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艺术空间的裂变

　　在北京乃至全国的艺术领域中，一提起先锋艺术往往就会想到位于北京以东约二十公里的通县(现已经改名通州区)的宋庄，这个艺术家聚居区早经各种媒体的传播而闻名天下。然而，几乎很少有人分析和追问这种文化现象的缘由。艺术家为什么会聚居于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他们进行怎样的艺术创作？为谁生产和制造艺术品？
　　应该说，通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县城。艺术家基本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一个是通县以东十公里处的宋庄；一个是通县城的滨河小区。大约在一九九三年，艺术家开始陆续从圆明园迁移到宋庄，正是由于几位“明星”艺术家搬入宋庄，大批人尾随而来。之后，部分艺术家因更喜欢城市生活方式，无法适应农村环境，就迁入县城滨河小区的舒适楼房。关于这种空间“转移”，原因颇多，众说纷纭，其重要原因就是圆明园与敏感的大学区相比邻，及与有艺术家曾惹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有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幻莫测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心理反应和生存空间的变化。
　　一九九五年，我去宋庄游玩时，发现它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子，树木葱郁，环境幽静，有林荫小道和广阔的农田，虽然农舍的房子矮小，但带有院子的格局显得宽敞。五六年之后，由于城市的辐射性扩张，宋庄也急速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行列，一切原有的安静朴素的风貌荡然无存，新添了现代化的厂房、商店、私立学校和笔直而宽敞的马路。
　　宋庄的艺术家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职业和知识背景，有人曾任职于地方画院和大学。移至北京，他们都变成了自由身份的艺术家。思维寄托或依托的“精神中心”，虽然是非真实的和虚幻的，但它像磁铁一样吸引四面八方的青年。他们不排除任何可能地进行猎取，尽管喜爱“沽名钓誉”或受“名利”场诱惑，但大多数人仍努力追求理想。
　　他们内心并不希冀将都市的时髦文化与封闭的乡村相分割，而是身在农村心向城里。
　　严格地讲，相对于北京中心市区，宋庄远离文化“中心”话语，是适合艺术家构想“乌托邦”的栖居之地，它不但是一个释放精神自由的场域，而且还是一个表演身体“欲望”的乐园。他们分享着生活的惬意，悠闲而有诗意，身体的呼吸与这块土地紧密相连。
　　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常常被看作是“另类”或“边缘”族群。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他们仍受到“正统”文化的鄙视。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他们像“游牧”人一样不断地迁徙和漂泊。他们居无定所，没有“家庭”概念，生活十分窘迫。当他们踏入这块特殊地域时，身份和位置就被制度和秩序所规定限制，并经常受到无端质询。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如此区分等级的态度是否适应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向呢？
　　文化“保守”者认为，那些“先锋”艺术家的观念不过如此，只是模仿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面。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论者还应考虑作品的语境和语言的背后。他们的作品和行为对以往的僵化话语体统提出了挑战，所谓“地下”艺术状态并非他们的初衷，而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因他们没有工作单位，“盲流”就成为他们身份的代名词。然而，这些叛经离道者，具有高傲和狂妄的品性，并以艺术“行为”进行宣泄或抗争。他们只能寄存于由“教条”、“越轨”、“诱惑”和“声誉”所编织的网状的世界。他们极力地反对艺术的教条，却又常常陷入教条之中；他们在艺术创作中有越轨行为，却对道德底线表现出无知；他们一味追求“声誉”或“名利”，却被“金钱”诱惑而难以自拔！
　　这是一个“煽情”而充满“动感”的村落，隐藏着许许多多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它更多容纳自由遐思和理想追求的艺术家——一种远离都市的偏僻自由空间和个人精神自由的表达方式。虽有些类似于纽约东村雏形，所不同的是，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总是处在不稳定的氛围中。因此，这一独特的人文环境，不断地吸引着国内外的画商、经纪人、评论家和策划人及新闻记者，声名传遍了中国，也传向了世界。其实，艺术家中不乏有成功者，将自己融入国际文化潮流之中，具有了“跨国身份(trans－identity)”的文化特征：他们“制作”的作品，往往远销海外，他们的足迹也遍及不同国度。这就形成了“再区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现象。它并非使艺术家的艺术完全丧失中国语境，而是根本性地吸收、融合着不同文化因素并转化成“混杂性”或“混合性”的文化特征。
　　实际上，这个场域与世界的接触比与中国本土的接触频率更高，是艺术家走出国门的重要窗口。在他们看来，“破坏”和“越轨”的目的皆归结于个人的追逐“名利”。
　　艺术家的创作彼此相互模仿，作品趋向相似或雷同的风格和语言，似乎已经走向了艺术产业。宋庄常具有“金钱”艺术的晴雨表的功能特点。
　　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村中的成功艺术家已使生活与艺术分离或“裂变”，享乐主义已战胜了理想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品格。绘画与行为并非一致统一。他们把艺术等同于金钱、荣耀和地位。
　　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出没于先锋艺术展览、艺术事件及活动，各种“名利场”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他们的视线。在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世界中，他们表现出某种“动物”特点，本能性地争夺生存的机会。
　　他们生活于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对先锋艺术的热爱，是青年艺术家对新鲜、刺激和自由事物的挚爱，他们是怀疑主义者，在其作品观念中不断地质疑事物秩序中的成规和定见。他们既有幻想、虚构及理想，也有妄想，有时他们遵循着逻辑行事，有时他们的思想带有偏执，瞬间思绪转变成了“精神分裂症”狂奔。显然，他们自身也构成了自相矛盾或冲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既羡慕中产阶级舒适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常常对浅薄的世俗社会投以鄙视的目光，并尖刻地嘲笑了艺术“权贵”。所以，这些先锋艺术家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悖论。
　　宋庄和通县的画家们在当代文化酝酿形成过程中承担着“内爆(implosion)”的制造者角色。“挪用”与“置换”是他们艺术实践中普遍运用的艺术方法。他们大胆闯入艺术的一些“禁区”，并在文化社会性和艺术语言上提出了许多的质疑。因此，具体考量和分析几位比较典型的艺术家的创作，可以认识他们的艺术观念之所在。
　　最早迁入宋庄的方力钧，被誉为成功的艺术家之一，也几乎是美术界的传奇式人物。方力钧一九八九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后，一直是自由的职业画家。他基本集中于架上绘画创作，如：油画到版画。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的绘画超越了现实主义艺术，建立了独特的叙事手法和艺术语言。他捕捉到了“瞬间”人最具个性的特征，描绘了不确定时代的人物形象，即：光头、蓝天和碧海。打哈欠的肖像，虽然是生活偶然、荒唐的片断的凝缩，但就像火山爆发那样地咆哮。他集中突出了视觉语言的张力，同时，还挖掘到人性的内心深处，并依靠洁净单纯的色彩烘托气氛。光头始终是其绘画表现的重心，几近自我形象的人物表情或压抑，或呐喊，或温情，或顽皮，都被淋漓尽致地描绘成了普遍性的人的精神状态。在迅速转型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容易产生难以名状的焦虑和精神紧张，时而冷漠时而恐惧。这种表现得益于版画的细腻手法，带有超现实主义的平涂色增强了整个绘画形式的表现力度，而生动的叙事则来源于艺术家对变化的现实生活的概括和提取——巧妙而准确地把握住了某一阶段文化特征的“普世”性。从绘画形式看，作品似乎有些玩世不恭，实际上，它充满着人性的关怀，也是社会之镜。
　　生活在宋庄的另一艺术家王强可以被称为“怪才”，他总是不按常规的逻辑去创作，而是搞出一些令人惊叹并难以言说的作品。比如，他早期创作的货币系列名曰“合资公司”，把不同国家的货币上的人物肖像置换或并置，有德国的马克、瑞士的法郎、日本的日圆、中国的人民币等等。这似乎再现了资本的共谋。今日的中国只管吸引和接受资本而从不怀疑和考量它，往往在消费过程中只注意到它的流通功能，而忽视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它的流动资本的掠夺性、血腥性的本质。显然，货币成为了物质流通交换、财富掠夺、吞噬意识形态的工具符号，它小能满足个人的欲望，大有摧垮国家的功能。它包含了各种的因素，既通过货币流通稳定国家经济和个人消费，也隐藏着许多的阴谋诡计。艺术家的视线是独立的、创作的，作品既有转喻性，又是严肃的现实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观念则揭示了人们经常忽视的相关联的事物的本质。
　　王强一九九一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后，分配到某公司，随即辞职成为职业艺术家。他也是较早入住宋庄的艺术家之一。在王强的眼里，绘画就是一种表演性的“物体”，他还创作了一系列物体绘画，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不同于纯粹传统的架上绘画，而是在衣服内侧绘制不同动作的无肖像裸体，这是绘画与物体(衣服)的结合。观众打开衣服欣赏的过程就是参与表演的过程，也满足了窥视的欲望。这种作品包含了色情的元素，但并非纯粹色情画，它既有表演性又有娱乐性。他赋予了衣服更多内涵，让实用性与观赏性并存。出于对材料的热衷和观念的试验，王强还不断探寻着新的可能性，他创作的几把硅胶桌椅，命名为“疲软”，它们是从明清椅子翻制而成，使其丧失了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柔软的材料和肉色感，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社会中充斥的“色欲”和“情欲”，这与其说是表达了人身体的快感，倒不如说是一种反讽。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许多作品，如“新中国画”、“一花独放”等，既是装置又包含着“表演”。
　　在这个村庄中，王音是一位很有“观念”和想法的画家，虽然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但一直热衷绘画创作。近年来，他完成了一系列的编号绘画作品，诸如，类似中国农村玻璃年画或墙画、人体、肖像等。他邀请一位河南籍的民间画师跟他一起创作，程序是：他们在画布上相互覆盖对方完成了的内容，直到画面达到令他满意的效果为止。画师擅长于牌坊、寺庙、古建上的绘画，是典型的民间绘画，并不依赖于系统性、逻辑性；与之相反，王音则曾接受了学院绘画教育，遵循着严格而缜密的技巧和经验。显而易见，这划分了他们的界限。因此，在绘画的过程中，王音与他者(画师)之间不断地破坏和颠覆彼此的画法和笔触，从绘画的内部结构来解构艺术的经典和大师样式，消解了作品中个性的笔迹和手迹，进而质疑了绘画风格及职业属性。在王音的绘画中，处处可见以挪用和拼贴方法所进行的实验。拼贴已经超越了模仿中最常见的流行风格样式，而是隐含着理念的试验。其观念就在与他人“合作”和“互动”的过程中不仅重新认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且使个人审美感受向艺术观念转变。他试图在主流与民间、颠覆与建构之间找到绘画上无拘无束的表现坦途。
　　其实，宋庄艺术之丰富多彩远非可以一言蔽之，宋庄还居住着许多很有才华的艺术家，比如：刘炜、杨少斌、岳敏君、高惠君、刘枫桦、王庆松、田彬等。
　　今天，迁移到宋庄的艺术家的生活是城市运动、扩张和社会挤压后的“劫后余生”。宋庄已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生产“基地”。艺术家的境遇仍然是无奈尴尬的境遇，他们“制造”着艺术品，同时，他们的思想又被操纵和控制。因为他们既要受制于西方画廊又受到保守的正统文化的排斥。在国内艰难的市场面前，他们将复制、挪用、模拟、碎片、聚合作为创作的方法，但其中一些人仍生产出了彼此相近的符号，自觉不自觉地转向输出迎合“东方主义”的政治图像和异国情调形象。事实上，宋庄的艺术家并非想像的那样富有，他们早已经分化，只有极少的富有者，大多数人生活比较穷困。这里，流行的身份等级基于贫富之别，最终归于卖画状况。即便他们有人参加国际和国内大型展览，衡量他们的仍是最终获得的金钱的多少。
　　但愿宋庄艺术家们不要陷入这样的局限，不断地超越自我，排除各种各样的鸿沟和界限，克服“悲情”，面向广阔美好的未来，并能在这个独特“场域”中创作出具有“个性”特点的丰富多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