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墙内外的妻子们

　　黄宗英在《故我依然》一文中，回顾了一九四○年她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二十一岁开始拍电影，一九四七年碰上赵丹，次年与赵丹结婚。她说，赵丹的“敏锐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可是“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归隐书林》，4—5页)。这些话道出了她对“赵丹妻”这一女性家庭角色无悔无怨的认同，也道出了她对赵丹人格品行的深深理解。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整整三十年。三十年的“大起大落”、“久经折腾”、“陪斗”、“挨斗”……她都认了，她以妻子的身份与赵丹共同承受这一切。这是女人的一种无奈的却也是自觉的选择。像这样在苦难和厄运中对自己妻子身份的承担，在这两代人中不是个别现象。仅我阅读所及，还有冰心之于吴文藻，萧珊之于巴金，胡絜青之于老舍，梅志之于胡风，文洁若之于萧乾，朱梅馥之于傅雷，韦君宜之于杨述，周颖之于聂绀弩，新凤霞之于吴祖光，林洙之于梁思成，茹志鹃之于王啸平……其中有的人如梅志，曾经和丈夫胡风一道走进高墙之内，不过大部分人的身体尚留在高墙外面。然而这高墙内和外，无论是就她们的政治身份还是心理距离而言，其区别也就是一步或半步而已。
　　这使我联想到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们舍弃了贵族身份，毅然以妻子的身份陪伴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来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我们中国的高墙内外的妻子们除了一个妻子的身份一无所有，也就无须她们去舍弃什么。她们的社会身份已经和丈夫一起被剥夺，许多人还因丈夫的被强加的政治身份而株连出诸如“反革命妻子”等政治身份。所以，这里的“高墙内外的妻子们”是性别的与政治的身份的合一。她们无奈地认可了这种关系，并且把这种认可变为一种自觉的选择。(也有另一种选择，便是夫妻离异，《思痛录》中记述了好几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离婚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家庭悲剧。)
　　时光如流。自她们做出这种选择到如今，已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了。这么多年她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在很长的时期内依然是喑哑无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断断续续发出一些声音，却大多仍然是欲言又止。一九八六年，梅志开始写《往事如烟》，但这是在一九八五年胡风去世之后。她说她知道自己是一定要写的，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想不到胡风的离去把这件事提前了。其实，单单胡风的死也不见得能让梅志提起笔来写，因为死去的胡风身上还有着一个压了他三十年的“不实之词”，直到他死去二百多天之后才算“推倒了不实之词”，终于举行了追悼会。梅志这才能够开始以胡风妻子的身份写出她的苦难记忆，在精神上心灵上再经历一遍那痛彻骨髓的折磨。读梅志的三本往事回忆录《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惊弓之鸟小心翼翼的心态，宛然如在眼前。这是由语境限定的。语境限定了她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尽管如一盘石磨压在心口的“不实之词”已经“推倒”，可她有“血的教训”，她还是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语境对女性散文的限制，决非梅志一例。黄宗英在《归隐书林》中所说的“难为赵丹妻”，就有意地略去了这后面的种种“情节”，略去了赵丹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一九八○年十月八日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而只是说自己“钟情于赵丹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这里的每一个字，显然都经过了细心推敲和斟酌。)
　　“高墙内外的妻子们”作为一种言说的视角意味着什么？这种独特的视角为这类散文的言说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东西？梅志的视角表面看来是女性的性别视角，但这“女性”的“性别”内涵却绝不只是身为女人的自然性别所能够概括的，而是她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人的自觉与性别自觉的统一，自然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的统一。具体到梅志写《往事如烟》等文本的视角，应该说是作为与胡风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妻子的视角，是妻子身份与难友身份合一的视角，也是性别视角与被侮辱被损害却又是会观察会思考，感知能力思维能力未泯的人的视角的统一。以这样的视角写出的文本，从根本上区别于只有女性自然性别自觉而没有人的自觉的“妻子”视角，区别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夫唱妇随”式的“妻子”视角。这也是这类女性散文所采取的共同的视角，也就是作为一株暴风雨中不倒的树，作为“树的形象”与丈夫并肩站在一起承担厄运的突然袭击。以这样的视角写出的文本，也从根本上区别于一些男性视角言说苦难的文本，如有些曾经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般只是停留在“控诉”和“愤怒”，其实是以一种政治视角去批判另一种政治，甚至意得志满地让苦难终结于政治的“红地毯”，其中的女性人物的生存境况和内心世界大多是被遮蔽与被扭曲的。
　　这样的视角对她们来说并非一个技巧问题，更非刻意为之，而是成年累月、几年几十年含辛茹苦提心吊胆奔波、挣扎于高墙内外的生活教会了她们，自然而然地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取苦难书写苦难。她们面对这样的现实遭遇的姿态是咬紧牙关挺直腰板，那么当她们用笔来回顾思考书写时，这样的视角自然而然地聚焦为“人的角度”，也就是以人的价值、尊严作为返视、体悟、评判这场并非来无影去无踪并非无缘无故的苦难的价值尺度。
　　梅志的回忆，使我最为百感交集惊愕莫名的是时间的漫长。把三部回忆散文的叙事时间连接起来，是整整三十年。其间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这个黑色的日子开始，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夫妻二人一道走出高墙，是二十四年。走出高墙之后从等待申诉、平反(胡风冤案于一九八○年得到初步平反)，直到一九八五年胡风去世凡六年，可以看做是二十四年的一个尾声。梅志叙事的主干即二十四年间，包括这样三个阶段，即梅志与胡风分别隔离关押两次凡十三年；在高墙外探监、伴囚累计五年；在高墙内伴囚六年。这是梅志、胡风以及他们全家的苦难日程表。一九五五年梅志四十一岁胡风五十二岁。应该说都还正当盛年。可是到一九七九年梅志六十五岁胡风七十六岁，都已年过花甲，胡风则已是风烛残年了。出狱后胡风只活了六年就去世了。一个人一生有几个二十四年、三十年？我想梅志在追述这三十年漫长的痛心疾首的往事时，对于这人生的大悲痛、这生命的荒诞和残酷是有她深刻的体验和透彻的感悟的。可是她却如韦君宜一样，只是说出事实，整个语调是压抑中的平静。只是到了最后，即最后一本《在高墙内》的后记中，我才终于读到了她的思考：
　　我将这一部分写了下来，除了想说明铁窗风味是万万不可去轻易尝试的，同时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有这些小院了。将高墙拆去吧，将那一个个小院改做别的用场吧！人的生命有限，为了延续这生命，一关就是几十年。虽然总算是活着出来了，但大好的时光已流失，只落得一身病痛和一颗破碎的心！
　　“高墙内外的妻子们”这一独特的身份和视角，还为这类散文带来了许多鲜活的也是令人心酸的细节记忆和日常感觉。细节和感觉的魅力也就是生活本身的魅力。女人的生活以生育、抚养、关怀、爱为主要内容，这就决定了她们的感知记忆，她们的经验方式总是和具体的细节和自己日常感觉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在苦难中被迫离开了正常的生活轨道的日子里，她们也仍然保持着对细节的关注和敏感。读梅志的散文，印象最深的是她与胡风分别关押五年后在四川第一监狱见面，胡风那佝偻的背影、痴呆的神情、惶恐慌乱的眼神、两手垂立眼光发直“像一段木头”的神态，“真像是从哪个破庙里走出来的老乞丐……”她不敢相信或不愿相信这就是她的丈夫胡风。而在这之前即当她刚刚走进第一监狱的看守室，使她从一群围炉而坐的人群的背影中一眼便认出他的竟是一件五年前她给他缝制的黑布棉衣！
　　等我将他的那包铺盖打开，可真令人心酸啊！这几年他是怎么过的冬啊！带他离开苗溪时，我们都充满了乐观，所以特地给他缝了床红绸被面。现在，那被面被里都成了破渔网，连棉絮都破了好几个大洞，用点破布补着。原先的那块灰包袱和包铺盖的粗布被勉强做成了被里被面……看着这些由于寒冷而死死地裹扯成一个个大洞的破被子，我的心都碎了。(《在高墙内》，22页)
　　梅志来到高墙内“伴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之后，胡风还多次由于极度恐惧失望而发作精神错乱，每一次都是梅志以一个女人的平常心帮助他恢复正常，恢复一个正常的人对事物的正常感知和判断，包括在应付那几百次审问和交代时苦苦守住“事实”的关口。守住事实也就是守住一个人的平常心和自信心，守住人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梅志多次转述胡风在守住事实的艰难的挣扎中所写的“交代”、“坦白”的片言只语：“我不能认我所不知道的罪”、“我是毫无办法表达我伏法的诚恳的”、“我给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人类丢丑，实际上也是虚丑”……从胡风这些炼狱中的艰难守护，我读出了梅志作为妻子和难友的一颗女人的平常心，她的人道的慈爱和悲悯、正直和刚强。
　　在写到三十年前厄运的导火索——她自己也参加抄写的三十万言书时，梅志已经能够拉开距离来看了。然而她的语言却是十分谨慎和内敛。她认识到当时的胡风还没有摆脱传统文人的“进谏”和“忠臣”情结，但她只用自嘲的口吻说道：“好像领导上会欣赏他的一瓣心香似的”，“他以为自己是人民代表，就应该代表人民说话，所以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三十万言意见书，反倒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些反讽话语表现出这时的梅志，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梅志了。这是苦难教会了她。
　　韦君宜《思痛录》中“一个人的悲剧”专写她的丈夫杨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是全书最为沉重的一章。这是在写一个人，一个和自己共同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亲人，一个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当代人的悲剧”。“妻子”和“同志”的双重视角凝聚为“人的悲剧”这样一个焦点，压抑中的平静透出难言的悲凉和无奈：
　　近两年，需要哀悼的人太多，悼文占了我所写文章的相当部分。没有想到，现在要我来为杨述写悼文。他死了。
　　他和我一起生活三十九年，一起经历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现在，他所有的书籍、药包、亲手写的小条子、电话本，都还塞在抽屉里，与他自己为别人写的悼文手稿和别人吊唁他的来信混杂在一起放着。他的毛巾、脸盆还在洗脸架上，我不愿收拾起这些东西。这样摆着，使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秩序还是照旧的，他并没有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好像不久就会回来……
　　可是现在，不论我出来还是进去，都没有人再叮嘱我早点回来了。就是我想再护理他，再不嫌麻烦，全心全意干，都已不可能。晚了！一切都晚了！
　　一个原本是朝气蓬勃的人就这样消失了，只留下他为别人写的悼文和别人吊唁他的来信，留下他的妻子永难弥补的愧疚和伤痛。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文章在回顾了杨述一生在政治运动中所经受的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之后，还写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那等待“结论”(也就是等待一个公正的“说法”)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出尔反尔变幻莫测的“杠杠”，交替出现的希望的复燃和失望的低谷，无期徒刑般地“挂着”、“拖着”，把一个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逼到了极限。韦君宜说，这些事情太无情太可怕了，简直就是一盘能磨碎一切的石磨，“六年来，他就在这个磨子缝里活着！”终于像蜡烛一样，燃烧尽了……
　　文洁若的《梦之谷奇遇》写一九八七年她与萧乾来到了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的所在地，与小说女主人公盈姑娘的原型萧曙雯奇遇。为了某种说不清楚的理由，萧乾回避了这次奇遇，而文洁若作为妻子也是作为女人迎了上去(但她没有在萧曙雯面前公开自己的妻子身份)。她见到了萧乾六十年前初恋的恋人，留在“梦之谷”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萧曙雯。这里叙述人的妻子身份与女性视角和“高墙内外的妻子们”稍有不同。那便是时间的后移和空间的移动。但叙述人作为与萧乾同患难的妻子的视点不变。在这样的视点下，我们看到了“奇遇”的两层含义：一是萧乾的妻子与萧乾六十年前的恋人在“梦之谷”奇遇，二是萧曙雯与萧乾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苦难遭遇的“奇遇”。同样是一九五七年，同样是“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同样是“被打成了右派”，同样是“往事不堪回首”。如果说这样的“奇遇”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荒诞，那真实的荒诞之轮一路碾过去的地方，是人的血肉之躯，是永难弥合的人的生命之痛。文洁若在这篇专写“奇遇”的散文里，把她作为妻子与作为女人的视角，由历史拉向现实拉向近在眼前的萧曙雯“当下”的生存境况，而这令人心酸的“当下”，又是历史拖出来的一条长长的阴影：萧曙雯直到如今还住在一个不足七平方米的勉强叫做“屋子”的地方。可她说：“好多了。在这之前，足足有九年，我连摆张床的地方都没有呢。”所以，这“奇遇”的另一层意思，是苦难并未远去，是偶然中的必然或必然中的偶然。
　　人世间还有多少个萧曙雯，在等待着文洁若这样的“妻子们”的奇遇而进入语言进入我们的期待视野呢？
　　(《归隐书林》，黄宗英、冯亦代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在高墙内》，梅志著，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思痛录》，韦君宜著，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梦之谷奇遇》，文洁若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