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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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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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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解构:另一个发明
作者尚杰
期数2001年08期
  “解构”是继“解读”后又一个频繁见诸国内报刊媒体的新鲜词。它也是一个舶来品,发明者是目前法国最走红的哲学家德里达。关于它的含义,专家学者,见仁见智。这里,也想谈谈我的看法。
  为了引起“解构”的话题,我借用了德里达一本书的名字《心理:别一种发明》(Psyche:Inventions de L’autre),这是作者收集自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十多年的论文汇编。从这书名和序言中我感悟到两点:这里所谓的“心理”被当成别一种发明。什么样的发明呢?发明当是原先所没有的,否则应称“发现”而不是“发明”。但我们不应把它读成所谓“科学发明”,而应当是文本从未曾书写之意。没有逻各斯中心论,没有阳刚之气的暴力,没有那个象征强暴的笔端。尚没有被书写的纯洁,没有被涂抹的空白,一个女人身,隐蔽的财富,男性中心论之外的异物。她在异界,有异言,有激情,不懂秩序、由着性子来、无计划、无方向、难以预料、不可理喻、寄生、朦胧,如此等等。我把她这个神秘莫测的异体当作德里达这里的“另一个发明”(“女人”心理?)。其次,所谓“另一个”,又可理解为列维那斯的“L'autre”,也就是一个不透明的“它者”。我们没法转化到她那里去,故只有描述之。
  中国古代学士言及“文字”时有“言不尽意”之说,认为语言不能详尽地表达思想。这个立场是东方式的,它抵抗西方形而上学,因为后者讲观念的透明性,认为语言的意向可一以贯之。“言不尽意”,故可在沉默中体味“意”(其实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意,模糊而不透明),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得意(可)忘言”之说。这里诉诸一种神秘感,它偏离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因为逻各斯诉诸语言的可交流性。我不知道德里达是否了解中国古代的言不尽意之说,但解构论也是讲“偏离”的(我突然想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及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的原子偏离学说。“偏离”乃一种偶然性,如此才有创造、机会和诱惑)。此书的序言中德里达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偏离”的例子:
  想像一个演说家大胆地来到宾主面前,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庄严地宣布准备即席发言,他意欲发明,……也就是说,“还是”新的,原始的,独特的,总之是创新的。实际上这个演说家还与规则、一致同意、礼仪……总之与一切社会习俗决裂,以便于从他演说的第一句话开始就发明某种东西。发明总是设定某种不合法性,与约定、暗含的契约相决裂。发明在按部就班的事物中引入了无序性,干扰礼仪……这样它就挫败了意料中的事。
  这里讲的是话语的活泼性,脱离讲稿,道出没人讲过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事先预料是什么,这就是精彩演说对我们的诱惑。这里,演说与文字的差别令人惊讶: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可以生花的妙笔效果截然不同,演说是生命与生命的直接交流,具有生命的所有特征。这些特征是由偶然性构成的:说话的声调和频率、在场的情绪、说话者面部肌肉的变化、目光、手势、突然的中断、失语、口吃……无数只有面对面才能感受到的差别。所有这些,是书写不出来的。言语中最神秘的莫过于“不知道说什么好”(常产生于情绪异常的场合,如过度的兴奋、悲伤、愤怒、尴尬、内疚,乃至含情脉脉等等)。于是只得说“此处无声胜有声”——沉默为什么胜过说话呢?生命中相当多的成分(特别是潜意识中的因素)是无法言说的,于是只能附之以形体语言。好的演说家同时也以其举手投足让人难忘。
  要发明就要摆脱从前的词、观念。“偏离的线”也就是“逃脱的线”。像那个即席发言,中间插话,突然袭击,没有预料——它是偶然的、事件、片段、碎片和痕迹——因为留不住,记不住,顷刻就流失了。声音是特质的,个性的标志,绝对无法模仿。不仅声音,还有个体独有的“肢态”、行为方式……它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因此总是新的。我们周围的世界就是被这些“新”的东西包围着,喜新厌旧才能保持长久的兴奋和快乐。这种情形甚至也表现在遣词造句上,德里达发明了多少新词呢?新的也是个异者。更神奇的是,有时自己说出的话好像不是出自“我”之口,写出的字好像不是出自“我”的笔。究其原因,大概在于这里起作用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那里隐藏着更真实的生命痕迹。弗洛伊德和德里达们试图说明传统哲学所谓的“统一”含有极大的人为虚假性(越抽象就越简单,也就越不实)。这里也有一个虚假的镜子,西方哲学传统就好像沉溺于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曾谈到的“自然之镜”:它自以为在镜子中照到了自己真实的脸,其实没有,镜子中的我是一个它我。历史所堆积的是由偶然性构成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没有哲学史。或者说,没有历史,因为那里不记载“事件”或偶然性;或者说,它是舍弃了“特殊性”的历史,同一的历史等等。我也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德里达的“另一种发明”以及列维那斯的“它我”和“死”的寓意:“这就是为何我们一定要把那里的镜子打碎。死的时刻......成为可怕的断面”(第21页)——它者就是地狱,就是死寂。我搜肠刮肚,在记忆和印象中无论如何也觅不到它。这不奇怪,因为它本来就不在我这里。我不要自恋,不要感觉太好,不要再写“白色的神话”。
  “另一种发明”、“它我”、“死”——从这里开启新的寓意、另一种叙述,它从同一性中走出,打碎镜子,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碎片。如何叙述这样的场合呢?它与同一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原创性,没有模仿和类比推论等等。它使用的句法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游戏。游戏之间没有同类项。游戏的语言就是原创的(创意或创造)。我想,德里达在这个意义上启用“元语言”(metalangage)一词,意味“在它之前没有其他任何语言”(第24页)。这样的使用与利奥塔显然不同,即不是指形而上学语言之意。在它之前没有先设的语言,或者说,没有先设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说出的话、写出的字便都是发明创造。为什么把“另一种发明”与“它我”和“死”联系起来呢?难道这不是向文学的过渡吗?文学是“虚构”的语言,讲究修辞,玩弄词藻。它达不到“它我”和“死”的真实内容,因而是对“不可能性”的描述和体验。解构走向了文学,它也是对不可能性的描述和体验:“解构的兴趣……就是某种不可能的经验,对它者的体验……”(第27页)。尴尬、困惑、两难、疑难、死胡同……等等类似的寓意。“谁打碎了自己的镜子?……真理的寓意,这通常是个女性……在这个寓言中,我们把她称作心理……心理,它是一个发明?”(第29—30页)这里所谓发明,原来就是解构的效果。德里达发明了一个新世界,但它不是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新世界居住的不是印第安人,而是异域的发明欲望。“从此以后,这另一种发明,它不是主体、不是客体、不是我、不是意识、不是无意识。准备一个它者的到来,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解构。”(第54页)它也是原创性的哲学或艺术。它只注重形式或词,因为内容只是一个“缺失”,无法预料。德里达的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也是这个意思。生命就在文字之中。文字一次次增补心灵,以至使心灵再也不认识文字。换句话说,文字让精神分裂,文字中的我不是我,而是一个它我。我的灵魂被消解了,解构了。我,没有了。于是,不再有能呼风唤雨的神,也不再书写白色的神话。文字变化莫测,诡计多端,它经常改变自己的模样。同时,所有这一切又是虚构的,解构并非真的可能,我不能写出它我,解构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它要让它者到来,但它者在文字中总是推迟,再推迟,它永远不会到来。
  作为另一种发明,“解构”还体现在它没有特定的文体和写作风格。读懂德里达的这一篇,未必读懂他的另一篇。他自己说,每一篇都附着一种用词方法,不遵守通用的习惯。解构不走在哲学之中,而走在哲学与文学的边缘,尽得两边的风流。通俗地说,这是一种谋略,钻空子。也就是德氏的所谓“空白”和“间隔”,它是解构活动的场所:边缘域活动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之间,这样的冒险常常不惹人注意,却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其效果的特征之一就是差异性。差异、偶然和偏离,不但附着在说话中,也在书写过程中。作者不能把握自己手中的笔,要写的东西与已写的东西之间有差异。文本的效果是意识的变形,意识无法把握它。就像卢梭对自己的《忏悔录》所言,只要文字见诸公众的意识,其命运就完全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了。文字不听命于意识的另一征兆就是词不达意。词总是滞后的,言不尽意。书写过程总是找不到恰当的词。回过头一看,都是一些蹩脚的词(词越是约定俗成,就越不中用)。就创造过程而言,俗词甚至是多余的。在这方面,我把德里达故意生造的“diffréance”(它在法语中是一个不存在的词)视为一种反抗。书写过程就是词的相互增补之链,隐退之链。它渗透到邻近的空间。比如,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成为诗。从思到诗,词告别了同义反复,远离了“本来的意义”。这样的词才是原创性的。
  文本剪断了自己的脐带,获得了新生。这标志着它走到统治意识之外,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我们误入了异域。在排斥了“自然的观点”之后,视野中便全是新鲜的东西:未来,无论是我要写的词,即将闪过的念头,还是明天的生活,恐怕都是奇形怪状的,会让我吃惊。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无法准备。我所能做的就是迎接这些陌生事物的到来,体验不可预知的恐怖和惊喜。这样的“心理”还可以播撒出一大片:泪、笑、怒、悲、癫、梦……转瞬即逝,相互嘈杂,实在让人陶醉!所有这些,只是一个个事件,极其特殊,充满个性。它几乎难以传递,无法重复。它只发生一次。
  还有一种东西也是无法传递的,这就是时间。谁若在信中对情人说,多么值得留念啊,那段好时光!待我把它邮寄与你。这无异于疯话。时间是破碎的,它独一无二。时过境迁,此时心境非彼时,不能把它装在信封里,来个特快专递。无法重复的东西也是无法阅读的。记忆总是遗忘,它不能通过文字传递到我们手上。记忆的证人消失了,留下了空荡的废墟,就像古罗马角斗场的残墙断壁。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废墟上,在废墟中消费,在遗忘中遗忘:脑海中残存的,不仅是痕迹,而且是痕迹中的痕迹;废墟在哪儿,痕迹在哪儿,只是模糊一片,仍旧是无法传递的。真实的事件只发生一次,然后就随风飘散了,一切重建的企图都会显得滑稽可笑。
  以上的言论,在柏拉图所代表的西方哲学传统看来是反文化的,但它敞开了一个异域。解构的价值就在于它活动在这个异域,它描述了常人所看不见的“现象”。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说,语言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个道理似乎再明白不过了。德里达却试图破坏思、言、字三者之间的同一(统一、一致)关系,说明这样的关系是扭曲的,交流中出现了障碍,“心声”不畅通,不忠实。文字可以相互寄生,不遵守逻辑思维的同一性。他引导我们悬隔传统的思维空间,让灵魂不再开口说话,诉诸传统尚未言说或不可言说的领域,一种新的意义,不同于传统价值的价值,敞开被遮蔽的语言。它是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转变,从逻辑思维返回到逻辑之前的原始语言状态。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关于隐喻先于逻辑的观点,海德格尔的思即诗,都想发现比逻辑(哲学)更根本的东西,反对逻辑的专制。解构的价值在于,它在反对同一性的同时也颠覆了任何形式的摹仿论或表现论,它解放了形态不一的多样性和个性。这样的景观尝试不断的创新,它是偶然的、片断的,给人以莫名变化中的惊喜,一扫摹仿的单调与沉闷。冲破了思想的牢笼,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解构的革新意义超出了哲学,瓦解着传统学术。它要自由自在,不做被幕后导演所操纵的木偶。
  这样的变化表达了另一种返朴归真的愿望,寻找人类曾经有过的天真状态。真正的幸福是“物质”的幸福,真正的沉醉是“物质的沉醉”。它就在我们身边,精神的枷锁使我们看不见它,使我们陷入虚假的社会交往中。德里达引导我们来到一条归隐之路。这是一条沉寂之路,生命感受到莫大的孤独,但是,那里有对生命难以拒斥的诱惑!
  (Jacqes Derrida,Psyche:Inventions de L’autre,1987—1998,Editions Galilee;《书写与差异》[法]德里达著,张宁译,三联书店二○○一年八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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