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一九八九年的东欧政治变革包括了大规模的所有权形式的转变，即人们所知的私有化过程。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恢复原有的、在共产主义者掌权后被国家化或者集体化的实物(goods and ob-jects)的私有权，如土地和房屋。由于这些实物通常是归还给那些被剥夺的人，这一过程被称为私有产权的再造或者所有权的归还。第二种形式是拆解社会主义阶段中以社会主义的方法新创造的实物的国家所有权；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公寓建筑和新的工业基地，这些是通过市民的劳动和从农业中强制获得的剩余而建造起来的。后社会主义政府总是以补贴价格向现在的占据者提供用于销售的房屋股票，并以参股的形式把产权分散为实业资产(industrial assets)。这一过程是私有产权的创造或建构，因为这些价值(value)从未被私人持有过。
不幸的是，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西方政府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对归还所有权的兴趣远胜于保证人们成为有效的所有者的兴趣，他们也不关心如何保障这些实物不会在人们获取之后贬值。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在罗马尼亚川塞尔文尼亚的一个村子中做研究，我在这里就将介绍该村土地所有权归还的情况。我将说明，对大多数新所有者而言，他们的所有物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价值都有损失；只有少数人能够从土地上创造新的价值，他们是那些从社会主义体系中获得最好装备来对付正在浮现的市场经济的风险的人。因此，我认为，财产“权利”的重要性，弱于人们运用这些权利的条件，以及他们作为所有者承担的风险和债务。
罗马尼亚农业的解集体化
在罗马尼亚，对社会主义农业的正式拆解，始于一九九一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即众所周知的“十八号法令”。它强调报偿和补偿，清算集体农场，用于退还在集体化(一九四八——一九六二)过程中“捐赠”了土地的家庭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重要的是，“十八号法令”只适用于集体农场占有的土地(罗马尼亚可耕地的74%)，不适用于国有土地(占21%)。归还集体农场的土地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冗长、矛盾、聚讼纷纭的过程。农场的其他资产或被拍卖或转给称为“协会”(常常由前集体农场人员运作)的新近形成的生产合作社。这类协会逐渐出现，因为大多数获得土地的人不能配置农耕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要素。那些不参加协会的人只能自己耕作，他们或者雇佣无土地的村民做佃农耕种，或者将土地租给新兴的企业家——这些人可能来自于从前的农业精英。
国有农场的私有化与集体农场的拆解完全不同。首先，它们是国家的企业，因此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以不同于“十八号法令”的方法私有化。那些土地碰巧在国有农场边界内的人就成为股东，他们得到的不是土地，而是股息；也就是说，土地没有像集体农场那样成为个人所有的土地。农业部设定这些股息的价值的最低限度为每公顷三百公斤小麦。一九九四年，一项新的法令宣布，一九九九年后，在国有农场拥有土地的人将不再是股东，他们可以获得土地的产权，既可以把土地留给国有农场经营，也可以全部收回土地。这一法令是国有农场最终私有化的信号，许多国有农场的领导人因而计划购买他们的农场。同时，他们预期在较为不利的条件下运作，从而在很多情况下导致他们的资产在十年间极大地贬值。
所有这些过程在我所研究的川塞尔文尼亚的社区中都可以见到，这个社区名为弗莱谷(Vlaicu)，是一个拥有二百八十个家庭共八百一十五人的村子。村子的集体农场解散了，成立了一个协会；经过大量的摩擦、拖延和各种各样的欺骗之后，大约有半数家庭得到了一九五九年集体化以前他们拥有的土地所有权，虽然在面积上多少有些出入(户均二点三公顷)。没有得到土地所有权的是移民家庭，他们过去没有向集体农场捐赠过土地。一些新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耕种他们的土地，另一些则把土地转给土地承租人，还有很多人把部分或者全部土地交给弗莱谷协会。弗莱谷范围内的四家国有农场的股东得到了股息，股息的多少依农场的不同而不同，并在十年中随着国有农场的解体而逐渐减少。其中两个农场不久陷入困境，完全停止支付股息。另外的两个我将在后文中更多地介绍。
这就是我将讨论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背景。我想说明，对许多新的土地所有者来说，解集体化过程如何将土地变为负资产，我还将对照究竟什么构成财产的不同观念，以及理解和处置风险的不同方法。
土地在经济上的贬值
一九九一年，弗莱谷人喜气洋洋地接过土地所有权，他们不曾料到自己拥有的是充满风险的磨难。最大的问题是，所有者获得了土地，却没有获得有效地拥有土地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要素；因此所有者都面临着缺乏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等要素的问题。我们从大的东西着手：大型的设备和建筑，比如拖拉机、播种机、撒肥机、联合收割机、谷仓以及贮藏设施。置备这些的花销远远超过几乎所有人的积蓄，只有小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前还能够用他们的储蓄设法添置这些设备。大部分人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但是这个办法有严重缺陷。
首先是抵押品的问题：因为不能把土地用于贷款抵押，所以惟一的选择是房屋，但在这个靠不住的时代，没有人打算这么办。其次，在理论上人们可以获得国家补贴的贷款，但为了获得贷款他们必须支付10%—20%的“佣金”(也就是贿赂)，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很好的关系还是不能获得贷款，因为用于这一目的的贷款只能满足很少一部分的需要。第三，即使获得了补贴贷款，人们还得面对变化不定的利息率。弗莱谷协会的农艺学家告诉我，她用贷款购买了两台拖拉机，月息的变动幅度非常大，她甚至从来都不知道应该交给银行多少钱。最初，她贷款时的利息是62%，随后降到42%，又上升为75%，再达到110%！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非常少的村民从银行借贷；他们转而用存下来的或从非正式(常常是特殊的，不完全合法的)渠道借来的现金购买设备。但是设备的价格一直攀升。一九九二年购买一台小拖拉机需要大约九十万列伊(列伊：罗马尼亚的货币单位)，一九九三年十月，同样一台拖拉机的价格上升为三百四十万；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大一点的拖拉机的价格则是九百五十万，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已经是七千五百万，二○○○年八月达到一亿五千万——增长了十六倍。这既反映了设备价格的飞涨，也反映了农业价格的停滞不前。
通货膨胀也影响了其他人的生产要素。例如，一九九四到二○○○年间，汽油的价格上涨了三十到四十倍，雇用劳力耕地的价格上涨了二十倍，化肥的价格也上涨了二十倍。相反，收入的增长没有这么快：最高等级的退休金提高了十八倍，稍落后于大多数投入的增长，而小麦和生猪的售价增长了十五倍，远远落在后面。退休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可以保证很多村民支付投入的费用。那些没有退休金的人的情况要糟得多。考虑这些上涨的数字时，应该记住，有四十年的时间，村民事实上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考虑到这一背景，在一九九○年代承受通货膨胀率时所感受到的风险，要比那些习惯于周期性通货膨胀的人大得多。
大多数弗莱谷人不愿承担较重的金融负担，他们更关心以最好的方式处置长期的农业风险。如果自己耕种土地，首先他们会重新使用老种子(一个人向我夸耀说，他还在用他父亲一九四○年代时用的种子)；他们在粪肥中掺入少量化肥，不使用除草剂，而代之以用手除草。和避免从银行贷款一道，这些办法帮助他们稍稍减少了金融风险。弗莱谷人还把协会用做分散风险的机构。首先，根据平均产量向成员进行支付，这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可以从容度过风险。(就像一个成员向我解释的：“你知道协会有多棒？可能你有一块不太好的地，但他们给你全农场的平均收益，所以你的境况比单干要好。”)其次，人们通常把贫瘠的、易涝的或者离村很远的地交给协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既减少了体力投入，又降低了耕作难耕或边远田地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还通过协会缓冲劳动力的不足，当劳力充足时就耕种这些土地，不足时就放在一边。对个别的家庭来说，这些做法有很多优越性，但会逐渐损害协会总的前景，因为它的土地是差的，拖拉机要跑更远的路，用掉更多的汽油，而且总在考虑应处理哪一块土地的特殊问题，也妨碍了制订长期计划。
对某项财产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贬值。十年来，政府的农业政策和农产品价格与投入之间日趋扩大的鸿沟对此深有影响。对小土地所有者而言，农业生产的风险变得很高，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抵御这种风险。到二○○○年，我的一些被调查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借钱支付耕作的费用；更多的人则把大部分的土地抛荒——要恢复这些贬值的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成本会高得多。还有些人试着出售土地，尽管土地的价格出奇的低，而他们到手的钱又会在不断的通货膨胀中很快地消失，除非他们把钱换成美元。反复发作的洪水使得协会的一切都停顿了；到二○○○年夏天，它的四分之三的土地也抛荒了。村民告诉我，耕种一公顷的土地的成本，要比从市场上购买同量的小麦的价格高得多。
简言之，他们的土地正在变成一种负面的经济资产。有金融债务负担的人不得不承受这一现实，以至于为了偿还而超负荷地工作。土地贬值的明明白白的证据是十年来土地价格的走势：与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十五到四十倍的增长相比，土地价格只上升了三到五倍。一公顷土地一九九四年卖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列伊，二○○○年值七百到一千万。我们可以和二○○○年秋季最好的奶牛的价格做个对比：大约七百万列伊。那么，售地相当于用一公顷土地换一头牛。
所以，下面的问题是顺理成章的：土地是在哪些意义上、对谁而言才是正资产？
土地的政治和社会价值
对某一类人——小康的村民和社区的政治精英(社区的头头、行政人员和土地委员会的成员)——而言，土地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我先从后者开始讨论。土地所有权归还的过程给地方精英带来一笔横财：通过分配和赋权，它把人人想要的资源弄到他们手中。大多数官员宁可拖延而不是实施赋予土地所有权的进程。通过不把土地所有权赋予所有者，或者不解决与归还有关的无数问题，社区的头头和土地委员会可以让提出要求的人处在有求于他们的位置上；他们答应去解决问题，但从不兑现。停顿至少使他们可以暂时把有问题的土地提供给亲信、朋友和潜在的客户使用——为期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直到申请人可能全部放弃土地并不再要所有权。他们鼓励别人占据有争议的土地或者提出诉讼，这样就可以把过程拉得更长。同时，这些头头还为自己建起别墅，并使自己成为诉讼委托人，这可以帮助他再次当选或者至少可以使他的房产和用地项目背后的阴谋诡计变得模模糊糊。拖延也使得土地问题成为政治上的竞争者手中的资源，他们的竞选宣传抓住了现任者在土地赋权上的问题(这是一九九六和二○○○年地方选举中的一个主要论题)。尽管弗莱谷集体农场土地的赋权问题在二○○○年基本完成了，但迟至二○○一年春，邻近的一个村子还根本没有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全罗马尼亚的赋权进程远慢于预期，部分原因是：土地只在没有分发给它的所有者时才是一种政治资产。为什么地方精英要分发土地的所有权呢？难道为了消灭自己作为恩赐者的基础吗？通过利用许多原先的土地接受者的缺席、人们对程序的忽视和其他的种种模糊之处，这些政客们可以结成同盟。在此过程中，他们遵循了一条众所周知的、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的道路：通过积聚受惠者并以互惠的方式培养广泛的网络，这些干部建造了他们的官僚政治权力。社会主义的权力体系过去主要是建立在社会责任和“全民所有”的基础上的。
关于社区精英就谈这些。在较小的范围内，得到土地的村民——尤其是得到土地超过五公顷的村民——的行为可以与此作对比。他们也试图通过土地来“招集人”——佃农和散工——但这些人不是他们的政治关系户，而是帮他们耕种自己对付不了的土地的人。(他们也可能通过向佃农或者协会出租土地解决一些劳力问题。)这种劳动力的安排方式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亲属间的关系变得比较脆弱了。为父辈的财产争吵会危害兄弟姐妹间的团结，为相邻土地的边界争吵也会损害邻里关系。
最可能像壮工一样“可招集”的人是移民，他们没有从归还中得到土地，但需要一些土地维持生计。然而，他们不乐意为新的土地所有者出力：只有当他们能够购买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的时候，他们才会接受做佃农或者散工。当回答我关于是否做佃农的问题时，他们显露出一种强烈的阶级意识：“我们不想为地方贵族当奴隶！”“我们如果为他们工作，就好像置身于农奴时代！”“我不打算让什么人成为贵族！”
因而，不必惊异，土地的归还为村里的小农在基于旧的不平等之上的新的不平等中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地位。有五公顷或更多土地的家庭认为，他们恢复了家庭在集体化以前的声望。土地私有化可能不会产生确定无疑的具有正面价值的经济资产，但却使土地再度成为至关重要的地位资产。它恢复了社会主义之前农村阶层体系的价值，凭借这一价值，拥有土地的当地家庭群体获得了比无地和移民家庭优越的地位。在那个体系中，土地的资产价值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人们惧怕的“贬值”主要是失去地位，而不是土地价值的跌落或扩大的价格剪刀差。在这个旧/新的地位评估系列中，那些在预算中作为负资产的土地和农业基础设施，也是很重要的正面资产。
然而，为了使土地保持这种资产性质，就必须要求土地不能出售，即使在经济上亏本也要耕种。这是我从几个人那里了解到的，二○○○年夏天，他们告诉我，尽管算起来已经完全失败了，但他们还在耕种他们的土地。我问为什么，他们回答说是为了不在别人面前丢脸。“假如人们经过我的地，看见满是杂草，或者九月里五谷只有半米高，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看！这是皮础的地，简直乱七八糟！他应该感到羞耻！’”有一块好地，人们能够看到它经过精耕细作，这是重申对地少和无地者优越地位的一种方法。室外的厩楼堆满谷物也是同样的含义，尤其是在粮食价格低落，谷物的市价比弗莱谷人人都能看见的谷物的成本低的时候。除了国家要求土地耕种之外，耕作对保持所有者在(政治和社会的)景观中的可见性也是很重要的。
我九十年代在弗莱谷的田地中游历时，这种可见性是持续的主题。陪我的人在我们经过一块地时会评论说，“噢，这是桑都的小麦，看看有多漂亮！”或者“瞧见那些难看的杂草了？那些低矮的庄稼秆？那是罗西福干的臭活”。许多家庭对于收获的粮食产量含混不清，转而强调拉回家的谷物数量。当我问一车有多少公斤时，他们生气了，好像怪我还没有明白他们的话。(我的确不明白)“可见性”这件事情——不仅看见土地的表面，还包括看见投入其中的工作——是想像地位的关键，也包含了他们的财产观念。农人的目标不仅是拥有土地，还要让它出产。它得是具体的、独特的，而且是有边界的，能够和别人的土地明确地区分开来的，因而是可确认的。它和它的产出都是可见的——并且和他们的特定的财产的联系也是可见的。简而言之，土地作为财产应是具体的物理对象，不仅是某个国有农场中的抽象的股份。
这只是小康的弗莱谷人根据当地(并且，总的说来，是比较旧的)标准而认定的价值。那些没有土地的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他们向我宣称——再次以“看见”的习惯说法表达——“到地里走走看！在哪里看见了杂草，哪里就是富人们干的活！”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奋斗去买一小块土地，这样他们就能够摆脱为别人做佃农的境地。因此，缺少劳动力的小农必须付出更多的钱：耕地、播种、除草、收获，所有这一切都要钱。可用的劳动力越少，村民就要为昂贵的投入，比如除草剂，支出更多的钱。假如价格是根据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布加勒斯特制订的政策确定的，对小农来说要耕种表明他们地位的土地，就更困难了。变成了负资产的土地就会失去它的地位价值，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先干活后拿钱的人。
可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地方劳动力的消失、协会的崩溃把他们推向大土地租用者的怀抱。这些租用者抹杀土地的个体特性，把所有小块的土地集中起来，把所有的收成归成一堆，每个土地所有者从中可以得到固定的租金。如果把小块土地当成一块大田中的一部分来耕种，人们也就失去了骄傲的资源：伺弄得更好的土地，长得更漂亮的庄稼，堆得更高的大车。然而，土地向这些承租人手中运动，是在向土地的抽象(abstraction)方向运动，这恰恰是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村民们斗争的对象。有二十年的时间，他们不能想像有一块特定的土地是“他们的”，现在，他们顽强地抓住“他们”的土地，它的具体性被看作是对土地多年被作为抽象物对待的报偿。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有效地使用它，他们就不能维持它的具体性。根据他们的看法，这是贬值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当土地失去特殊性的时候，就失去了它的资产价值。
食利者社会：风险、租赁和所有权
如果说小农为土地的经济和社会资产价值双重贬值而痛苦，那么，这并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那些土地依然保值的人面临着风险，但这些风险被他们握有的土地之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缓解了。这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和社会资本——进行资本密集型的商业性耕作的充分的技术知识，与生产资料供应商、银行行长、可能购买他们产品的新企业的头头的许多联系等等。这些人正处在成为我所称的“超级承租人”的过程中。他们以优势的地位从土地所有者手中租赁土地，与其他佃农不同的是，他们掌握了如此多的顺利耕作土地所必需的财富。他们的特殊地位源自解集体化创造的特殊的食利者社会：不是许多佃农从新的大土地所有者那里寻求土地，而是很多所有者追逐数量很少的承租人。我称这些人为“超级承租人”，这是因为即使他们承租的生产工具属于他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比出租人高。他们的成功不能归功于土地的价值，而在其他资产，这些资产能够使他们发现土地的价值，抗拒与此有关的风险，并使它开花结果。
前文提到过弗莱谷有四家国有农场。直到二○○○年，其中的两家——共有土地五百四十五公顷，占弗莱谷所有国有农场土地的68%——由阿骓恩(Adrian)和艾伦娜(Elena)夫妇管理；他们在弗莱谷生活，阿骓恩还出生于此。他们受过专门的农艺学家训练，终身为社会主义的农业部门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两个农场都很成功(尤其是艾伦娜的农场，它常常是这些农场中惟一获得大丰收的农场)。在一九九一年之后的三四年中，他们支付给股东很好的收益，相当于农业部规定的最低限的两倍甚至三倍。一开始这样做比较容易，因为分出去的股息的数量不足以影响他们的收入(固定的国家工资)和农场的生存能力。由于国家农场中心会提供耕作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他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紧缩股息。然而，到了一九九六年，国有农场中心完全停止向他们提供维持农场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也不再出售他们的产品。此时，他们得在上文提到过的日益不顺利的环境中，自筹足够的资金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还要向股东支付股息。股息的数量开始向最低限度下降——远低于一个超级承租人提供的一千公斤/公顷的数目。
这很令阿骓恩和艾伦娜烦恼，不仅是因为他们农场中的许多股东是同乡、邻居和亲戚，还因为股东是他们土地的未来资源：当国有农场的私有化把土地交还给原来的所有者时，这对夫妇希望购买农场的基础设施，并且说服人们把土地租给新的农场，而不是由自己来耕种。他们相信如果股东一直得到较好的收入，就很有可能这样做，所以他们努力使股息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我们在此看到了两个交叉的价值体系：阿骓恩和艾伦娜用钱来汇聚人以获得土地，而村民用土地来汇聚人以得到劳动力。
然而，阿骓恩和艾伦娜发现他们在和别的超级承租人竞争，这些人摆脱了失败的国有农场的束缚，能够支付给股东的要多得多。在充分认识到他们原来的策略可能失败后，这对夫妇又有了一个新计划。一九八九年后，阿骓恩开了一家小企业，他租了辆卡车从工厂向地方商店运啤酒，并用获得的收益购买了集体农场的一座建筑。他们用得到的拖拉机耕种父母和亲戚的土地(大约十公顷)，到了一九九四年，终于达到了能够买地的程度。由于他们有优秀的农田技艺，又使用了先进的技术，新买的地不断增加着他们的收入。二○○一年一月，他们用一万四千五百马克(相当于七千二百五十美元)购买了十三公顷土地——大约五百五十元/公顷。这使得他们耕种的土地总数超过三十公顷(包括亲戚的)。他们又买了两台二手拖拉机，开了有八十头猪的养猪场，还打算在村里开商店和酒吧。协会垮台后，他们被要求他们做承租人的弗莱谷人包围着。他们接受了一百公顷——由于他们还要从事其他经营，这个数字是上限了。
他们现在经营的土地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风险，因为他们要用昂贵的种子、化肥和除草剂。他们试图通过把部分危机甩给所有者来解决危机，这是些没有讨价还价能力的所有者，他们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来耕种土地。阿骓恩出的租金是三百公斤/公顷——他选择这个数目是因为相信自己总是能够完成这个指标。质言之，阿骓恩把收成波动的所有风险都放在所有者的脑袋上，并保持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样，当最后这些人放弃拥有土地的努力时，他就可以购买这些土地)。虽然有些所有者抱怨价格太低，但大多数还是庆幸土地能够得到耕种。这个地区的另一个超级承租人拉都(Radu)另有一套转嫁危机的办法。他只承租能构成一定规模农田上的小块土地(这样，所有者承担所有零散的小片土地的风险)，同时，他还只承租能预先支付所有耕作成本的人的土地(这样，就可以让所有者负担调集大量现金的任务)。他许诺很高的租金——一千至一千一百公斤/公顷——不过，如果遇上灾害，他什么也不能保证。换言之，拉都把所有的风险都强加给所有者，自己一点也不承担。
上两个例子说明承租比拥有土地更安全。较之承租人，做一个具体的私人财产的所有者更易受到风险的侵袭。换句话说，当物品属于个人时会招致更多风险——而在这个特殊的估价体系中，这又恰恰是它们拥有价值的秘密。换言之，在另一预算制度中，优势可能来自逃避所有权和偿付承租费。
私有化十年以后，农业经济学家才开始明白这个结论：私有权终究不如承租使用权更有诱惑力。承租能摆脱所有者被迫面对的责任，在罗马尼亚历史中的这个时期，责任是实实在在的。依此来看，阿骓恩和艾伦娜购买土地的决定令人困惑。为什么他们要挑起所有权带来的全部风险，而不是继续把它们推给小农们？为什么阿骓恩把拥有土地视为消除风险，而那些青睐承租的人却认为他在把风险集中在自己身上？阿骓恩的战略与资本主义公司的理性背道而驰：掌握控制权并让“拥有”企业的股东分担风险。他如何解释这一切？
他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在社会主义中被否定的私有产权有它的积极价值，任何经济学家的推理都不可能推翻这一点；其次，在价值和风险都极不稳定的条件下，这对夫妇相信，如果能控制更多的生产要素，利益就会得到更多保证，要这样做，最好的办法是拥有这些生产要素。拥有拖拉机使得他们不必花大钱租用。由于不断扩大的剪刀差，如果他们今天不买拖拉机，明天就会买不起。拥有土地就可以不必担心村民是否继续雇佣他们。由于地价出奇的低，现在就买，而不是等到他们的边际收益下降时再买，他们能买得更多的土地。由此看来，所有权减低了风险——无法承担的金融责任风险。
这还使阿骓恩免除了令人不快的社会责任。做一个承租人意味着要把自己置于与亲戚和邻里的契约关系中。如果他的收成好，人人都会看见，那么他们会因为只得到三百公斤/公顷而不快；如果他试图解释成本如何高，他们也不相信他。每次，当秋天分发租金时，就会听到抱怨说他没有给够——比如他们的土地收成比这好，比如他们老了，诸如此类。最好和他们没关系，这样他就会是一个好邻居。当阿骓恩和艾伦娜想要成为超级承租人时，他们需要“拢人”，也会发现周围有许多竞争者。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协会完了，竞争者拉都在政治上做了更多有利可图的事(因此，他可以侵占而不是购买土地)。此时，他们可以花钱摆脱原来的那些所有者，那些人正在变成社会负担。
阿骓恩和艾伦娜喜欢交往的人范围广泛，那是建立在各种关系上的超村际网络：校友、同乡、亲戚，还有——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农业中发展了几十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帮助他们以低价格保证高质量的投入，保证收购产品的合同，以及万一需要时可以获得的银行贷款。例如，一位农人从地方银行获得了低价的国家补贴信用贷款，因为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在那家银行工作，给他提供内部消息，并把他放在名单的最前面。阿骓恩从另一个银行的同村人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帮助。艾伦娜的兄弟，受雇于一家私有化了的啤酒厂，为她做担保，从酒厂的比利时所有者手中拿到了有利可图的合同。另三个农艺学家通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老关系，以低价得到了昂贵的技术。在这三种形式的互惠合作中，用于交换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信息。
对超级承租人来说，所有权意味着降低他们对地方社会关系的依赖，加强其超地方性，最大程度地控制他们能够控制的一些要素，即使这等于把风险集中到自己身上。但他们应对风险的资源更多：专家、关系、普通村民缺乏的信息，这些信息使他们看到了耕作的后续价值。与此相对照，所有权给小农带来的是难以摆脱的风险。在不断的、难以承受的金融债务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面临土地成为负担的命运。不满于超级承租人支付给他们的租金，又不可能自己耕种，他们被迫出售土地；他们可能会找到买家，但价格低得无法提供他们的养老金。否则，抛荒土地两三年后，政府将没收这些土地。他们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资本即使不是完全丧失的话，也将贬值，而那些超级承租人的则会膨胀。
结论
在结尾部分，我想强调两点：这一社会转型的描述中的社会主义的独特性，以及我所进行的分析的实践意义。
在我描述的个案中，除了少数人，农业和土地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已经失去了价值。当然，这不是后社会主义特有的：这是各地农业的过程特性——“形成中的市场”的典型范例。不过，过去的社会主义中的一些事物对这一故事具有重要性。首先，这些经济是从一个风险和责任观念没有任何意义的系统转化而来，社会主义政府承担了一切。因此，评估与他们的计划有关的风险和成本，努力追求“效率”，保持资产的价值，就比通常要困难得多。其次，这种资本分配的形式使许多人从社会主义的经历中起家和发迹。像阿骓恩和艾伦娜这样的社会主义的管理者，从社会主义得到专门技能、关系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而一般的集体农场成员根本得不到。正是这些资源使得这对夫妇在村民失败的地方成功了。第三，对于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最为特殊的，是集体农场的成员掉进市场圈套和他们的新资产的价值由期望的顶峰急速坠落的惊人速度。
至于实践意义，我已经论证了：从长期来看，土地的集中将会发生，但也存在延迟这一结果的过程。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银行不断批评罗马尼亚政府放缓小块土地所有权集中化的步伐，他们认为分散的土地所有权是建立现代农业的障碍。世界银行怀疑罗马尼亚政府故意延缓进程，以阻止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我已经指出另有原因：土地对不同社会群体来说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我们不应该只盯着布加勒斯特，而要看社区精英，弄清楚为什么财产权的实施被推迟了；那样，我们就会理解这种地位价值，这是小农在不能得利的条件下宁愿耕种而不出售土地的原因。要理解这些原因，需要研究者做更多工作，而不只是简单的调查和统计分析。这需要我们花时间了解农村的人们如何生活，想些什么，以及在上个世纪最重大的转变——社会主义的转变——中是如何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