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斯大林一九三○年十二月九日“谈话”与“苏联哲学”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政治化”

　　苏联的特点之一是：特别喜欢“保密”和把事情神秘化。许多对当时的现实和后世的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领导人的讲话或中央文件都被当作“绝密”封存起来。但领导人之所以“讲话”，当然是有所指和有所图的，他要求的是他的“精神”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实际上领导人讲话的“精神”总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或“社论”、或“决议”、或有关人士“转述”)公诸于众。这方面的实例之一就是一九三○年十二月九日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的谈话”。此次“谈话”的“内容”和“精神”，是通过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这种形式加以披露的。把“德波林学派”定性为所谓的“孟什维克式(化)的唯心主义”这个提法就出自这篇“谈话”。
　　“谈话”的全文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九二年的六十二年里，从未公布。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俄罗斯管理科学院人文中心编辑的《祖国哲学：经验、问题、研究方针》的第十辑上一篇题为《斯大林对德波林集团评价的文献来源》中首次把斯大林的这次“讲话”公诸于世。上述文章公布的是米丁对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全文。按惯例，斯大林的“讲话”每次都应有“速记记录”。然而这次“讲话”却没有“速记记录”，而只有那次“谈话”的参加者、后来在“苏联哲学”中长期处在“学霸”地位的哲学家——米丁的“记录稿”。“记录稿”虽是米丁做的，但却不由他来“保管”！该“记录稿”被当作“机密”存于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
　　“谈话”针对的是二十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争论。一九二四年苏联出版了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左派代表人物戈得尔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俄文译本。该书的译者是后来成为“机械论派”首领之一的斯捷潘诺夫。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发表了有“机械论”味道的“观点”。这成了理论界两派即“机械论派”与“辩证法派”争论的导火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和《布尔什维克》等杂志相继发表文章与该文进行“商榷”，一场持续到三十年代初的“理论争论”就此开始。
　　一九二五年发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以及列宁一九二二年发表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成了争论双方各取所需，为己所用的依据。就连《自然辩证法》中的错误译文都成了“两派”大加利用的对象。恩格斯的“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这句话，当时被错译为“不管自然科学家如何固执己见，他们总要受哲学家的制约”。“辩证法派”(即“德波林学派”)自然极乐于引用这一“说法”，而“机械论派”则对此表示反感和不能容忍。
　　一九二九年四月德波林在全苏马列主义研究院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沾沾自喜地宣布了“机械论派”的“失败”。会议的“决议”谴责“机械论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他批评了“平衡”论、“自流”论，并把它们与“机械论”联系起来。他同时还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他的“演说”预示了即将在全苏范围内，在各个领域发起“在两条路线上作战”“运动”的到来。
　　一九三○年六月七日《真理报》发表了米丁、尤金和拉里采维奇三人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任务》，在“哲学战线”上扯起在两条战线(既反对“机械论派”也反对“辩证法派”)上开展“阶级斗争”的旗号。这篇文章成了米丁—尤金“发迹”的“开端”。他们很快就成了“苏联官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成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推波助澜”者。
　　一九三○年十二月九日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进行了“谈话”，在“内部”发表了他对理论领域里“争论”的“看法”。斯大林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和这个“题目”来发表“谈话”，完全是出于当时党内斗争的需要，是他有意采取的一个地道的“政治行为”。发生在学界的“理论争论”只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主动进击的由头而已。
　　从斯大林“谈话”的主旨来看，他关心的显然不是“争论”中接触到的那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不是苏联哲学本身存在和发展的“命运”和“方向”问题。斯大林关心的是如下一些问题：
　　(一)在回答“是否应当把理论领域两条战线的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直接联系起来”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明确说：“可以而且应该联系起来，因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在他的心目中，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理论问题”。哲学只是和只能是“阶级斗争”的“战线”之一。“苏联哲学”和“苏联意识形态”从此开始彻底“政治化”的进程。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和哲学研究从此不可能再有，而“学术争论”则为“政治斗争”所取代。苏联后来的进程，完全地证实了这一点。
　　(二)斯大林开创了由国家和党用“政令”(即“行政手段”)来“介入”和“干涉”学术研究和争论的先例，开创了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裁决”“理论争论”对与错、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先例。他第一个把像“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这样模糊的、非哲学的、政治斗争中依特定的需要“杜撰”出来的“术语”引进“哲学”领域，扣到“德波林学派”的头上。这个“术语”的杜撰性质明显到了这样的程度：无论发明者本人还是发明者的吹捧者们，从来不曾对它做过精确的定义和详细的阐述，以致于迄今我们也不知“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参加这次“谈话”的人问：“是否可以认为他们(即指“德波林学派”)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回答说：“事实上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根据很简单：凡“使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际”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三)这篇“谈话”最集中和典型地体现了“苏联式的思维方式”：“非我即敌”；“无限上纲”；“翻旧账，揭老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先定性，后找“材料”；“无情斗争”，置人于死地；鼓励“投机钻营者”，利用他们毫无理论气节，一心往上爬的私念，把他们变成“御用文人”(米丁和尤金是这种人的“代表”)。斯大林极力鼓动米丁们“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起来的垃圾全部翻腾和挖掘出来”。“揭露普列汉诺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巴扎罗夫”等，“重新把他们的所有作品翻腾出来”。“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在某个地方讲了“长入社会主义”)，“在某个地方触动了恩格斯，这不是件坏事”。
　　(四)斯大林号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进攻”。这是斯大林的真正意图所在，也是他的一贯主张。发生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这种“全线出击”的意识形态政策和路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年，即从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又一次得到推行：一九四七年的“全苏哲学讨论会”、对《星》等杂志的声讨、反“世界主义”(既涉及社会科学又涉及自然科学)。
　　一九八五年苏联“改革”开始之后，尤其是一九九一年以来，随着人们对“斯大林现象”认识和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对与斯大林有关的“档案材料”揭露得越来越多，俄国学者对斯大林“谈话”的“意图”，触及得越来越深。他们指出，斯大林当时急于成为“党和国家的惟一的理论权威”，他之所以关心“机械论派”和“辩证法派”的争论，主要目的在于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地位”。他在“谈话”中，之所以一再地“点”布哈林的名，“点”恩格斯(更不要说德波林了)等人的名，因为这些人当时在理论界和理论上的“知名度”全都高于他。他虽然“抬高”列宁，说“列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抬高到一个新阶段”，但他后来的作为却表明，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树立”列宁，相反，他想要得到的则是“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列宁—斯大林主义”这样的“称谓”。
　　斯大林“谈话”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的；另一是实际方面的。斯大林的“谈话”带坏了几代人的学风和理论工作作风，理论和哲学被变成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斯大林“全线进攻”的鼓动下，三十年代初苏联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界、自然科学界，而且也在文学和艺术界纷纷掀起大批判的浪潮。“苏联哲学”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和它之被变成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造成了许多理论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遭到“批判”和死于非命(三十年代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遭镇压有：“德波林学派”的主要成员，包括斯大林的哲学老师斯滕；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红色教授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则几乎全部惨遭毒手。四十年代在反“世界主义”的名义下，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和自然科学家再次遭到“围剿”和迫害)。六十八年前的这场“谈话”是“苏联哲学”和“苏联意识形态”彻底“政治化”的发端。“谈话”(记录稿)，译成中文，只不过四千来字，但它却极深刻地影响了“苏联哲学”和苏联意识形态“存在”和“发展”历程，在苏联国内外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当然它也因此而给后人留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