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姿态的意义

　　时光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读张承志为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写的那篇纪念文字《游牧的校园》。张承志在内蒙度过了他的知青岁月，这段游牧生涯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以致把一方燕园也依旧当成他跃马扬鞭纵横驰骋的牧场：
　　那么一切有意味的东西都要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了。好在我在内蒙古草原上养成了游牧的习性，不安定的日子对于我永远是亲切的。
　　对不安定的日子感到亲切的应该还有张承志母校八十年代的相当一部分学子。终日的徘徊游荡似乎是当时北大人的一种宿命，身在围墙圈囿的狭小校园中，一颗颗充满莫名的焦躁和渴望的心却狼奔豕突。比起随后九十年代有“寄托”的一代，八十年代的北大人似乎是在对归宿感的不安定的寻找中耗尽他们青春的激情的。这一代人毫无保留地认同写出了《北方的河》与《黑骏马》的张承志，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大学校园的学子而言，知青一辈可谓他们的精神之父兄。其中张承志在这代人的成长记忆中恐怕比其他知青作家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这种一代学子与一位作家的认同是可以被看作一种历史事件的。因为在这种认同中，一代人的心灵图式和精神特征可以寻找到命名，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终究会被命名为“八九一代”一样。
　　张承志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有意味的东西”，而我们寻找的可能只是这种“寻找的姿态”和“不安定的徘徊”本身。尤其在新世纪的今天看来，张承志留下来的更重要的遗产，很可能正是他的“游牧的情怀”中所蕴涵的姿态的意义：
　　我可以主观地把我的大学生活判断为游牧的继续，则这一点，无论是对于一个学者还是对于一个作家，它的意义哪里是外类人可以理解的呢？
　　我从那一夜开始挣开了学府和学科的束缚，懵懂地踏上了我独自的求学道路。
一旦理解了这种游牧的情怀，也就容易理解张承志大半生一以贯之的姿态与行迹。他的游牧的习性决定了一切规则化的存在——无论是有形的校园，还是无形的体制——都是他无法适应的。而张承志把作为一个学者的考古学生涯的选择，也看成是“我需要一种职业的不安宁和酷烈以适应自己”。换句话说，他是把“游牧”选定为自己的职业。正是“游牧的习性”造就了这种浪迹天涯的孤独朝圣者的姿态，他的足迹也由此遍布中国与世界，尤其是遍布他的精神之乡——中国的西北。他的散文集《一册山河》(作家出版社二○○一年二月版)正是这种精神行迹的记录。
　　一如他以往的所有著述，《一册山河》所展现出的，同样是具有心灵史价值的精神之旅。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迹。旅人的脚步由此表现出与世俗的疏离。这种世俗在张承志那里既包括了现代都市生活，也包括了学院化和体制化的学术生涯。他的以广袤的西北考古为背景的学术与思想，比起那些学院体制内贫血的炮制与机械的克隆，也更带有田野作业的原生感，有一种粗砺和锋芒，更能刺激都市学人的苍白的想像。
　　张承志的漂泊在今天的意义也许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在体制外思考的姿态和选择。对我们所谓的主流生活与主流学术而言，这也是一种边缘化的姿态和选择。他真正试图寻找的，依旧是他的牧场。这是以西北民族生存方式和信仰方式为中心的精神朝圣。支撑着他的步履的是他的西海固，是神秘的苏菲启示，是内蒙古大草原的额吉，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深厚的生命资源，同时他也找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与底层民众结合的形式”。这种资源以及这种“与底层民众结合的形式”，或许是学院体制中的学人所极度匮乏的。
　　然而，张承志所不愿看到的是他的生命资源也在面临日趋衰竭的历史必然命运。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已经预言“游牧草原的循环不已的历史，‘也许要翻向它的最后一页了’”：
　　游牧社会的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它曾经内里丰富无所不包。无论拉水的牛比赛的马，讲起来都是一本经，套套解数娓娓动人。无论语言的体系或一个单词的色彩，分析到底都会现出真理，闪起朴素的光辉。在如此世界里，男女老幼生死悲欢，无不存在得生动感人。它深藏着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一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一些人的基本问题。
　　随着一种强力的推动，在人对富足与舒适的追求之中，在对青草和对人的侵犯之中，机械人声轰鸣嘈杂，历史在以旧换新。
人类早已经走在向游牧传统告别的道程中，依依惜别的可能不止张承志一个人，但恐怕没有人会比他更怀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无奈。他比任何人都难以回头转向他所放逐的都市。“牧人真的正立马城市，默默地与这世界对峙着。”如今的牧人依旧在与这个世界对峙。尽管转眼间张承志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那种游牧的执著始终一如当年。在中国十几年纷扰和变幻的知识界，没有变化的或许只有张承志那寻找的姿态了。他所定格的，是一种使徒般的朝圣者和自觉的局外人的形象。
　　时代在前进，但张承志依旧留在那里，并终将成为一座碑石与路标，提示我们十多年的光阴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却了什么，我们在与时代的加速度进行竞争的同时是否把什么更弥足珍视的东西也留在逝去的年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