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猫职不修”议

　　猫逮耗子，自古皆然。《礼记》上就有“迎猫，为其食田鼠”的记载，即后人说的“猫之食鼠，载在礼典”。其实，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就连三岁小孩，也知道猫逮耗子而无须查“礼典”。
　　但是常识为常人所理解，那些有嗜痂逐臭之癖、心地险恶的人，需要的却是反常的事物，颠倒的是非。他们赞赏的是不逮耗子的懒猫，与耗子为友的坏猫，甚至是耗子咬猫。至于猫逮耗子，则竭尽全力非难谤议。谓予不信，请欣赏今古奇闻：
　　据《唐书》及《文苑英华》载：唐代宗时，大臣朱泚上书说，陇州将赵贵家猫鼠同乳，不相为害。当时的宰相把这一新闻当成吉祥的征兆，准备率百官隆重庆贺一番。而朝廷的另一位大臣叫崔祐甫的则上书反对，说“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贺。”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此猫对鼠不食，仁则仁矣，无乃失于性乎？”而且他进而由猫不食鼠联想到人事政治上，说“猫受人养育，职既不修，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捍敌。”崔祐甫由对猫爱鼠的庆贺想到可能危及吏治，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据说崔的这一《奏猫鼠议》，“众皆伏”。这样，准备的庆贺就胎死腹中了。
　　崔的这番议论所以能伏众，是因为它符合生活的常理，符合人们的愿望。老鼠为害于人类可谓大矣，万人切齿，必欲灭其种类而后快。人民的爱憎，自然使善捕鼠的猫受到褒奖，使同情鼠辈者受到谴责。人类“养猫以捕鼠”，是为“除害利人”。猫不捕鼠，养猫何用？然而，前些年“四人帮”对猫逮耗子的常理却大张挞伐，撰写批“猫论”的黑文篇篇，为害人的老鼠张目，则是由于他们具有与鼠性相近的非人性。《晏子春秋》上说：“社鼠者，之君左右”，是“治国”的大“患”。“四人帮”这些祸国蠹民的“社鼠”，使尽阴谋伎俩，干出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
　　《新唐书·五行志》有“猫鼠同眠”的记载，在梁州地方老鼠猖獗，“鼠反啮猫”，诗人元稹也有“空仓鼠敌猫”的诗句。“物反常为妖”。猫拿耗子是常，而猫“乳”鼠、老鼠咬猫，就是反常。这种动物的反常，在社会现象失常时，自然会被人们联系起来思考。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耗子咬猫的反常，充斥于政治生活领域。老鼠“盗暴尤甚”，而人们赞扬能抓耗子的“好猫”，则被斥为“修正主义”，掼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坚决批倒批臭”，真是善恶淆乱，是非颠倒。记得当时有位同志气愤地说：“猫论挨批，鼠论甚嚣，猫不准逮耗子，耗子反倒咬猫。”但是不管“四人帮”造出多少歪理，也动摇不了人们基于常识的功利主义看法：善于逮耗子、能多逮耗子的就是好猫。而那些嘴馋身懒，见鼠不捕，视鼠为友的猫，当然不是好猫。当然，人们谈猫论鼠，寓意精深，旨在以物喻人论理。崔祐甫的《奏猫鼠议》，着眼点是从猫的“弃职不修”论证“法吏”和“疆吏”应忠于职守。本文议论猫鼠，也是为着说明，我们判断功过，要有个正确的标准，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不能好坏不分，美丑颠倒；如果赞扬懒猫，无异于纵容老鼠为害，造成猫懒鼠勤，人民遭殃的后果。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上说：“不可以”“养不捕之猫”，反映了古代有识之士对懒猫的厌弃。前一阶段，有人或由于心有余悸，或由于对“猫逮耗子”的“职守”缺乏明确的认识，甚至认为对老鼠也应当给“人权”、自由，因而畏葸不前，精神不振，造成了一种“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捍敌”的现象，听任老鼠猖獗为害，甚至三五成群地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犯罪率骤然上升。由此可见，猫不尽职守，鼠害打不下去，社会就不会有个安定的环境，四化也就无由实现。为了赢得天下大治，就要努力造成猫勤鼠怯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