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被规制的市场

　　实际上，市场并不像主流观点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独立的调节机制，也不是一贯以交易原则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以交易作为主要准则的市场能够形成支配性制度并以普世话语进入观念史，主要取决于市场与社会政治因素的互动，也有赖于思想对想像的市场现象的创制和解释。
　　根据博兰尼的研究，交易原则起初并没有主导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一方面，曾经存在多种社会行为，除了交易原则，还有以相互对称的组织模式为活动框架的互惠行为，凭借某种集中化手段而进行的再分配行为，以及以自给自足作为依据的家计活动。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所有这些社会行为同时作为一般行为建立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则之上。交易原则的兑现依托于更为广阔的市场模式，后者作为一个辅助性制度与其他社会行为相联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要想根据早期市场的内在展开找出后来被某些观念充分肯定的主导权力，是十分困难的。当时交易原则合理地生长在社会机体中，并与其他社会原则一道构成了特定社会的行为和意识，交易原则从未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交换行为总是因为一定的社会机制而被赋予了特定含义，尤其在非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尚未建立起支配地位的语境中，一定的交换以及市场本身往往表现出非常个性化的特点。市场和交换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治和文化现象，应该从更为宏观的全部社会情境把握那些十分具体的交换行为。如果只是根据已被充分形式化的既有分析框架图解交换行为乃至市场，就会步入误区。例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没有能够消灭几乎是完全“自发”的民间市场。这一现象曾经被理解为，即使是高度管制的社会，人们也能通过自发的市场——例如，传统的乡村集市，表现出对不合理官方政策的潜在抵抗。它还预示着这样的命题：社会有着不容否定的内部规定，在一些社会行为的解构下，至少在人们的心理层面，政治管制往往趋于低效甚至完全失效。实际上，这里的判断先在地隐含了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认识原则。然而，凡是亲身经历过过去那些集市活动的人也许都清楚，民间交换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蕴不太可能如此之简单。纵使人们承认民间交换针对政治的消解倾向，也不能就此认为它是惟一的倾向。在“文革”期间，集市是农村社员除了主要通过体制化的交换组织如供销社获得生产生活用品以外的一种补充。集市时间和地点通常是固定的，在某个较大集镇主要街道的两边排开有待出售的产品，它们主要是些镰刀、铁锹、犁头或簸箕、笆斗、箩筐之类小农具，间或出现布匹鞋帽等生活用品。除了偶尔遇见的杂耍场子外，集市基本是安静的，完全没有布罗代尔描绘过的巴黎、伦敦等随便什么集市或今日中国农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常见的喧闹。人们可以用现金交易，也可以以物易物，讨价还价比较少见，而且就单个交换者而言，成交量不大，这当然取决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但无论怎样，在这里，作为利润最大化实现形式的交易原则至少还很不明显。
　　在我看来，这些集市的政治社会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漂移于体制内和体制外，没有哪一个官方发起组织这些集市，也很少有官员以一项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来管理它们，然而在那样一种政治情境中，即使是允许它们存在，或者同意社员丢下队里的农活去赶集，也说明行政组织起码默许了这一现象。其次，它是交换双方自我与互相认同和肯定的一种形式。不像今天这样，交易成为考量双方谈判技巧的艰难过程，那些集市中的交换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对有待出售物品质量和性能的一种“内行”式的鉴定。一个铁锹的购买者常常以自信的神态用手指弹击铁锹，或摩试其锋刃，表明自己是农具甚至农活方面的行家里手，出售者也会以简约的口头和肢体语言肯定着对方“物有所值”的信心，同时还暗示了自己亦非外行；不可能有过多的讲价，否则双方都会感到羞耻。第三，十分重要的是，它也是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原则的一种补充和配合。买到好的物品不仅可以延长使用期，或者被邻里视为善于持家，更为重要的是，通常物主会经常有意无意地向人们展示这些物品，以使自己赢得乡邻的尊敬，进而改变在生产队里的地位。我曾亲眼见过，一位随全家从城里下放的社员从集市弄到一把锋利无比的铁锹，经常扛着它在上下工时间悠悠地从田埂上或农舍间走过，俨然一幅“英雄下夕烟”的情形。无疑，他受到了人们和生产队长的好评。所有这些由市场交换衍生出来的意义，显然与追求利润的交易原则相距甚远。
　　上述意义当然不必然具有普遍性，我的叙述只是希望从某个特定的视角证明博兰尼的观点：市场并不总是预示着自己是未来主导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市场作为对社会活动的调节因素，以及作为一种被认为是独立的社会生活范畴，它也必须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规约，或者作为次要因素与其他社会因素楔接。所以，我们不能把博兰尼关于市场后来的发展使全部经济社会囊括其中的看法，误解为以交易原则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基本是通过自我调节功能向外扩张并赢得了整个世界。市场帝国主义一定有其他的原因。首先是，政治力量在促使市场的扩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博兰尼指出，原先无论是远程贸易还是地区贸易，都是非竞争性的，城市想方设法阻止农村融入贸易范围，避免放开城乡之间的贸易。这说明早期的市场不仅在规模和组织日常生活的程度上是有限的，而且在地理学意义上，由于把广大乡村排除在外，它们只不过是一个个引人注目的经济孤岛。由市场培育的城镇却在限制着市场，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国家对市场的介入和调控。由国家着手的国内贸易的出现，恰好是为了摧毁地区贸易和城市间贸易的排他主义倾向，打破非竞争性贸易的藩篱。为了集中国内资源以便在国际事务中争得权力，政治力量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国家在建立起广泛的国内贸易的同时，在国际关系中充任了国内市场保护者的角色，希望通过控制国内资源稳固并发展国内市场与其他国家竞争。在这一意义上，竞争与垄断最终成为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布罗代尔则从另一方面讨论了这一现象。在他看来，贩卖、集市等初级经济形式因为其内部不具备有效的垄断机制，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市场这样的大经济层次和自动地发展为资本主义。与人们的常识相反，那些初级形式正好与资本主义相抵牾，它们不可避免的衰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兴盛密切相关。比如，一七九○年前后，巴黎有二万名零售商处于破产的边缘，然而没过多久，法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发动产业革命的地步。准确地说，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少数上层商人阶级与政治力量共同经营并压迫初级经济形式的结果。西方社会的那些集市和贩卖活动，因为被认为是混乱甚至潜在的弱化政治权威的方式，再加上社会学意义上的某些限制(习俗与法律、宗教与巫术等等)，以及难以从中榨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它们除了偶尔表现为共同体中无序的社会因素，很少能够进入统治者的视野。然而，博兰尼所说的尚未成功沟通城乡交换的那些经济形式和经济时段的存在，正好为资本主义的接踵而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背景：如果没有它们的存在，少数商人阶级不可能凭借业已形成的尽管是局部的交换准则和网络，通过与政治和文化力量的共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优势，更不可能用一组全新的交换伦理和准则瓦解过去的规则。交易原则不是因为交换由城镇进入广大乡村才渐次产生的，而是相反，只是在政治与交易原则的联合推动和改造下，交换才迅速实现了封闭状态的逆转，并推布到城镇外的广大地方，直至整个世界。布罗代尔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上层商人往往视传统统治者为良师益友，在他们转圜于宫廷、城堡或沙龙的背后，其衷心觊觎的却是后者的政治权力，以便能够倚重于它为自己击溃来自任何方面的抵抗。在利润的诱使下，政治统治者也主动与上层市民阶级合流。在十六世纪末的英国，贵族和绅士干脆参加在对外贸易推动下新办的股份公司，到十八世纪，匈牙利、德意志、丹麦、波兰和意大利的贵族纷纷从商，而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贵族几乎对经商入了迷。相对于商业活动中资产阶级的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贵族阶级反而雄心勃勃大刀阔斧敢于投机冒险。在民族国家兴起后，以往那种缺乏机制的资产阶级与政治统治者彼此支援的行为将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根据沃勒斯坦、霍布斯鲍姆以及其他更多人的研究，国家第一次使市场经济纳入一个普世的规范性轨道，并在通过官僚制度和暴力工具促使居民均匀化的同时，阻断了一般民众的传统联系，把他们全部驱赶进由交易原则编织起来的生活世界。这一结果完全契合上层市民阶级和政治统治者的初衷。与这个进程相伴随的，是观念史中原子化个人主义主张的日益强大、社会分工的愈益细密，以及社会流动成本的不断提高。通过日益权力化的生活史转换为合法性观念史的过程，打破社会阻隔的要求逐渐被成为主流文化的虚幻意识所淹没，一种其有支配性的集体无意识终于建立了起来，它使那些原本十分正当的要求遭到社会谴责和道德自责。人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已经逝去的时代，当代世界同样一再地重演着这样的悲喜剧。
　　如此看来，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从各种要素的关联中理解博兰尼下面的论断：在现代社会，不仅市场经济，而且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存，都只能在市场社会中运作，而不是倒转过来。对这一诊断两个可能的误解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定的市场机制洞穿了现代社会的所有因素，使后者归附于市场社会。其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市场可以清晰地厘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前自律阶段和自律阶段。尽管在后一阶段，市场社会已经扩张到整个国家并成长为霸权制度，但总的看来它是市场理性顽强的自我成长和强制服从的历史，它说明一些自然法则始终贯彻其中。在今天，服从意识被机制客观化了，从而现在的资本主义不再总是需要甚至完全不需要政治或其他因素涉入就可以获得成功。
　　我认为，在这里引入沃勒斯坦的讨论，将会有助于避免这些误解。针对关于市场的虚构的观点，沃勒斯坦敏锐地指出，如果市场的参与者都表现出理性人的姿态，和通过事实上从未出现过的所谓对称的信息与制度平等地进行买卖的角逐，即使我们不是在所有时间里都这样做，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也会迅速完蛋。没有人喜欢高度竞争的市场，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为了有效安排市场活动，人们制定规则把竞争控制在一定水平和范围内，以便市场经济能够以不太高的成本运作。在现代社会，国家是那些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它通过保证财产所有权和倡导契约精神维持市场精英的利益。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已经被经过长期规制的现代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它们被推入一个高度竞争却低度收益的社会中苟延残喘，因此，竞争和垄断不仅在历史上交相运行，当代社会同样需要把竞争和垄断结合起来，以使一些特定群体获取最大利益。在市场运作中，没有所谓单一的自然的真实价格，物品价格的确定取决于待售物品所处的特定时空关系，从根本上说，价格由政治过程决定。尽管不能把政治决定简单地理解为政府的价格操控，但是，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和重大事件直接决定了价格的波动，而地缘政治和重大事件正是五百年来政治努力创造出来的，要么就是与那些政治努力密切相关的副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深入考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些悖论继续经常在今天的市场运行及其理论中浮现出来。首先，市场很少像那些理论所阐明的那样是整饬规范的合理化机制，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会通过加强经济计划使市场步入被刻意安排的某个秩序。其次，对市场是有序还是无序的评价，取决于市场的主持者们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的利益增值情况。资本主义并不总是对市场的无序耿耿于怀，当无序的市场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的时候，资本主义对此仍会持肯定和乐观态度。反之，如果有序的市场延滞甚至背逆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计“规律”的对市场的干预就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包括当代世界，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保护某些行业的生产、直接掌握某些产品的流通以宰制市场的事例并不鲜见。由此看来，姑息还是禁止无序的市场，只不过是技术与策略问题。第三，因此，也许最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人们实际生存于一个并非是自动调节的市场经济中时，还要深信市场经济确实是自动调节的？为什么几百年来理论与事实的巨大反差迄今仍被禁锢在某些话语的坚冰之下？
　　也许，这一情况还要追溯到现代性的发展以及把世界观化的知识转换为真理的努力。现代性在人们的理念层面把神义论转换为人义论，把超验秩序转换为先验的或经验的理性秩序，从而形成普遍规律与个体特殊性的两分世界。对这两个世界的把握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尺度，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不可变更的普遍性只有通过个体的真理认识来掌握理性秩序的演变趋向，个体特殊性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成分。对普遍性的新看法取决于人的理性的复苏，而无论人处于观念社会史的什么阶段，都是与舍勒理解的人的各种关系的“在体性(ontic)”紧密联结。既然知识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那么事实能否以本原的面目呈现于人们的观念中，并且把意义赋予一个与人的在体性无关的秩序结构，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许多被认为是真理叙述的知识实际上是新的意识形态。
　　因此，关于现代知识偏见的产生原因，大概还是应该返回到观念社会史的变化过程中去寻找答案。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出沃勒斯坦的一个洞见：近代以来那些居主导地位的观念虚构了社会这一分析性实体。它们试图隐藏立法者身份，以诠释者的距离姿态“发现”不受价值偏好左右的规律。而实际情况却是，在解释过程中某种一贯的价值趋向被有意无意地灌注其中，并不惜以误导和剪裁现实为代价。
　　一些个案分析将会有助于理解这些现象。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被认为可以分为原始积累与后原始积累两个时期，尤其在后一时期，这种分离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进程，同时也是市场自然延伸的结果。然而这一解释可能是片面的，佩罗曼(M.Perelman)的研究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上述片面观念的形成。由于原始积累意味着政治强制，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其生活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暴力因素三缄其口，并把原始积累看成是已经逝去的时代。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甚至马克思也弱化了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持续性本质的分析，他以不十分确定的口气说，资本家似乎很有可能在过去通过某种形式的原始积累占有了金钱。但实际情况却是，不仅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而且在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原始积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农民不断被转变为无产者的现象不太像是经济理性自发作用的结果：美国联邦政府发展的运输体系和研究体系，有助于支持大规模农业摧毁小农业。然而，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滥觞，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少听到那些关于事实真相的披露。英国的《狩猎法》曾经因为是封建制度而广受指摘，随后开始于一六七一年并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愈来愈严厉的现代《狩猎法》，进一步堵塞了祖祖辈辈依靠猎物为生的农民的生活来源，他们被赶进工厂，要么就被流放，或者集中到仿效边沁设计的“圆形的监狱”的地方。令人诧异的是，除了亚当·斯密，与对《谷物法》不遗余力的抗议形成鲜明对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种明确的国家暴力持缄默态度，而全然遗忘了《狩猎法》给无数人造成的实质性灾难。即使是斯密，也仅仅是从抨击封建压制的方面讨论过《狩猎法》，他完全没有提到，正是由于《狩猎法》体现出的国家暴力的灾难性质，使资本主义获取了如果是自发展开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的持续动力。
　　今天，人们似乎仍然生活在那样一个真相被无视和缄默掩盖的时代。但是，这是一个急剧变化和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理智的冷静”的笼罩下，一种政治正确主义和道德正确主义终于确立起来了。它使人们小心避开思想中所有的粗砺和锐利，批判理据被努力框囿于精美的主流观念史。使人非常怀疑的是，在这样一个年代，我们是否还能以思想应有的张力，去抵抗使思想愈加钝化和无助的那些观念和现实，哪怕等待我们的依旧是那些观念和现实的凯旋？我们真的还能够吗？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渠敬东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一年版，23.00元；《资本主义的诞生》，迈克尔·佩罗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2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