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楼与书桌

　　今年四月，清华大学，落架翻建的工字厅庭院和加层扩建的主楼如期完工，各以其古典主义的华丽多姿或现代主义的整洁大方，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参加九十周年校庆的校友和来宾。
　　一九六○年秋天，我来清华报到，当助教。那时，低矮、古老、朴素的工字厅庭院是校党委、校长和行政机构的办公室，而主楼的庞大高耸的身影已在东区出现。两者新旧、高低、大小的强烈对比，曾引起我这个初来者内心的一阵震动。我写了一篇短文，把清华园里这两处对比强烈的建筑景观硬叠在一起(实际相距有两里地)加以评说，认为这是学校领导干部艰苦朴素仍用旧房办公而把钱用在刀刃上盖教学大楼的革命作风的具体体现。
　　这工字厅是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清华园的中心建筑庭院，门头上还悬挂着咸丰皇帝御题的园匾。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清华园(当时叫熙春园)划出圆明园之后，有时是亲王的府第，有时是太子的书斋，后来成了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清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成立的清华学堂的最初的校舍。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止，在它的紧东边，陆续兴建的一个建筑群，形成了清华大学的中心区，但工字厅这个昔日的皇家庭院却一直保留着。它有一个小偏院，藤影荷声之馆，也还保持着原有的格局和风韵。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吴宓先生就在这里居住、会客。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和其他大师们，穿越时代风雨，他们头上的荣光时隐时现，至今没有消失。当人们默默地叨念着他们的名字时，也时不时会记起梅贻琦校长的声音：‘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的，当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曹禺、叶企孙、竺可祯、华罗庚……出入清华园时，清华园里还没有多少高楼大厦。一九一九年以前落成的所谓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最高的只有三层。它们的建筑面积总共只有一万平方米，还不及一九六六年建成的主楼的建筑面积的七分之一。
　　梅贻琦时代的清华，走出来一批全国有名的大师。蒋南翔时代的清华，盖起了全国大学中最高的主楼。
　　主楼升起的时代，正是不出大师不要大师的时代。
　　一九五六年，当主楼开始规划设计时，曾采用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类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民族文化宫和西客站的那般模样。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率领庞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毛主席参观了刚在两年前建成使用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并在主楼中的礼堂里会见了近三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当时有人问主席：“您喜欢这个大厦吗？”主席说：“很喜欢，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但将来一定会有。”毛泽东的这种赞许和意向，不知是否对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决心按照莫斯科大学主楼的模式建设清华大学主楼起了作用。但修改了的清华大学主楼的平面和体形的确成了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平面和体形的翻版，原先设计方案中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大塔楼小塔楼不见了，换成了当时在莫斯科成批出现，并且也出现在莫斯科大学主楼上那样的所谓俄罗斯民族形式的尖塔。这是当年我国在教育上和在建筑艺术创作上“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一种生动反映。莫斯科大学主楼中央高三十六层，加上缀着红星的尖塔，高度达到二百四十米。而清华大学主楼，也带着类似的尖塔，层数和高度都不及“老大哥”的一半。
　　事实上，当兴建清华大学主楼的时候，华夏大地上的某些角落已经饿殍遍野，中苏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施工中的主楼终于压缩了规模，也取消了尖塔，把设计高度压缩为十二层，并且在建筑到第九层时不得不因国民经济的“三年困难”而暂时停工。“三年困难”过去之后，主楼继续施工，并于一九六六年夏季完工。这时，学校已经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全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京大串联，刚刚落成的主楼一度成了红卫兵的临时招待所。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经“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意，就在主楼前面空旷荒凉的野地里召开了据说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会。蒋南翔被押在一边陪斗。刚刚落成的这幢大楼也成了他在教育战线大搞修正主义的罪证之一。
　　在清华九十年、清华大学七十六年(一九二五至二○○一年)的历史中，在她的二十四位校长中，梅贻琦当了十七年校长(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年)，蒋南翔当了十三年校长(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六年)，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为卓著的两位。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学生蒋南翔是中共清华大学支部的书记，而梅贻琦到了台湾之后，又当了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多年。如今，北京清华、台北清华以兄弟相称互敬，在两岸教育界中传为佳话。
　　也正是梅贻琦(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学生蒋南翔(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八八年)，曾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发出了震动清华园、震动华北、震动全中国的宣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但是，当蒋南翔发出这样的宣言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们的“平静的书桌”，不仅有可能被民族的敌人捣毁，也可能被我们自己捣乱。我想，蒋南翔当了清华校长和高等教育部长之后，他主观上还是重视“书桌”的。他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干粮”，也要为学生提供“猎枪”。
　　

　　“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时，我所在的大学与全国很多大学一样，都停课闹革命。当时闻说清华大学没有停课，作为学生，我真佩服蒋南翔的英明。然而，那时的清华园，果真还有‘平静的书桌”吗？
　　重要的是，梅贻琦和蒋南翔，曾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论述或表达了大学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
　　一九四○年，梅贻琦在转呈当时教育部的文件中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在《大学一解》中，他说：“……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蒋南翔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道：“假如说自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学术自由的要求，都仍是我们所始终坚持的。”“一切学术研究，惟有应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才能获得最高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仍还衷心拥护‘学术自由’的口号。”
　　做了高等教育部长并主政清华的蒋南翔，仍不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一九五二年，他在就职清华校长的演说中，就当着“一百单八将”(当时清华的教授、副教授们)引述梅贻琦当年就职清华校长时的演说中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表示他要团结“一百单八将”办好学校的决心。当时，在清华已成为一所“工学院”的情况下，苏联专家还建议把无线电系调出，把清华办成一个‘水土建学院”，他就坚决不同意。一九五五年，他从国外归来时，曾在私下里表示反对在学校搞“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别人告诉他，这是中央的部署，他才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一九五七年，一批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曾专门找一部分‘右派”学生谈话，对他们说，学校仍然‘望子成龙”，“希望团结百分之百”(后来，右派分子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惩罚，一部分‘右派”学生的悲惨命运，可能是蒋校长所始料未及)。‘文化大革命”将起时，他公然呼喊“开好顶风船”。他还公然表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这些，致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
　　然而，作为一种大趋势，作为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社会现实，梅贻琦和蒋南翔所表述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已经离开书桌远去。
　　新中国成立后，梅贻琦被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中，蒋南翔被否定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殷文友教授造出了三轮车。可以用它来取代“骆驼祥子”们的人力车。六十年代，清华大学造出了载重汽车，似乎为当时已奄奄一息的大学校园，注入了一点兴奋剂。九十年代，清华大学与英国萨瑞大学合作，发射了一颗小型人造卫星。一个一流的中国大学在英国人的协作下发射卫星，被选为二○○○年中国科技十大新闻之一。但它在科技上的意义，大抵与三十年代的三轮车、六十年代的载重汽车差不多，后两者也颇有资格被选进当年的十大科技新闻吧。三个三十年，从三轮车到载重汽车到人造卫星，科技方面上了三级台阶。在清华几十年历史中，工科优势似乎一脉相承，而文科的传统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霍然中断。
　　新中国五十二年来，我们已惯于在科技的某个方面集中优势兵力，上项目，上水平，上台阶，取得了一个个预期的成功，而不管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在文科，例如在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却颇难有这样的预期，也上不了新的台阶。即如北京大学，半个世纪来文科并未一律停办，似乎弦歌不辍，也未出现朱自清、曹禺级的大师，有荷塘而无月色，光打雷而不下雨，则是常有的事。更何况清华矣！二○○○年，清华录取的新生中，有三十八名各省市高考中的理工科状元，而文科状元只有一名。这种情况表明，清华文科在国人心目中，远未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清华要在今后十年内达到世界一流，刚刚接上不久的文科这条腿可能会不听使唤。
　　工科这条腿，则锋芒正健。当北京大学宣布要造就多少个百万富翁的时候，清华大学当仁不让宣布要造就自己的千万富翁。造就富翁当然要靠工科，要靠技术。诗人闻一多，散文大家朱自清，当年曾经一贫如洗。
　　一千万是什么意思？大致可用来建二百所山村小学。
　　我在美国硅谷曾遇到一位博士，他来自上海。他讲，按目前他每月一万美元的薪水，再加上他所效劳的公司给的股票，大概到了四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攒下百万美元。这在中国，就是千万富翁了。从这一点讲，清华能造就千万富翁，并不就一流到哪里去。
　　写到这里，想起清华园里新起的幢幢大楼，不禁打油一首：
　　大楼易起，
　　大师难求。
　　新添的书桌，
　　用来搞创收！
　　我想，无论是梅贻琦校长或蒋南翔校长，他们也会懂得工科可以创收、可以赚钱的道理，但他们没有做这方面的宣扬和炒作。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大师和书桌。蒋校长说得很清楚：‘我们能否培养出林家翘这样的科学家？培养不出来，我们只好承认领导失败。”林家翘一九三七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是力学与应用数学的权威学者，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林家翘，最近还返抵北京，参加母校九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做了《数学科学中的某些新趋势——计算分子生物学》学术报告。林家翘还是林家翘。而成功与失败，却没有人再加论说。
　　在校庆九十周年成就展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闪光的数字：
　　清华大学的教授中，有四十五名院士，其中有三名双院士。
　　清华大学校友中有院士四百零一名，占院士总数的26.6%(一九五四年，相应为47.7%)。
　　建国五十周年时荣获“两弹一星”奖章的二十三位科学家中，有十四位清华校友。
　　清华获国家科技三大奖累计二百七十九项，申请专利累计一千九百二十九项。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九年，七年累计，清华录取的新生中，有各省市高考状元一百九十三名，各省市高考前十名者一千二百三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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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都在全国大学中占居首位，充分显示着清华在科技方面的优势与光荣。
　　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九十周年庆典上，现任校长王大中院士提到了清华近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如北京菊儿胡同住宅设计，高温气冷反应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小型卫星发射成功，以及纳米材料、生物芯片、高温超导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等，大抵也都属于科技方面。王校长表示，在今后十年内，要争取在理科、经管、人文、社科、艺术等方面都能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王校长说：‘大学精神是学校的灵魂和动力。”然而语焉不详。他没有提到梅校长和蒋校长所曾经论述和表达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大学精神的内核和精髓。在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大学中，包括清华，对这种大学精神的拥有、更新与弘扬，真值得校长们进行认真的探索。这比建筑大楼、安置书桌和造就富翁会有更多的困难，也比造汽车、放卫星会有更多的艰辛。
　　放眼清华园，粗略估计，五年内新建的用于教学、科研和创收的大楼，建筑面积超过二十万平方米。二十万平方米，是当年清华四大建筑之一、一九一九年建成的图书馆的一百倍。这些大楼，既需要安放平静的书桌，更需要新的精神、灵魂和动力的滋润与充实。
　　从主楼南望，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近十幢新起的大楼，巍然凛然，蔚为壮观，与主楼一起，形成了二十一世纪的校园中心区，摆开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架势。广场上，林荫下，芳草萋萋，齐整鲜美，但不像世界上许多大学的庭院那样，也不像莫斯科大学主楼背后的大草坪那样，可以轻轻走过，可以躺卧休息，而是娇生惯养，优柔高贵，不可越雷池一步，显然不是为莘莘学子准备的。
　　在工字厅中行走，这里庭院深深，廊庑相属，树荫花影，亲切和谐，较之高楼中的相互窥视，相互干扰和呆板单调，实在要惬意多多。四十一年前旧房和新楼的对比所引发的我的内心的震动，已经随风飘逝。
　　二○○一年五月·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