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那段历史与记忆

　　最近，有关中日之间战争历史的争端在现实中备受瞩目，而有关于此的学理思考和讨论也在深入地进行着。这些讨论都涉及到了历史与记忆的问题。(《读书》，二○○一年第五期，沟口雄三等的《战争与历史》三人谈；二○○一年第八期，陈映芳的《记忆与历史》)关于社会记忆的理论，保罗·康纳顿论证了“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保罗·康纳顿著《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第40页。)这也使得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行为。
　　在说明记忆如何在身体中积淀或积累时，保罗·康纳顿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即以身体举动传达信息的体化实践和信息能够被记录的刻写实践。而在现实中，日本方面却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篡改历史，制造有利于己的“历史记忆”。
　　篡改历史教科书是从刻写实践上改变历史真相，然而，正如保罗·康纳顿所分析的，尽管它摆脱了对韵律(相对于口头诗一类的操演性话语)的依赖，但是却受到事实(尤其是亚洲人民的反对)的无情鞭挞。或许正因为如此，日本右翼势力又进行着另外的实践。
　　在体化实践方面，日本接连不断地进行着一种所谓的“纪念仪式”的操演，即参拜靖国神社。一九五一年十月，日本首相吉田茂首开参拜靖国神社先河，此后直到七十年代初，除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等少数例外，历届首相大都参拜过，尽管参拜时间都回避“八一五”战败日，身份也均为私人身份。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三木武夫以私人身份参拜，成为战后首相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开端，此后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首相效仿。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以首相铃木善幸为首的内阁成员全部出动参拜。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率内阁成员集体参拜。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小泉纯一郎参拜。而正是在这种参拜中，日本右翼势力妄图达到使“伟大而杰出者的每个子孙，在心灵深处总能感到某种冲动，促使他学习他们的榜样”。(《社会如何记忆》，第105页)同时，日本“历来都非常重视对自己的受害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叙述和强化，他们对受难经历的记忆是被仪式化、制度化的”：在战败日，哀悼战争的“战没者”；在广岛、长崎、冲绳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在世界上广为宣传广岛、长崎市民被原子弹轰炸的惨象……
　　这些仪式“不仅仅用自己的高度程式化和固定性，暗示对过去的延续；相反，它们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公开声称要纪念这样的延续。”通过这种种方式，他们欲图使被操演对象成为社会群体成员共同记忆中习以为常的认知内容，使这些对象变得具有说服力和持久力。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示历史真实，显示处于变动之中的人类历史的经历，从而使人类明了自身的处境，以面对未来。尼采讲过，“凡是用裁判与毁灭过去这个方式而服务人生的人与时代，也永久是危险的而且自处于危险的人与时代”(尼采著《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第22页)。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也强调，“一七八九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惟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但“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像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像的要小”(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第29页)。
　　历史岂容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