己一手创建的，跟国民党的高层机构没有联系，这所谓的高层机构、基层机构的打通不知从何说起。
　　即使我们承认黄先生长期历史合理性的理论，在黄先生的理论框架下，我也想像不出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不由中国共产党完成土地改革后自己来完成统一，而要由国民党先来统一一次，让人民多经受一次战争呢？历史演进的事实就是共产党利用土地改革建立的强大基层组织同国民党进行了近四年的战争，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黄先生观点中惟一有一点说服力的就是国民党的抗战。在黄先生的论证里，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需要统一起来，才能抵抗日本。但如果中国仅仅要有统一的政府就能抵抗日本，那满清政府就不需要推翻了。如果黄先生要先建立一个高层机构，而这个高层机构惟一条件就是统一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一九一一年的时候是有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清政府。蒋介石推翻了一个统一的高层机构，再将它重建岂不多此一举？
　　也许黄先生可以辩护说清政府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但为什么蒋介石政权就有能力？依据黄先生列出的统一条件，清政府是个统一的政府，同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相比，清政府的统一度远远大于国民党。抗战前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实际能控制的不过江浙数省，张学良、宋哲元、李宗仁、刘湘、龙云等等是蒋所不能控制的。如果以南京政府的十年建政打下了抗战的基础，那历史资料显示南京政府的经济成就并不如清政府。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蒋政府的经济是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才有较大增长，蒋的声望才有大幅提高。二十世纪中国上半叶经济增长黄金时期有两个，一是清末十年，二是“一战”的几年，不是南京政府的十年。谈到官僚集团的腐朽，黄先生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国民党由于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而不得不腐朽，但是和国民党同时代的共产党经济上比国民党更困难，也没听说共产党当时有多腐败。退一步说，即使这点成立，那么清政府的腐朽也是可原谅的，国民党推翻清政府的合理性又在哪里？
　　我相信辛亥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一个腐朽的政权是无力自我改革的，必须推翻才能为社会变革打通道路。当时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完成社会变革，需要推翻清政府，为基层变革创造条件，所谓不破不立。高层机构中国本来就有，不需要去创建，当时中国需要的就是基层变革，南京政府无力完成这一任务。至于收回国权，在建立基层组织以后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本就不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高层组织来完成这一任务，然后再被取代。
　　就事论事无法理解历史，我们可以从其他类似国家的历史来对比。如土耳其，其历史背景和我们差不多。奥斯曼帝国整整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进行改革，可就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不知亨廷顿先生为什么要用土耳其的历史来证明他的权威主义改革论，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史证明的恰好就是一个大帝国无法自我改良)，最后在“一战”中崩溃。凯末尔则领导土耳其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瓜分，在此基础上创建土耳其共和国，并凭借他在战争中建立的威望和高层机构在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层改革，将土耳其领入现代化进程。虽然土耳其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在伊斯兰世界还是鹤立鸡群的。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发现建立高层机构和建立基层机构需要分开。事实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所谓需要两套人马的例证。无论是印度的国大党，还是越南的共产党都没有为黄先生的理论提供任何佐证。
　　黄先生为蒋介石的辩护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领导了抗战，因此蒋是伟大的。历史无法假设，我也承认既然历史作了此选择，蒋抗战不是完全没有功的。但蒋的功劳是否如黄先生假设的那样：没有蒋介石我们就要亡国呢？
　　费正清先生曾言日本人将中国的历史研究得非常透彻，以为可以学蒙古、满族那样占领中国，却没有估计到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使日本陷入了全民抗战的泥潭之中，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费正清先生这个观点是非常精辟的，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根本原因：绝不是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抗战，而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人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接受异族的统治。实际上全世界都一样，从二十世纪开始，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任何一个侵略者都将面对一场崭新的反抗形式：全民游击战。如果我们承认越南、阿富汗人民没有亡于侵略者之手的话，那我们就只有确认游击战都被镇压下去后才能称为亡国。
　　游击队之所以强大，不在于它有强大的正规军和武器装备，而在于它扎根于当地居民，所谓拿起武器是战士，放下武器是平民。其战术则在于利用当地居民的坚决支持，利用地形、情报的绝对优势，以小股袭击为主，将战斗限制在基层单位，使正规军的优势火力装备无法发挥作用，通过积少成多的战果，造成入侵一方不可承受的损失，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于镇压一方来说，直接出动军队消灭游击队如高射炮打蚊子，是没有效果的。自来消灭游击队的关键都在于如何建立基层政权，隔离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所谓“涸泽而渔”。从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来看，与游击队作战的主要途径有四：
　　一、进行政治改革，掌握民心或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彻底控制民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政府虽然不是很得民心，也通过强大的村级政权隔离了共产党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共产党游击队最终失败。但一般说来，这些方法只能在内战时使用，异族入侵在上个世纪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国、法国在越南就搞了很多战略村，最多时将一百多万人迁入这些战略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二、投入强大的兵力，以压倒性的兵力/人口比抵消游击队得到群众支持的优势。如在最近的车臣战争中，对于二百万人口的车臣，俄军竟投入十万兵力，占其机动兵力的50%，相当于车臣总人口的5%，这才将车臣武装赶入山区。
　　三、在只能投入相当于当地总人口1%左右的兵力的情况下，无法消灭当地的游击队，如苏联在阿富汗投入十万兵力，历经九年，劳师无功，最后只好撤军。又如美国，最多时在南越投入五十万兵力，但仍然不能摧毁越南游击队，不得不撤军。
　　四、进行残酷屠杀和破坏，进行肉体和经济上的“涸泽而渔”。对当地居民进行屠杀，恐吓当地居民，至少使他们不敢支援游击队。
　　从历史上看，获胜的游击队一般说来都是较有意识形态狂热，能够为其目标献身、忍受痛苦的团体；其次，打游击战的国家大都工业化程度不高，农村居民占大多数，交通困难；三是要获得国外的大力援助，不过这条要求不高，因为历史上非洲国家、中国、阿尔巴尼亚等的游击队所获国外援助并不多；四是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要得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支持，保证游击队能够隐蔽于当地居民之中，实际上是以全体人民作盾牌的战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假设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情况下，日本军队是可以一直打到重庆的，这样中国不再有一个抵抗的正规战场。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很快就会陷入一场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日本的兵力最多只能控制到大中城市，连县级政权都很难想像日本仅凭一百万兵力就可以深入。可以相信日本没有可能获得中国居民的支持，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日本不可能学以前的入侵者以轻徭薄赋等手段拉拢中国民众；第二，在没有得到当地居民至少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日本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强大的基层政权，这既为二十世纪的诸多游击战经验所支持，也为八路军在华北摧毁日本建立的维持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上面两条堵死了日本通过政治措施消灭游击队的可能，它就只能用军事手段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如日本全用军队进行镇压(没有战斗力的伪军其兵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兵力/人口比只达到2%就要九百万军队，日本不可能出动这么多的兵力。
　　从中国方面来说，获胜的要素也全部具备：首先，狂热的意识形态团体，共产党是完全可以提供这种领导的；其次，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国土广大，交通不便，农村居民占了大多数，这种分散的经济和居民结构为游击队的生存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再次，由于利益的冲突，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够得到苏联、美国的支持。只要看看身为共产党人的铁托得到了狂热反共的丘吉尔多少援助，就知道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被国际社会抛弃的；第四，最重要的是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忍受异族的统治，游击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可以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支持，这就确保了抗战的胜利。
　　从中国实际的抗战历史看，国民党并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取得多大的军事成就，连歼灭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都没有。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要求中国对日本发动大规模的歼灭作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的任务就是牵制住日本的兵力，使其不能向苏联进犯，也不能向太平洋地区增派兵力，有计划大规模歼灭日军的任务只可能由工业化国家美国、苏联来完成。如果我们抛开民族虚荣心，直面中国只起牵制日军的作用，而无力凭自己的力量将日军赶出中国这一事实，那现有的史料无法证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牵制的日军更多，实际上也不可能分清哪些日军是对付国民党，哪些是对付共产党的。
　　李宗仁先生曾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如果日本能下定决心，动员四五十个师团，一路出西北，占领兰州，切断中苏交通，然后攻西安，威胁成都，然后一路占领京、沪、武汉等，最后兵分三路占领西南诸省，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只有投降了。李先生前面的分析都对，就是将游击队赶入山区，中国就亡国说得太轻巧了，但李先生的分析至少告诉我们一点，日本当时完全有能力摧毁中国的正面抵抗，只是日本的战略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力进行国内动员而已。这从侧面表明，南京政府的决策对中国的抗战并不是必胜之策，只是因为日本的错误让蒋介石的正面抵抗戴上了光环。相反，建立在游击战基础上的抗战则有人类各国的经验为证，因而才是当时中国的必胜之策。
　　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说，专家富于知识弱于判断，不要轻信专家的判断力。李宗仁、黄仁宇先生之所以对游击战视而不见，我以为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学习的都是正规作战，很难去理解游击战这类政治性强于军事性的战争，黄先生自己也说当时他没有去延安是因为觉得进行正规作战才有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人在军校里学的是如何赢得战役的胜利而不是如何赢得一场战争，赢得战争不是在学校里的专业训练能学到的，因为战争的结果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正因如此，身为职业军人的项羽将天下输给了刘邦，军事素养高于蒋介石的李宗仁输给了蒋介石，西点军校的高材生败给了穿着草鞋的胡志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职业专家则被戴着头巾的圣战者赶出了阿富汗山区。专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黄先生关于抗战的遐想实在过于受制于其专业经验了。
　　中国从宋朝以来的士大夫清议传统过度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评判是非，使人们丧失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黄先生的思维为我们拓宽了视野。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人类最基本的行为道德准则，踏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路，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引入比宋、明士大夫伦理更绝对的历史最高使命而践踏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我们也不能同意将所谓的经济增长、抵抗外虏、社会重组视作至高无上的使命，视人命为草芥，践踏人的基本尊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的社会变革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抽象的钢铁产量。人的历史演进没有穷尽，如果我们能承认所谓为了历史的大变化而采取短期专制行为的合理性，我们就得承认更长期专制行为的合理性。
　　我不打算用现在的意识去评判古人的观点，但我们要求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至少应符合二十世纪的最低道德准则。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能再推行奴隶制度，废除奴隶制度的国际公约是大家所必须遵守的；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不得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当全球制裁南非为曼德拉而欢呼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人性的胜利。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任何一个国家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二十世纪，人类至少要求每个政权不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为此，我们相信联合国出兵索马里去拯救在军阀、饥荒威胁下的索马里人民的合理性，我们相信联合国出兵制止卢旺达大屠杀的正义性，我们也相信智利人民寻求将皮诺切特送上法庭的合理性。如果我们确认任何国家都不得推行法西斯制度，那么对于在中国推行法西斯制度的蒋介石又当如何评价呢？如果我们接受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得推行大规模的屠杀，蒋介石也同样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据张国焘回忆，在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国民党仅在鄂豫皖就屠杀了二十万当地群众。一九三八年，蒋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坝，企图阻止日军，结果淹死几十万人。最近又有史料披露，国民党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在河南大荒之时强征军粮，当时有近二百万人死亡。抗战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战争时期，可以取消新闻、言论自由，可以限制集会、游行，可以征兵、征税，可以要求人们节衣缩食，但没有权力要求平民付出生命。生命乃是政治的底线，没有任何政治可以置于生命之上，正义战争也没有此权力。我们承认战争中平民总有误伤，但那是在子弹不长眼睛而不可避免的时候，而蒋的作为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我们承认哪一个政府都会有贪污、纳贿之类的现象，但这种事情不可以过度到影响人民基本生活水准的地步。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蒙博托等人都积聚了过度的财富，让人民处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境地，越过了一般的道德底线，因而必须受到历史的唾弃。我们承认中国太大，代理链太长，没有可能控制住基层官员的行为，但我们要求蒋至少能控制他身边人的行为。黄先生没有理由说蒋就连在身边的孔、宋家族都没有能力管住。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蒋对孔、宋家族的放纵同他自己贪污没有区别，就如苏哈托的四个子女纳贿同苏哈托贪污也没有区别。
　　如果在五百年以前，或许我会接受黄先生的观点原谅蒋介石，但身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蒋介石必须接受二十世纪伦理的约束。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越过了人类二十世纪的道德伦理底线。
　　黄仁宇先生已驾鹤西归，本不该惊动黄先生的亡灵，然而笔者实在喜爱《万历十五年》，突然读到黄先生关于蒋介石的评论，实在不能沉默。虽然文中对黄先生颇有不敬，却是所谓的“爱之深而责之切”。虽然黄先生不是一位能给自己看病的医生，但黄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大夫。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版，31.00元；《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著，张逸安译，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