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点澄清

　　“分工”，这是精神从必然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也是对“前分工状态”的原始自由的第一次否定。处于分工中的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分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消自身的自由。异化了的痛苦的精神于是开始它对分工的否定，这第二次否定将把人带到一个自由或比以前更加自由的境界。分工的发展可以理解成为通过这样不断的否定自己而实现精神自由的过程。一九六○年，当萨特最终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移时，他发表了最后一本主要著作《辩证思维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书中他以惊人的方式解答了人们对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几次提到的走出虚无困境的唯一的也是“激烈的方式”的猜测。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无法逃脱的哲学。”若说对自由的追求，当代有谁能不尊重萨特的一生？是他对笛卡尔“我思”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对休漠“现象”传统的批判继承，完成了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综合的否定。是他发现了自由意志面临着的“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与“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那种地狱般的无法逃避的冲突。是他(沿着尼采的路)以直面这种彻底的虚无和地狱般的异化，证明了他追求自由精神的勇气。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无法逃脱的哲学”？因为每一个深入思考过的当代知识分子，都会像写《一八四四年经济哲学手稿》时的年轻马克思一样，最终面对人在分工中的异化，面对由分工生产出来的巨大的异己力量，面对“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是一种退步”这个悖论。哲学不是一门学问，哲学是一种气质，哲学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一种激情。正是在对现实的否定中产生了知识分子。思想，差异，对话，阐释，否定，概念，逻各斯，这些事情难道不是等价的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间有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看到了人类历史应当被理解为从主体异化出去的劳动不断向着主体回复的过程。(贺麟、王久兴译《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第四章)
　　崔之元先生就着我的《怀着乡愁，寻找家园》发了一通议论，从浩如烟海的经济学、企业管理、经济史、制度史文献中列举了一大堆“研究事实”，无非还是要论证中国人应当“迎头赶上西方”，直接进入“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读书》“惜纸如金”的态度，我不打算在这里指出崔之元在引述材料方面的错误。(例如关于“规模经济”和他引用的阿罗与洪的那本书，关于“丰田案例”，关于“鞍钢宪法”，关于亚当·斯密的分工概念，……)我下面的讨论是要澄清两件事：(1)崔之元虽然注意到了马克思的“社会分工”概念与亚当·斯密的技术分工概念的差别，但是这与我们的争论完全无关。不仅如此，崔之元在对我的批评中似乎是在反对“技术分工”，鼓吹“社会分工”，这就大大搞错了从孔德以来全部社会理论关心的焦点之所在，并且完全误解了分工的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辩证关系。(2)崔之元并没有仔细理解我对他和甘阳的批评文章(《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最主要的误解在于他认为我的理论完全基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以他觉得只要批判了亚当·斯密，就清算了我。其实，我在《读书》上写的那几千字，是我从一九九二年起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若干篇数万字论文的总括，是对整个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物，是我从未来的“知识社会”的角度对经济学的重新理解。
　　首先，分工必定是技术的，因为分工的好处必须通过分工技术才得以实现。技术分工的理由在于单个的人脑不可能学习和掌握人类的全部生产知识。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分工，把他的肢体和时间专业化地分工在不同工作上，在肢体上积累专门知识，于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这在我《怀着乡愁》那篇文章里说过了，这也是奥地利学派嚼剩下的东西。其次，只要有了专业化，就必定产生异化过程。当我看着我正在写字的右手时，我意识到它不能发展出我的眼睛的视觉功能。难道这不是自由意志对现实的否定吗？难道这不是萨特所说的“通过引入各种可能性而否定”吗？同样，当分工在两个以上人中间安排时，也就是当分工的技术要求产生出分工的社会关系时，人的肢体的异化就发展成为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对于这种异化的反感，我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文章的一开始就提到了，并且在文章的结尾又说了一遍。今天，我认为我比崔之元有更多的生活经历来反抗异化。崔之元对分工的技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似乎没有领悟，他认为“社会分工”就是“将工人安排到不同生产步骤上去的方式”。其实这仍然只是技术分工或分工的技术方面。分工的社会意义在于，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当我的自由意志意识到那个完整的“我”必须通过你的劳动才得以实现时，我便试图去控制这个“你”。同样，你从你的主体自由出发，也将努力控制这个“我”。这就是黑格尔所谓“主人－奴隶”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核心的贡献。正是沿着这样一种社会冲突，分工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才渐渐演变成今天主要思想家们关心的道德基础问题，或哈贝玛斯所论的“现代性问题”。基于错误的理解，崔之元批评亚当·斯密、韦伯、德克海姆甚至“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说他们“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或“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并且说所有这些西方人的错误都起源于柏拉图把家庭与城邦政治截然分开的错误。可以说，这种批评不仅缺乏论证，而且是不尊重学术传统，不尊重前人的研究工作，不尊重前人研究工作的历史视界。例如崔文中引述并批评的恩格斯的话，恰恰是符合我上述关于分工的社会意义的论述的。更进一步，崔之元还基于他自己对社会分工的误解进而提出对整个西方思想的批判。似乎“民主”这个东西更属于我们东方人，似乎对异化的深切的感受在希腊人那里，在托玛斯·阿奎那那里，在马克思、韦伯和德克海姆那里根本就不存在。我相信但凡读过这几位西方人著作的人都不会同意这一看法。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学者总是高唱“超越两分法”，可就是不愿意持一种超越“东方”和“西方”的态度来讨论学术问题，不愿意搁置一下他们英雄的可爱的“民族自尊心”，结果把本来很清楚的学术讨论搅得一团乱麻。
　　对知识论和存在论哲学很少谈及的崔之元，读了我对现代“灵活生产”技术的讨论，不知怎么突然看出我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理由是当我谈到“第五代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通过手提计算机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财，忘记了市场需求是高度不稳定的。这里崔之元先是把“规模经济”问题错误地放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去理解(所谓阿罗“证明了规模经济与稳定性不相容”)，这说明他不了解经济学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进展。其次他混淆了“稳定性”与“均衡”这两个概念(只有纯策略严格纳什均衡才含有稳定性，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总是不稳定的)，同时又混淆了“规模经济”与“天然垄断”这两个概念(阿罗证明的只是天然垄断与均衡之间的不相容，规模经济问题根本不能在阿罗的一般竞争框架中讨论)。我无法回答这样漫无头绪的批评，我只觉得这种批评真的是很“热闹”，还是让经济学家的读者们自己判断吧。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我对知识社会和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我对“灵活生产方式”的研究，以及我对分工造成的异化的痛苦感受，使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非分工”的途径。“第五代孙”是我几年来思考得到的一个可能的例子。
　　为了澄清，我这里换一种方式再说一遍我提出的工业化的两个必要条件。首先是工业知识的积累。我说过了，如果已经积累起来了工业知识，那么使用福特主义的还是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技术就仅仅是因地制宜的技术选择问题，根本与我们的争论无关。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获取、积累和储存工业知识，而这正是各个发展中国家几代人一直在从事的努力。很遗憾，知识的经济学和知识的哲学告诉我，这里没有捷径可走，你要学习和积累知识吗？你就必须建立和尊重你自己的和别人的知识传统，“积累”和“渐进”在数学上难道不是同一个积分式吗？在这方面，如崔之元批评过的，我一直是同哈耶克和波普的演进理性粘在一起的，并且一直是批评崔之元等人的“建构理性”的。顺便问一句，崔之元等人一贯主张的以“强势政府”理性设计地推行经济和政治民主，难道不是比我主张的“演进理性”更像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吗？
　　战后西德和日本为什么能够以如此神奇的速度恢复并超越那些没有受到彻底摧毁的国家？在许多解释中，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没有被摧毁，知识保存了下来，所以一个马歇尔计划，资金到位，马上就能够把知识转化成力量。相反，拉丁美洲国家借债不可谓不多，资金不可谓“没到位”，但是苦于没有足够的技术与制度知识积累(人力资本)，至今徘徊于滞胀危机之间。为什么知识必须通过人力资本的方式才发挥生产力作用呢？为什么不可以把西方图书馆的藏书通通搬到发展中国家变成生产力呢？因为“知识”自身不是生产力，“批判的武器”必须通过人，才可以转化为“武器的批判”。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教育救国”的核心是积累人力资本，“实业救国”的核心是开发企业家才能，两者都至关重要。为了振兴我们民族的生命，多少前辈探索过多少不同的道路，我们今天探索过的难道超出过他们吗？传统，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的传统，我们必须尊重传统，才能发展传统，必须承认前人不比我们愚蠢，才能超越前人。发展，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这里是地狱的入口”，这里需要勇气。
　　在工业化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中，我提到制度及制度演变。制度知识需要学习，更需要领悟，也就是博兰霓所谓的“支援意识”。所以制度一定是“本土化”的。但是最终制度的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制度知识必须是本地的、国产的。知识作为“本文”从来就是独立的、世界的、人类的、超越时空的，为什么我们要像崔之元号召的那样来个“第二次思想解放”，无视西方人积累的制度知识呢？如果我们稍微对阐释学、存在哲学和德里达的哲学内容作一反省，就会了解，正是本着演进理性，并且与阐释学的和存在论的哲学反省相一致，我才不认为中国人能够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进行无限的任意的制度创新。以最成功的“承包制”而言，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治国办法吗？崔之元的制度乌托邦教条还表现在他要求以强势政府推行经济和政治民主。我想问的是，他要推行的是尚且停留在理念层次上的“民主”呢？还是已经本士化了的中国的民主制度？前者难道可以靠政府来“推行”吗？后者难道需要政府的推行吗？于是我不打算把“乌托邦”的名誉加给崔之元，因为乌托邦虽然脱离了历史存在，还是含有理性的创造精神的，而崔之元提出的东西仅仅是一套脱离中国历史存在的不知怎样到达他脑子里的教条，我称之为“乌托邦教条”。
　　我们各自的立论，都已表过。其他的话，不必多说，留待读者判断就是。“对于那不可言说的，必须沉默”。(维特根斯坦、德里达)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