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在晚清以来伴随着中国思想和知识不断的崩溃与重建的过程的是语言和名词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晚清以来，我们不断急切地与过去的名词和语言进行决裂，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与过去的思想、知识和价值进行决裂，也就是与过去的世界进行决裂。就这样，“换了人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后现代”、“全球化”和“发展”这样一些概念不知摧毁了多少东西，埋葬了多少问题。
左翼文学与新文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文学现代化，把纯文学和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正确的文学观念来加以期待。实际上，八十年代具有挑战意义的“纯文学”到九十年代已经转变成为了一种体制性的东西。新文学、现代主义、左翼文学一开始都是反体制的力量，可是，最终都被体制化了。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表现了对“五四”新文学的深刻不满和激烈反叛。他指出，“五四”的落潮和反动形成了“官僚化了的‘新青年’右派”，它们有三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占领各官僚大学和文化机关；二、鼓吹“好人政府”；三、提倡国故。随着“新青年”群体的很快被体制化，《新青年》杂志重新从学院返回到社会，编辑部也重新从北京迁回到上海。《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壮剧一旦落幕，它的再出发的意义在以往的文学史中都没有真正加以重视，于是一九二八年《文化批判》的创刊才成为具有戏剧性意义的事件。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的易手，同样，左翼文学的胜利，也在于它获得了读者大众，占领了当时的出版市场。“五四”新文化的胜利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胜利都是“市场”的胜利。它们都成功地创造或获得了自己的读者大众。左翼文学运动在上海的蓬勃发展不仅是由于上海租界特殊的地位使左翼文人获得了政治上的庇护，资本主义的市场本身也为左翼文化提供了可能的生存空间。当然，更重要的是，左翼文学蕴含了新的话语和知识力量。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流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知识的胜利。创造社的《文化批判》尽管只出版了五期，但是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绝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五四”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而《文化批判》则通过对于“五四”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左翼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新知识，通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概念等有力把握了社会的深层结构和基本矛盾。左翼文学用一套新的知识取代了“五四”旧的知识。“五四”时期，“新文学”和“旧文学”尖锐对立，“新文学”借助于现代性的力量很快就战胜了“旧文学”。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既是对于“五四”文学的批判，同时又是五四文学的自然发展。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充满了历史的断裂与延续，正如成仿吾用“奥伏赫变”所描述的那样。左翼文学一方面是对于“五四”文学的否定，另一方面它又借用了“五四”的现代霸权，借用了“五四”“进步的”时间神话和“新的”叙述方法。
当古人说到新文学的时候，也许仅仅是一首新写的诗。可是，到了现代，新文学包括了对于语言、形式、主题、题材、世界观和创作立法等方面的规定。在“五四”时期，恋爱自由属于新文学，才子佳人就是旧文学；用白话文写作属于新文学，用文言文写作则是旧文学。同样，到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成为了“新兴文学”，左翼文学要求表现“时代精神”，选择“尖端题材”，反映工农生活和革命斗争，而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灰色生活就是落伍。尽管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曾经有“文以载道”或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但是只有到了现代，文学才在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把文学的社会作用加以神话化。在古代，文学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的吟咏，只有到了现代，文学才成为一种与国家命运相关的意识形态生产。刘禾说：“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和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这使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回顾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写’从未挣脱联结文学创作和民族国家的那个‘大意义’的网络。”“民族国家文学不仅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打上了自己的戳记，而且还渗透了古典文学研究各个领域，以文类为例，当古典文学作品被划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些现代西方文学史的范畴时，汉语的写作和阅读实践就已经被‘国有化’和‘现代化’了。而与之相对的较为‘私人化’的文类，如古典文论中归纳的诔、碑、铭、箴等等，则被排除在民族国家文学的大意义圈之外，受到冷落或轻视。”(刘禾《文本、批评家与民族国家文学》，《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文学怎样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其性质和面貌，文学的生产又如何不断被不同的意识形态重新规划和组织。反过来，在中国现代，文学是社会破坏和重建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一个重要的信念是“文学组织生活”。在梁启超对于“政治小说”的倡导以及他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也蕴含了“文学组织生活”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的生活是由文学组织起来的。实际上，我们根据《谁是最可爱的人》、《爱，是不能忘记的》、《我爱美元》不断地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文学在现代一方面是被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因此被加以严格的控制。在现代，文学有两种命运，或者是文学成为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无关的自律的“纯文学”，一种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密切相关的“社会动员”，从而最终导致作家失掉“创作自由”。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说：“大家还记得，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是怎样对待诗人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拒绝让诗人呆在里面。他很清楚文学的力量，但是他把它看作有害而多余的——是在一个完美的国家里必须注意的。”(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十卷，30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高度合理化的现代国家生活，实际上，不论是在哪一种形态的国家里，文学的命运都是如此，或者是自动地参加国家的合理化过程，或者是被这种合理化所排斥。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现代化被许多人理解为文学的“去势”，被理解为文学的“净身”。这种文学的“引刀自宫”被认为是在现代成就其自身的必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文学现代性。
如何重新打开文学的视野？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将文学的“本质”历史化，而不是将对于文学的某一种理解绝对化。文学的定义如何在历史中流动变化，文学这一定义如何在现代充满了张力。我们把自律的文学观念理解为现代的，我们恰恰忘记了正是现代把文学和政治有力地结合起来，把政治带入到了文学之中。然后又把政治从文学之中排斥出去。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以及文学的政治化，实际上是左翼将失去的视野重新带回文学。文学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对于既成的体制的挑战，是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
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有力推进，二十世纪末，上海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一种对于殖民地上海的深深的眷顾。与此同时，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上海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发现。不论是“现代”、“摩登”、“时尚”、“时髦”，还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性都和上海这个现代殖民都市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狭义的文学运动的现代主义在历史上都和都市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随着殖民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上海的扩张，在上海演绎出了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左翼文学的发生也和现代主义运动一样和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运动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都是对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反应。正如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所诅咒的那样，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左翼政治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相互“勾结”在一起。作为文学反应的浪漫主义和作为政治反应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发生于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十九世纪的欧洲，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有着历史的联系。
近年现代文学研究的趋势之一是有意发掘“被压抑的现代性”，包括“新感觉派”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试验作为“被压抑的现代性”被重新展示出来。因为“平反昭雪”的技术要求，由于为了补偿这种“被压抑”的历史，然而也由于过分突显了“被压抑”的内容，“海派”等复杂的概念内涵可能再一次被缩简，也因此可能再一次失真变形，而“海派”的某些重要的历史内涵又可能重新被压抑了。至少在当时，沈从文深恶而痛绝之的“海派”包括了整个的上海文化，也就是说包括了异彩纷呈的上海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性被全部压抑了，而是某一种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性的某一个方面被压抑了。现代主义这样一种现代性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被压抑了；但是，与之对立共生的另外一种现代性并没有被压抑，反而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得到了特殊的彰显。沈从文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中把北平和上海对立起来，把上海的作家贬称为“海派”，而创造社则被他视为“海派”的大本营。“王以仁、叶鼎洛、周全平、倪贻德、叶灵凤等作风与内含所间接为郁达夫或创造社影响的那一面，显出了与以北平做根据而活动于国内的文学运动稍稍异型。趣味及文体，那区别，是一个略读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即可以指出的。那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两样东西。一个因守了白话运动所标的实在主义，当时所承受的挪威易卜生以及俄国几个作家思想，作为指导及信仰，发展到朴素实在一面去。一个则因为缺少这拘束，且隐隐反抗这拘束，由上海创造社大本营，挂了尼采式的英雄主义，或波特莱尔的放荡颓废自弃的喊叫，成了到第二次就接受了最左倾的思想的劳动文学的作者集团，且取得了进步的姿态，做高速度的跃进。”正如沈从文所注意到的，创造社同时孕育和分蘖出了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左翼文化。同样，后来的《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以及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不仅构成了中国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脉络，同时，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等人也和左翼文学运动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他们不仅翻译了左翼的文学理论，而且其创作也和左翼文学有过某种联系。对于沈从文来说，左翼和现代派是同一个瓶子里的两个恶魔，都是他所要祛除的幽灵。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先锋派，不过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浪子，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逆子。总体上来说，现代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尤其是表现主义，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悲观主义的反应。而同样属于现代主义运动，如发生在意大利、俄罗斯等等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积极的拥抱。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未来主义运动可以转向左右不同的方向。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不同，它对现代性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它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左翼文学在形式上也像现代主义一样不断地追求创新。而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大将蒋光赤粗暴的风格则可以追溯到苏俄左翼文学和未来主义的影响。蒋光赤对鲁迅、叶绍钧等人的“庸俗”的激进批判也可以使人联想到未来主义“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和“把普希金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的激进态度。
现代主义既是对于商业的反抗，同时现代主义运动本身又从现代商业获得了灵感，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运动，通过不断的广告式的宣言，通过惊世骇俗的运动的形式，通过有规律的反叛奠定了“先锋”的地位，并且显示了潮流与时尚的力量。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蒋光赤在上海的影响确实可以用“爆发”和“流行”来描述，它是和畅销书的机制相联系在一起的。也许要令今天的读者意外的是，茅盾的作品在当时被盗版商人贴上今天已经早已经为读者所遗忘的蒋光赤的标签而投入到市场中去，蒋光赤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利于流通的“商标”。左翼文学运动的“标语口号”的倾向尽管备受责难，被认为缺乏“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然而，实际上也和现代的广告形成了有趣的对应。
左翼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不仅同时，而且同源，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反应，不过这种反应可以包含不同的方向，从而形成了现代主义和左翼文化的分野。左翼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结构，然而，现代主义尽管不断有惊世骇俗之举，但是从来不会越出资本主义的轨道，最终它所有剩余的想像都为资本主义所吸收，成为中产阶级的文化时尚。一九二六年十月由叶灵凤、潘汉年等人出版的《幻洲》半月刊，上部为《象牙之塔》，下部为《十字街头》。只有后来经过更明确的分化才或者倾向现代主义，或者汇入左翼文学运动。而“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也说明了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之间共生的状态和分裂的线索。
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
左翼文学的历史崩溃有其内外的原因，除了其外部的原因，左翼文学也应当从自身内部来反思它的失败。所谓从内部来反思，当然并不只是简单地全盘否定左翼文学的历史实践，左翼文学的反思更不意味着简单地转身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是要展开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而是说，正如汪晖所言，我们必须把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思转变为对于整个现代性的反思。因为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想像并没有完全脱离现代性的引力。社会主义和左翼文学对于“新人”的想像，那种“齿轮和螺丝钉”的规范，直到没有身体的“样板戏”，实际上与现代大工业生产以及由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工具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肯定性的、逐步体制化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最后发展成为高度抽象和合理化的文学。
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传统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就没有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左翼文学是新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如日中天之际，也正是欧战正酣、西方文明日暮途穷的时候，梁启超因此发出了“欧洲文明破产了”的悲叹。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人为中国“五四”时期没有成功地复制资本主义而扼腕叹息。当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发生之时，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充分暴露了其严重的弊病，因此，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深刻的困境之中。中国亟待发现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本身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不相同的，中国更没有可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左翼文学在中国的流行是在三十年代，但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清末，现代性的思想和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内部的一种矛盾和紧张。因此，在中国“现代性的追求”中同时充满了反思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思想。
我们在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思中，思想的脉络和历史的线索混乱不堪。九十年代以来“平等”与“自由”在中国成为了一组极端对立的概念，而且似乎资本主义拥护“自由”，而社会主义强调“平等”。实际上，“平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明，“平等”曾经是大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上的口号。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带来了极端的不平等，社会主义不过是重新捡起了资产阶级丢掉的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所谓反思中，把社会主义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把资本主义和“反国家”的“市场”等同起来。然而，事实上中国发生的最早的社会主义恰恰是“反国家的”和“无政府”的，正如无政府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派别一样。社会主义几乎是随着民族国家主义这样一种现代性同时进入中国的，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由在日本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传播的。在资本主义看来是“市场”，但是在社会主义看来，却是由国家的幽灵所控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组建起来的，而且即使是作为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苏联，从根本上来说，也仍然没有超出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想像和规划，仍然采取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到了十九世纪，国家对于人民的干涉，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变得愈来愈制度化。”(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98页，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版)无政府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样都是对于强大的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一种过度反应，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造成的对于人的高度抽象和对于身体和心灵的全面操纵和控制所作出的过度反应。现代主义所反抗的就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面异化，卡夫卡所描写的那种绝望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异化的反映，实际上也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反应。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否定同时也和对“乌托邦”思想联系起来；然而，不仅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存在“乌托邦”的理想，同样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先驱思想者那里存在着“乌托邦”理想。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思，不能简单地发展成为对于“平等”的批判，对于“国家”的批判，对于“乌托邦”的批判。因为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深处，以及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身，就隐含了“平等”、“国家”和“乌托邦”的思想。因此，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对于社会主义的反思应当扩展为对于整个现代性的反思。
相对于具有漫长发展历史的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传统，而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在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是完全外在和对立于资本主义吗，还是正如资本主义首先是在封建主义的内部孕育出来的一样，社会主义也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内部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