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记忆与历史

　　有关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的争端，特别是作为战争加害方的日本的政界、学界的一些人所作出的令战争受害方民众难以容忍的姿态，长期以来一直似顽疾般不断刺激着受害者的创痛记忆，并在事实上延续并再造着敌对状态。由此联想到由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的《战争的记忆》及孙歌先生的文章《实话如何实说？》所引起的漪涟，深感如何就“记忆”、“历史”这样的话题在中日之间尤其是一般民众和学术界拓展新的话语空间，是一个需要大家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我没看过《战争的记忆》，从孙歌先生的文章介绍来看，感觉这次节目中存在着“记忆”与“历史”的交叉。作为一般性原理，记忆可能成为历史的依据，但记忆有别于历史。别说是两国间的战争，即使是围绕一个人，谈生活史记忆与谈人物历史及其评价也不全是一回事。《战争的记忆》似乎没有把握好如何将话题紧扣在“记忆”层面上这么个问题。以前在日本看过由著名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主持的一个日本市民谈战争记忆的节目，其中有老年人谈个人的记忆，也有年轻人谈如何接受老年人及一般社会的战争记忆并提出困惑的。节目没有涉及到历史事实、历史评价的层面。而主持人表示，节目的宗旨之一是让年轻人更多地了解老年人的战争记忆，这对日本避免重走老路很重要。
　　此外，节目中的对话其实也是在不同的话语系统间展开的。“实话实说”节目通常会安排一般市民和“专家”一起来谈某个话题，这种模式应该是以“专家”的知识权威性为前提的，而这种权威性又是由话语的权力来体现的。不过在战争这个话题中，这样一种权威结构较难自然形成，一个日本的史学研究者的知识权威性并不可能仅凭他的专家身份而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这不足为奇，反过来也一样。问题在于，一方面，水谷尚子作为一个日本青年出场，可她却不是在谈她的战争记忆，而是在以研究者身份谈历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她的权威性不被中国观众认可，可是她的话语的权力依然存在。一般的中国观众有心否定她的发言内容的正当性，可是却难以消解她的话语系统本身所具有的权力。
　　当然，现场有中国方面的知识人，可是，围绕中日间关于战争记忆这么个话题，他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与日本的知识人在同一个话语系统中对话、交锋？在孙歌先生的文章中，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段内容：
　　在播放的录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场的中国人面对水谷这样的日本青年表现出的仅仅是单纯的愤怒，并没有与她真正交锋。由于水谷的提问方式非常隐晦，包含着大量的潜台词，所以真正的交锋必须在潜台词的层面进行，遗憾的是，在场者仅仅追问她对于战争责任的姿态性问题，却完全忽视了她的潜台词——这倒正应了水谷在上集片尾所说的一句未被译成中文的话：“中国人对日本太无知！”
　　这儿的问题显然已不单单是电视节目的策划人或主持人的事了。这涉及到记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了中国知识人的日本研究。首先，作为受害民族的成员，无论是现场观众还是一般读者，我们都可能对来自于加害国的任何无视或否定我们受害记忆的言行感到愤慨。可是我们怎样去否定历史学对记忆的真实性的要求呢？其次，为了让别人了解我们的受害记忆，我们已经做了多少？此外，我们对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包括记忆重构的机制)以及日本人的中国观等等了解多少？
　　对于一场过去了的战争来说，战争记忆对于双方国民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记忆的重构关乎历史的重构，但其意义不止于此。
　　如何重构战争的记忆与历史，在日本社会中历来是一个尖锐、敏感的话题，不仅因为有相当多的社会成员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抵制对那场战争的否定性评价，还因为他们具有着“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无论是作为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还是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种种复杂的情形使得社会记忆的正当性以及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在作为战争受害方的中国，这种情形似乎并不存在。关于那场战争，受害者的记忆的正当性当然不被怀疑，而记忆与事实、与历史的关系也并没有被视作为一个问题。即使是面对日本政界或学界就中日战争发表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意见时，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是以道义性的谴责来反驳的。
　　这情形本身也许无可厚非，但这种现状会带来问题。记忆=事实=历史这样一种逻辑，其正当性是有限的。在经历者内团体以外的社会空间中，以及在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中，记忆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被转换为历史。历史原不是事实的简单堆积，而且经历者的记忆作为历史事实被认定还需要经过推论和验证。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曾这么解释记忆与历史的不同：
　　我们应当把社会记忆和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history reconstruction)的活动区分开来。……历史学家的做法是推论。他们对证据的研究，就像律师在法庭上反诘证人，从证词析取不明显包含的信息，甚至和其中包含的公开声明相反的信息。由先行陈述构成的那部分证据，绝不占优势；在历史学家看来，据称属实的一段先行陈述，和其他类的证据并无优劣之分。历史学家能够拒绝被告知作为证据的事物，代之以自己对事件的解释。即便他们接受先行陈述的内容，那也并非由于那段陈述的存在而被视作权威，而是由于经过判断认为它符合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真实性的标准。
　　…………
　　即便是在社会记忆对一个事件保持直接见证的情况下，历史重构仍然是必须的。
　　不用说，在历史重构的过程中会有因条件限制而难以证实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这样的荒谬(这正是日本军队败战前要大量毁证的原因)，还会有因历史学家的理论、方法以及立场、感情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历史学家歪曲历史的事并不少见)。但这些并不能构成我们忽视历史重构的必要性、正当性的理由。所以，如何回应日本学术界以及西方学术界对于中日战争历史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是需要中国学术界去认真面对并下功夫探讨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视记忆本身。恰恰相反，历史经历者的记忆是历史重构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有心要书写出令世人信服的历史，我们就必须致力于对社会记忆的整理。将民间的沉默的记忆变为具象的文化资料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说起来，战后以来，中国人已写有不少的“抗日战争史”、“抗日英雄传”，还有许许多多以那场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但关于中国民众受难经历的详细的记录，例如实地调查、统计、口述记录等等，又见有多少？
　　记忆的叙述·记录的重要性还与记忆的共享有关。关于记忆，记忆的权利以及感情记忆等等，已见有一些精辟论述，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想把个体的、民族的记忆转换成公众的、人类的记忆，那么，记忆的挖掘和公开是必要的、必需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在中日之间甚至在全人类范围内能够对那场战争形成某种公正、理性的认识，那么仅满足于在本民族内部对自身记忆的理所当然的认定是不够的，应该致力于个体记忆、民族记忆的共享。《安妮的日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犹太人集体记忆的一个具体的文本，更在于它让密室中躲避迫害的一个犹太小姑娘的记忆成了人类共同的记忆。保罗·康纳顿讲到过，“至于社会记忆本身，我们会注意到，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
　　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应该允许加害者有他们自己的记忆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留自己的记忆、并让我们的受害记忆成为包括加害者在内的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的问题，这是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权利，也是受害者的义务。不能说中国人疏于叙述、记录自己的受害记忆，“忆苦思甜”当然与政治动员有关，算不得经历者的自觉行动，而“文革”后随着作为文革“受害者”群体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和知识分子们的政治权力、话语权力的恢复，文革“受害”记忆的叙述文字到今天已是相当可观了。可是关于中日战争，虽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多少都有着个体的或家族的、民族的记忆，但被有意识地保留、公开的，包括文字的、图片的、实物的，真的太少了。岂止是少了，好像有些人还认为仅有的那么一点也是多余的了。不断能听到诸如南京屠杀纪念碑被移走、沈阳郊区“731”细菌部队遗址将被毁等等的消息、传闻。我们能想像波兰人会毁掉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日本人会拆去广岛“被(原子弹)爆”遗址吗？
　　对受害者体验的共享，也是加害者及其民族了解事实并反省战争的必要的资源。记得在日本朝日电视台组织的一次有日本青年和中国留学生旁听的中日学者有关中日关系问题的彻夜讨论会上，一位日本青年对中国方面的“仇日教育”提出了质疑，而当时是一位日本学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那位同胞的提问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释道，中国政府并没有搞一般日本人所想像的仇日教育，事实上中国方面对那场战争作了结构化的说明，中国政府一直在教育中国人民说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而日本的人民同样是无辜的、是受害者。他说他之所以相信这一事实，是因为自己的一次经历。他曾于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了日本青年的访华团，在上海郊区他遇到了一位农民老伯，这位老伯只有一条胳膊。经询问日本青年得知这位老农的另一条胳膊是被日本兵砍掉的，而且这位老农的妻子也是被日本人杀掉的。这事实让当时的日本大学生感到了冲击，而更让他意外的是，当日本学生向这位老农表示歉意时，这位老农和蔼地笑着回答说：这不怪你们，你们现在的日本青年是没有责任的。这位日本学者说那次经历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相信这位目不识丁的老农说的是事实，而他对日本青年的宽容、热情也不是装出来的。那天在电视演播厅里那位日本学者是含着泪花、缓慢地叙说完这一经历的(他的话结束后，会场上有几秒钟的沉静，提问题的日本青年没有再说话，而中国留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实许多日本人都知道共享受害记忆的重要性。在战后回到日本的一批日本战俘中，就不乏因为被俘期间对中国人受害体验的了解而一辈子致力于现身说法地反对战争的老兵。日本有一批律师和学者也一直在做挖掘、公开或翻译介绍中国人受害记忆的工作。在日本可以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成就，其中包括被翻译成日文的杨克林、曹红先生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录》以及《拉贝日记》等等。
　　另一方面，作为一般的日本国民，不管他是不是认同于日本民族的加害者身份，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历来都非常重视对自己的受害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叙述和强化，他们对受难经历的记忆是被仪式化、制度化的。每年的八月十五日，由天皇夫妇出席、首相主持的“终战”纪念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哀悼战争的“战没者”。在广岛、长崎、冲绳，每年举行的各种纪念仪式极为隆重，且都为全国各地的媒体所报道。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一直在为让全世界知道日本的受害记忆而做着各种努力，广岛、长崎市民的“被爆”惨状的大幅照片由各种组织和一些自发者在世界各地展示着……
　　说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要提一提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包括对日本社会本身以及日本人的历史观、中国观等等的了解。事实上，类似于“实话实说”节目中发生的争执，经常发生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尤其是在日本的国土上。在日本的中文报刊上，时常能看到国内代表团或访问学者在遇到日方人士突然的挑衅性提问时如何据理反击这一类的报道。虽是义正词严，但当事人那种猝不及防的意外、还有难以击中问题要害的忿恨与无奈，往往令人怅然。
　　关于日本人与那场战争，中国人的思维曾被框定在“军国主义政府—人民”以及“右翼—左翼”这样一种两分法的认知模式中。而中国学界的日本研究，也长期局限在一种近代的模式中。我这儿所说的近代模式，一是指拿来主义的功利模式，研究对方只是为了能借鉴、学习点什么；二是指缺少现代科学学科背景的传统研究模式，懂外语即可从事外国研究，外国研究被等同于外国常识介绍。如今虽然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但中国学界的日本研究如何进入新的学术轨道并回应社会需要，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长期以来，除了对战争罪行的清算、谴责或对和平、友好的诉求以外，在中日两国之间，无论是一般民间还是学术界，一直少见有在相通的话语系统中就真正的问题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锋。关于战争的记忆和历史，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双方能在何种程度上了解对方的社会记忆，当然是个问题。但不管因了各自的立场和感情，记忆层面上的分歧有多大，重要的是从拥有记忆开始，同时需要有一个能够就分歧的实质来进行对话的话语空间。对双方的知识人来说，这尤其是相互交往走向成熟必需经过的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