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学术定量化的讨论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代的高等教育和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置，当然有很多根据，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我们很少谈到，那就是：它们作为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领域，既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动力，也是它的一个产物。
　　这里有几个技术性的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和研究机构成立的依据：第一，有些知识是要趁早学习的；第二，有些知识是要连续学习的；第三，有些知识是需要在一个比较集中又比较自由的环境下探讨的；第四，这种探讨除了学习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创造力想像力，从而使得知识本身有积累，更有创新。我们过去几十年比较忽略知识生产的这些基本的技术性要素，甚至有过人为的中断和限制；后来恢复了制度化的知识再生产，但是大锅饭、铁饭碗的传统，使得我们不注意学术的规范，不看重积累，更不考虑创新，有的人多年不出成果也照样当教授或研究员。这无疑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事情常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几年已经出现的情况是，知识再生产严重的商业化趋向，重复性的东西越来越多，短平快的东西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电脑时代，重复变得很容易了。你抄我，我抄你，学生和年轻的教学研究人员，也动辄钩编大部头的词典辞书。如果再制度性地要求他们像工厂生产皮鞋手套一样，每年要出多少篇多少本，那就更荒唐。他们就只好被迫去完成“定额”和“指标”，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很无聊的重复和抄袭上。本来正是寄望于这批人，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讨，有可能慢慢出一批优秀的甚至是创新的成果。
　　记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冯友兰、金岳霖他们都还在世。我们听他们明确地讲过多次，年轻人读书期间要多读、多听、多想、少写、少发表(有的老先生甚至说不发表)。现在似乎是正好反过来了。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定量化加定期化(实际上是短期化)的办法来搞的话，那么世界名牌大学也好，优秀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也好，就很难出来了。他们从来都不是靠短平快起来的，整个学术史不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不懂教育和科学的真谛，他们只是为了统计和管理上的方便，而且还要与各校各所的资金挂钩，和每一教授的奖金、评级等挂钩，和每一个学生是否能参加答辩能否获得学位挂钩，这样一来变成了制度性的强制。我们很多人都有在国外的学术体制里工作或研究的经验，为什么美国要给教授“终身教职”，就是为了能保证他们长时间里都不用担忧这些外来的压力，这样他才能专心致志，也才能做到独立思考。就我所知，英国、法国的学术体制所提供的自由也是这样，学者们不用考虑乱七八糟的要求。这不是说学术和科学不需要任何压力，而是不能像要求工厂车间那样每年要求每个工人出多少质量一样的“产品”。
　　彭小妍(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台湾中研院原来要把自然科学的这一套强加给我们人文学科，我们极力反对，最后没有实行。用量化来保证学术水平，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自然科学自以为做得很好，就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学科，我们告诉他们这是错误的。人文学家不会接受这样的东西。
　　刘禾(美国伯克利大学讲座教授)：今年夏天回到北京，发现文科学术成果的量化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好像国内正在普遍推广。我遇到不少学者，他们感到强大的压力，很焦虑，尤其是年轻学者。前几年我就听说有大学开始使用国外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用索引)和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作为自己评审学术成就的标准，据说是美国的标准。可我在美国大学执教十几年，从没见过哪个高等学府使用图书馆的参考书作为学术的评审标准，至少美国的一流大学不是这样做的。SCI和SSCI等是为图书馆所编的索引目录，是工具书，便于学者查找资料，而国内把它拿来用做衡量中国学者学术成就的标准，很奇怪。中科院有没有实行这个办法？
　　王跃飞(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国家这两年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投入大多了，尤其是中科院、北大、清华，科研经费、设备条件和工资都大幅度提高了。像我们数学所这样的单位，在硬件方面，已不比国外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逊色。去年哈佛来的一个学者也说我们的条件比他们的好。包括网络、设备和图书都比较先进。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像SCI，我们也极力反对。原因就是在这个政策下年轻人写文章急于求成，很浮躁。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数学领域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工作之一，我认为是瓦尔斯证明了费尔马大定理，他花了八年的时间，这八年中他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如果按照我们这样要求的话，他早就被解职了，根本就不能生存了。数学界有个费尔兹奖，大致可以相当数学上的诺贝尔奖。一九九八年，上个世纪的最后一次世界数学大会授给他一个费尔兹特别奖(因为他已经过了四十岁)，就是为了奖励他的这一工作，足见这个工作的重要性。现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都在搞SCI，这主要是将排名、利益等与SCI挂钩所引起的。研究生如果没有两篇SCI论文发表就毕不了业。所以我们的学生现在进来，学问还没有学到多少，先干这个事情。科研人员我也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学问不错，现在在北京某著名大学任教，在我们那里拿了博士，在北大做了博士后，在英国的一个国际上的一流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如果把文章拆成三篇，那他就可以拿副教授。但他因为只有这一篇文章，就没有给他副教授。这样如果量化，按篇数算，很多年轻人就非常麻烦，就很急，要炮制很多文章。当然他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文科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理科如果在SCI上面发一篇文章，有的大学就会在每月工资里面加三百块钱，终身的。这个很厉害，如果我一年写十篇，一个月就可以加三千块钱。有的单位是发表一篇一次性地给你一万块钱。所以，产生的后果就是国家的学术发展要受很大的影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要出问题。
　　黄平：这样做要导致制度性的低水平重复和“关系稿件”充斥于市。大家就都要去求出版社和编辑部出书发文章，“拉关系”的事就进来了，编辑也就多出了一个“权力”，谁来监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定好了哪些刊物属于一级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发文章会得多少分，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与提职称评奖金等等直接挂钩。“一级刊物”是怎么定的，凭什么定的，都没有明确的标准。这些刊物编辑本身的水平或者专业分布是否能够鉴定文章的质量，也都不清楚。
　　王跃飞：这就变成一个利益问题，而不是研究问题了。黄平：即使是经过严格把关，比如匿名审阅，在刊物上发表了，也不能说立即就可以评定的么。学术上的建树或观点，有时候要在发表以后很长时间，才能看出水平或问题。
　　彭小妍：我觉得是有一个外行领导的问题，他不懂得学术，只好定这种量化的标准。
　　刘禾：刚才黄平提到对博士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有误导，的确是这样。我读研究院的时候，导师从来不鼓励我们发文章，如果我们要发表文章，导师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你不务正业，训练还不够扎实。你的论文写得再好，导师给你一个A，也不证明你可以发表了。在美国，即使你一篇文章不发表，只要你的博士论文是扎实的，质量是高的，同样可以在一流大学找到教职。关键是看这位博士在未来十年内能不能成为优秀的学者，而不是看他已经发表了多少文章。美国学界对年轻学者的保护，有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
　　黄平：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刚出国学习的时候，一开始是学硕士的课程，第一学期考试下来，几门都是七十分。这是怎么回事？向其他同学打听，他们才四十分就彼此祝贺了。再跑去问导师，得到的答复是，“如果是马克思和韦伯，就可以得一百分。我自己能得八十多分就不错了”。这就是说，一开始把标准定得和学术界一般高，对学生有好处，让你知道自己的不足。
　　刘禾：要长久地看。从研究生训练来看，美国的文科博士生阶段平均需要七年，还有更长的，比如十年，我在的学校还有读十三年的，投入非常之大。读博士学位，一般都要在学术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否则你读博士干什么？不是浪费社会资源吗？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在认识上是有差异的。
　　黄平：在学术上真要有一点点成果、突破，太难了。这就要鼓励学者长期潜心钻研，要创造条件让学者不受干扰。评职称的时候，就不应看你出了多少书，发表了多少文章，只请你告诉大家你最重要的贡献在哪里？然后大家讨论，贡献足够大，就可以评教授副教授。另外，从时间上要求必须在一年之内出多少成果，也是不可能的，像社会学，也许这一年两年都在做实地调查，下一年回来又要进行资料和数据的整理，再做理论分析和写作，没有足够的时间是不可能出好成果的。有时间单位也不是自然的时间单位，更不是短的时间单位。
　　刘禾：有人认为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大学教授是铁饭碗，而有些人不愿干活，不做研究，不好好做本职工作，整天在外面兼职挣钱。实行量化是为了强迫这些人把精力放到研究上去。这也许是一种善意的解释。但为了鼓励对学术不感兴趣的人参加学术，而去牺牲有学问才华的、能做出学术成就的人，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黄平：在学术领域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你一直躺着不干活，你就把自己毁掉了，你就声誉扫地了。我觉得，学术共同体里的道德力量更重要，学者要做知识分子，非把学术共同体的伦理和氛围营造好不行，外在的行政的要求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拿现在的标准来办学，蔡元培当时兼收并蓄延揽那么多一流学者做教授，就不可能。他们云集在一起，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学术和道德的氛围，而不用你再去硬性要求他们每年出版多少著作。
　　彭小妍：台湾没有美国的终身教职的制度，基本是一年一聘，但等于是终身的，每年自动地续聘。最近正在向美国的终身教职看齐。目前正在考虑制订一些规范。比方说，在大学里教书，对你的评定中学生的意见也要参加进来。也是要防止教授在外面活动影响了本职的工作。中研院近两年也在讨论量化的问题，他们很认真地在做，但人文学科的人在抗拒这个东西。抗拒得挺成功的。我们每个所内部有一个规范，拒绝SSCI来限制我们，因为这个太可笑了。我们不是看数量，而是看质量，而质量这个东西不是列出一个书单就可以决定的。我们文哲所有比较松的要求，原则上一年有一篇论文发表；另外，每一个月有一个讲论会，研究人员轮流上场，轮到你的时候必须上场做这个报告。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两个。中研院还有一个年终的考评，比如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文章可以评几分，或者做什么委员会的召集人可以加几分，牵扯到年终奖金的问题，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和升不升等没有关系，只牵扯到金钱，不是学术评判。所以在中研院这些人文所工作的人，它不给你这些要求。而事实上自然科学所的人也有意见，说怎么用量来限制，那只是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低品质的工作，那是很容易的事。
　　王跃飞：还有一个问题。以数学领域为例，SCI中既有顶尖的刊物，也有比较差的刊物，国内的很多刊物都比差的SCI刊物好，但对所有SCI刊物，我们的有关部门是把它们都算作一个等级的。由于SCI是美国搞的，所以中国的很多刊物都不在里面，所以，即使是炮制出来的文章，也不会投给国内的刊物，都投到国外去，估计在SCI能发表，就不投国内了，因为那个利益大。这对国内的学术刊物的发展也非常不利，这样下去质量就更差。而衡量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准，一个是研究成果，还有一个就是学术刊物的水平。北大的廖山涛先生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但他的所有论文坚持在《北大学报》上发，虽然这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刊物。
　　刘禾：SCI和SSCI其实有点像国内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王跃飞：《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还是有选择的，而SCI从最好的到最差的都在里面。
　　黄平：如果要求博士生在三年之内发三篇文章，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思考三个领域的问题。三篇文章都谈一个问题的也有，层层递进，越来越深，不是不可能，但是不多。最可能出现的是，自己重复自己。而三年内在三个领域里做文章，别说学生，老师也做不到。
　　刘禾：这是不可能的。发表关于一个领域的文章，就要求花几年的时间先广泛阅读，掌握这个领域的全部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然后再做一个成熟的题目。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是有特殊贡献的，否则，有什么必要？美国的博士生从开始读博士，收集资料到答辩完成论文，一般要经过七八年的时间，然后还要花一两年或更长时间修改博士论文，最后才出版一本专著，这差不多是十年以上的功夫。
　　黄平：不要说发表了，有时就是读明白，也要很多时间。贺麟先生带过一个研究生，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当时没有翻译本。研究生跟贺先生说我读不懂。先生说读不懂就再读。还是不懂。不懂就再读。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后来成了黑格尔研究方面的高手。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国外学习，为了确定选题，和导师反反复复商量，导师总是不断要求他读书，而不替他定题目，要培养他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最后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把选题定下来。在这个期间，他当然不可能出成果、发文章，而实际上这个人后来就成材了。
　　刘禾：一个国家的学术界不但要培养一流学者，还要培养一流的学术刊物。这个SSCI或者SCI被引进来，把国内学术刊物的局面打乱了。其实，国外的次等刊物也不少。鼓励中国学者大量地向国外刊物投稿，实际上是在破坏国内学术刊物的生态环境，因为你自己的学术刊物遭到贬值，得不到良性循环。我觉得人们对这种将学术和经济效益紧紧地捆在一起的做法应有足够的警惕。把工业生产模式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到学术研究里面来，强调产量，强调量化，只能给学术研究带来负面的影响。
　　黄平：把数量、大部头和学术水平联系起来，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在此之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九十年代初期北京有一所大学，从老师到学生，抄抄剪剪，炮制了很多大部头的大全大典，这些东西谁都不会用，没有任何用处，卖也卖不出去。但是可以算“成果”。
　　王跃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对普通地方院校，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方法，但是不要绝对化。我们所坚持大文章一篇抵中文章十篇，中文章一篇抵小文章十篇。“大、中、小”是指学术水平，指有多少创新、有多少价值等。
　　黄平：谁来定呢？
　　王跃飞：专家。有一个同行专家组一起来看。因为学科不同，所以没有常设机构，根据文章的具体领域，请这一方面的专家。所以在我们那里，文章的质量，而不是多少，最重要。但我们还是要注意文章的数量，否则在全国的排名要受影响，因为每年全国的科研单位、高校根据SSCI发文章的数量要拿一个排名结果出来的，会在全国性的报纸上登出来。如果一个在国内地位比较高的单位排名在十几位以后，那就比较麻烦了，声誉会受影响，多方面都要受影响。所以还是很有压力的。因此，我们这里不提倡大家都争在SCI上发文章，但比较好的研究结果，还是要鼓励到比较优秀的杂志上去发表。
　　刘禾：每个国家都培养自己的刊物杂志，美国当然很乐于吸引各国的优秀科学家、优秀学者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对SCI和SSCI的重视只能帮人家的忙，帮不了自己的忙。我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开始用SCI和SSCI的。美国的一流大学甚至二流大学都不用这个。台湾用吗？
　　彭小妍：中研院的自然科学所用。
　　黄平：香港的有些学校也在用了，而且香港往往要求文章要在英文刊物发表，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香港学者要处理很多非英文世界的问题，用不着进入英文世界，可能是一流的研究，英文刊物的编辑都不懂，他要想进英文刊物，那一定是处于劣势。
　　刘禾：香港从前是殖民地，处于特殊的地位，不得不那样做。英国的许多前殖民地由于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写作和发表必须要用英语；欧洲一些小国家，因为人口少，语言影响小，所以不得不依赖大语种的学术界来发表他们的东西，因此他们也有类似的压力。但是中国有这个必要吗？
　　黄平：我认识日本一位很有名的性别主义研究者，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她说她的很多日本同行，要处理很多日本语境下的问题，如果要求都用英语发表，她自己是没有问题，但是第一，英语国家的人很多都不知道或不关心她在讲什么；第二，日本的朋友都读不到，或者读到了也读不明白；第三，她在东京大学教书，却只在英语刊物上发表，这对东京大学本身好处并不多。虽然日本比中国要小得多，但也要面对相当大的一个本土的问题。所以，把在是否英语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一个标准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现在美其名曰科学管理，与国际接轨，把标准定得似乎很高了，接轨了，但是效果呢？
　　刘禾：这样接是越走越远，走上了岔路，怎么能接上呢？因为接轨需要先了解别人是怎么做的。
　　黄平：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原生性的创造性的东西。而这需要时间。说得极端一些，即使是一流的学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学术环境，也出不来好东西；反过来，就算我们比较平庸，但是学术的氛围和时间有保障，几十年下来，必有所得，也总有所为。
　　王跃飞：据我所知，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大学都在做这个，大陆现在是炒得最厉害的。而这些地区，无论经济怎样发达，科学水平都是发展中国家，赶不上发达国家，总在追赶。如此下去，很难做出开创性的领先的东西。所以我们所最近组织了一个队伍，把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和国外一些最优秀专家，组织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潜心研究，五年、十年不要检查我们的成果。院长也很支持，连篇数也不要求我们，要我们专心做大的工作。这样比较好，至少我们开始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了。
　　二○○一年八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