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感言革命

　　暴民的说法，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以后特别流行。从大洋彼岸的学者到这边的弟子，望着美国使馆的玻璃碴子无不痛心疾首，咒骂起“义和团”和其他各类痞子。那边的学者住在人均GDP高高在上的地方，自然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而这边的一些学者，据一位先生坦白，连冒充乞丐的念头都有过，乡勇民团似地紧急集合到富人区外围昼夜巡逻。
　　“暴民”这个词我倒是很喜欢，因为它饱含了革命的第一要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是大泽乡的困兽还是古罗马角斗场的困兽，无论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国痞子，还是二十世纪初的湖南痞子，他们对压迫的反抗皆属天经地义。这件事再简单、再明白不过，无需学者们跑图书馆，尤其用不着如某些学者那样去审查革命者的学历。陈胜的确要当皇帝，斯巴达克的确把奴隶主关进了狮虎山，但这丝毫不证明他们反抗错了。兔子遇见狼只有逃跑，跑不掉只有化作美餐。这是丛林世界通行了亿万年的自然法则。人中的弱者先也是躲闪，也是哀求，也是磕头如捣蒜，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强者的血口獠牙，他于是改变自己，斩木为旗，啸聚山林，做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暴民”。弱肉强食的“食物链”砰然断裂，世界见证了真正的进化。在由畜道向人道过渡的路上，暴民称得上是恐怖而必要的初级阶段。
　　控诉或忏悔革命(有些未必是革命)如今是桩红火的买卖，老老少少都乐此不疲。老的把伤疤印在香币上零售批发，甚至装入锦盒远销欧美，成本早就收回了；小的逼别人忏悔，做无本生意，更是干赚。按照他们对革命的反思或再思，拆地狱让地藏王吃尽了苦，这本身就极不道德；地藏王如花似玉的千金做不成沙龙主持人，反被平民生活做成粗老婆子，毫无风花雪月可言，这简直就是毁灭文化；地狱上下十八层，哪层恶鸟啄目，哪层文火煨心，本来井井有条，革命无论是拆地狱还是搞翻修，那一番变动就无视人类对于秩序的基本欲求。这究竟是养心殿的态度还是储秀宫的立场我说不太准，但肯定不是为被压迫者着想。也难怪，这些学者文人忽而魂游北宋，忽而梦入南朝，津津乐道的是夏威夷见到的景色，喋喋不休的是土宾根走过的小路，满脑子出将入相、征歌选妓、高等华人的想法。他们的社会存在，除了“不过二千元”的固定收入以及帮忙帮腔得到的红包外，还包括一种虚拟的身份。尽管每个人对世界以及自身的感受都不免有些虚拟，但混成了精英的写书人，他们胡思乱想起来是完全不受出身、国籍、工资条之类约束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被炸了他们要挺身捍卫美国，蹬着自行车到辩论会上去替奔驰说话。在这些人眼里，穷人是历史的反面角色，零都算不上。谁要是替底层人民说两句话，他们就气得语无伦次，将扒资产阶级窗户模仿来的一点绅士风度忘得精光。
　　革命的目标在于平等。那么问题来了：要是有人并不想平等呢？做人上人的确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事实，最为一些学者所拂拭摩挲，视作社会主义以及一切平等运动早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南墙。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建立在人性即竞争本能的基础之上，历史只能为恶所推动；而追求平等则是沙上筑屋，为开裆裤时候的把戏，过了青春期还在搞，足见智商不如他们，不然就是别有用心。将平等和竞争对立，这实在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其实，平等与不平等的人性依据都是竞争的欲求。想要做人上人与不甘做人下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意味着，如果不平等的局面天经地义无休无止，那么平等的努力也只有奉陪到底。
　　这样的革命和造反，其正当性在于颠倒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位置，其局限性在于重复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社会跳出以恶易恶的历史循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大同世界。善的人性观和历史观正是这个层次上所要讨论的话题。在大同世界的脚下，肯定不会是现有的人性基础，如竞争本能之类，肯定需要根本的改造和创造，需要想像力。提起创造，一些学者自是满脸讥笑，因为他们满兜满篓装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惨痛教训。对于既有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应有足够的重视，再不能异想天开。但同时也须明白，与经验的妥协固不可免，对经验的超越也不可少，人类既要发展，就得披荆斩棘。其实，既得利益者又何曾真把经验放在眼里？只要他们开心，妇女的脚可以长到三寸就停住，乳房可以一路膨胀下去。什么奴隶制、媵妾制，什么主辱臣死、政教合一，他们的制度创新从未停止过。历史从来布满十字路口，我们只不过在经验和创造之间选择了某条线路而已。假设大同在北京南苑一带，人类如今走到了八宝山附近，我们凭什么认为顺长安街一头奔西才是惟一之路呢？当然，出前门经大栅栏往南同样也不是惟一之路。大同不是拍好的胶片，只等着显影定影。它需要我们选择、决断和争取。
　　指向大同的革命不可能不艰难不曲折不漫长，不可能不让无数的人疑窦丛生，穷途而返。这样的革命，所继承的是反抗压迫的事业，要启动的是消灭压迫工程，这其间的转折与过渡仿佛昆仑造山、黄河改道，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人道的应有之义，是历史的未有之局。如今还不打算告别革命的人，就是再怎么非理性，也懂得大同世界不是跑步所能进入的。不过，大同的目标虽然遥远，大同的方向却很明确。它说来话长，但核心不过“人道”二字。也就是说，人要像个人，同时也把别人当成人，不要遇事就向豺狼秃鹫看齐。“人”之所以比飞禽走兽显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们脑瓜特别机灵，而在于他们中间居然产生了扶穷济困的伦理思想，居然出现了与智力低的、相貌丑的、身体弱的、肢体残的姐妹弟兄同舟共济的道德行为。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视作兽性脱去、人道萌生的蝉蜕过程，也不知需要几世几劫才能圆满的漫长修炼。但只要是朝着人道的方向，你不妨迟迟似老者，颤颤如小儿，你不妨渐进改良，不妨暴力革命，不妨第N条道路。只要是朝着人道的方向，你做过的一点一滴都是善因，走过的千年万年都在善途。这与借口目标遥远需要从长计议，于是飞也似奔回虎狼世界有着一百八十度的区别。辨别改革还是倒退的确要看实践：是一锹一铲地挖去旧世界的太行王屋呢？还是培土垒石生怕它不天长地久、植草育林惟恐其不青翠欲滴？
　　反抗压迫的革命与消灭压迫的革命，二者虽在同一方向，却不在同一历史阶段、不在同一道德层次上，其运行的动力、实现的条件、采用的方法等等自是全然不同。以往的革命常常失之于急进，总想朝发白帝而暮至江陵，于百年之内完成千秋功业。结果使普通人民颠踯长途短途，无辜生命凋谢风里雨里。旧世界的辩护士也混淆两种革命，当然他们是为了否定任何革命。他们用太阳城、乌有乡的尺码来丑化大泽乡、巴士底的暴动，用《共产党宣言》前面的一节去寒伧后面的一段。他们耍小聪明，先爽快承认大同为最优理想，然后将最优代入“理想=1/现实”的公式，得出最劣，写成格言就是：说得最好做得最坏，没有追求最为实惠。
　　有些人倒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他们认定平等耽误了少数人的发迹，民主则助长了多数人的暴政。曾几何时，“平等”、“民主”被他们专私到不许别人插嘴的地步，如今先富几步，跟“蚁民”拉开了距离，再瞧二位就别扭了，还是自由比较顺眼。自由是好东西，但依旧有个怎么分配的问题，平等与自由对立的实质，在于有限的自由未能在社会成员中平等地分配。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被五花八门的自由烦得直发脾气。而在他们的对过儿，众多底层人民只有光膀子外加耍贫嘴的自由。
　　世纪末的中国自由精英在登报启事和革命脱离关系的同时，为自己做了亲子鉴定。根据鉴定报告，他们竟与顾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血脉相通。他们这样干主观上虽然只是想美化自己，但客观上却丑化了牺牲者。顾张等人，他们的意见或容商量，但他们的良知和勇敢，他们对正义的本能、天然执著，具有最原始的革命精神。当大厦开始倾斜、山体开始移动，当一个时代、一种制度出现深刻危机的时候，他们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泣血哀哭，奔走于无地，直至飞蛾扑火，道成肉身，这真是中国的脊梁。而九十年代才浮出水面的自由精英对资本的信仰，纯粹出于势利上的盘算，无非是看明白扫荡天下的已然是谁，主宰中国的势必为富人，于是极力迎合，争相加盟。
　　平心说，一些学者的不少主张若就事论事，都值得学术上的认真对待：“自由”绝不坏，“专制”更不好，市场不可能一无是处，入关不见得死路一条。但眼瞧这伙人在豪门汗流浃背地忙进忙出，眼瞧这伙人“打通了国际线路”时那副难拿的样子，我们又怎能化作中学生，天真地探讨什么学理，说些价值中立的傻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