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城市的多边故事

　　近几年，地域意识逐步走进了文学想像。用现在时髦的西方理论来解释，地缘想像、身份认同，以及城市记忆的崛起当然是为了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单面化与普遍性。然而，我觉得地域意识和全球化是一个钱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换句话说，地方的意义来自全球，而全球的意义来自地方，它们既互为参照系，又互为困境。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新的霸权形式上，也表现在地域意识与这一霸权形式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上。在这种新的语境下，文学又能做些什么呢？当作家们不再受地域限制，可以通过电讯网络与各种现代交通工具自由地在地球村漫游时，他们的文字是否还可以代表某一城市？如果可以，又代表这一城市的哪一部分以及承载这一城市的哪一段历史和记忆呢？如果文学已经被影视传媒挤压到了文化工业的角落，变成了朱天文所说的极其个人化的“奢靡的实践”，那么这一实践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塑造地域意识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年七月出版的《三城记小说系列》中，王德威教授编了一本台北卷，许子东教授编了本香港卷，作家王安忆编了本上海卷。把这三个城市放在一起，显然为城市学的研究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视野。但是，在我读这“三城记”系列之前，心中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北京未被列入其中？想当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轰轰烈烈的“京派”和“海派”之争时，台北和香港尚属“边缘城市”，现在它们却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举足轻重，让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不过遗漏北京，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香港、台北、上海这三个城市实在有太多的共同点：首先，都是国际化的大都市，都有库哈斯(Ren Koolhas)定义的“通属城市”的特点，即拥有国际都市共同通用的模型，如机场、酒店、高架路和摩天大楼等；第二，多多少少都积淀了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经验，而现在又一下子跨入了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全球化”时代；第三，它们的文化遗产、记忆与创新走的都是近于“海派”的路子，相对于纯朴厚重的“京派”，显得“轻”与浮华。
　　这三本集子中，最“华丽”的世纪末城市要属台北，用编者的话来说，“世纪末台湾文学集张致与感伤，华丽与荒唐于一炉，在在展现了不同的面貌。而此一奢靡实践的地标，正在台北”。所谓“华丽”不仅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名牌、灯红酒绿的色欲纵横、疯狂呐喊的政治狂热，以及杂乱多元的台湾身份，而且是这一“华丽”表象后面的心灵溃散，一种到了“极致”后的“溢美”与“溢恶”。这华丽仿佛建立在废墟上，随时都有毁灭的可能。在这后现代化的都市里，白先勇笔下那些身在台北却充满乡愁与放逐心态的“台北人”已成了过去，就连朱天心《古都》中那个拾捡历史残片的忧郁怀旧的中年女人也与那个喧嚣的城市格格不入，而领新时代风骚的则是新新人类——他们既不眷恋祖国故土，也不眷恋台北的历史古迹，既不在乎复杂的台湾意识，也不在乎缠绵悱恻的情爱，能够捕捉住他们灵魂的惟有“第凡内珠宝”。朱天心的短篇《第凡内早餐》中代表新人类的“我”，面对着光灿夺目的世界名牌钻石，“以右手拈起它，并以情人的款款深情之姿缓缓套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心中涨满了宁静的快乐，仿佛，仿佛那个偶然在南非橘河河畔玩耍并拾获了EU-REKA的小男孩。”(台北卷，25页)然而，这一甩掉了沉重的历史与政治包袱、不相信感情而只漂浮在声色欲望之中、崇尚物质品牌的新人类又何尝不是后现代“通属城市”的一个“通属景观”？我们在卫慧、棉棉的小说中不是同样能找到类似的“新人类”吗？如同《上海宝贝》一样，透过全球化的计算机网络，“新人类”一边给自己挂上后殖民大都市的地域标签，一边又把这地域中的特殊风光当作可以消费的商品。无论第凡内钻石如何光彩诱人，它的光影与华丽实际上无情地抹煞了台北独特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台北“华丽”的另一景观是色相驰骋的颓废狭邪城。首先，同性恋之间的感情纠纷早已成为台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算不上世纪末的台北怪谈了。纪大伟的《嚎叫》和曹丽娟的《童女之舞》都大胆地触及了同性恋感情、身体欲望与都市的关系。其实，这还构不成多少“震惊”效果，真正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的性与革命的挂钩——泛政治化与泛性化的结合。如朱国珍的《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城市风景：夜夜泡酒吧的亚维侬用男人的精液当面膜，兄妹同时与哥哥的同性恋男友结婚，庞大的人群沸沸腾腾地参与革命，妓女摇身一变成为立法院长，亚维侬后又变成富可敌国的女商人。在这个个人与集体的情欲乌托邦中，台湾命运，私人生活，充斥着利比多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在肮脏的污水中漂浮，而整个城市即将在淹水中沉没。朱国珍用超现实的手法在小说结尾不仅预示了城市的即将沉没，并暗示了这一沉沦没有任何被救赎的可能：
　　在混沌不明的黑潮之中，这个婴儿像天使般降临，他丝毫不畏惧大水的污浊以及来势汹汹，任性悠游于浪波里充满喜乐；亚维侬甚至不排除婴儿有对她说话的可能，因为这个婴儿的存在太超乎人类的想像力。(台北卷，108页)
　　当亚维侬发现那个婴儿的脸就是她的脸时，惟一被救赎的可能在一刹那中变成幻影：连一尘不染的婴儿都在随波逐流，这个城市怎么可能不沉沦？
　　怀念与哀吊逝去的古典气息是朱天心的《古都》的主题。叙事者“我”是一位中年女性，无法像她的丈夫在台湾的本土意识里找到激情与认同，因为她属于外省人。当她年轻时代的好友A约她到日本京都相会时，她欣然赴约。在等待好友时，她流连于京都，发现这个城市并未丢失川端康成长篇小说《古都》中的古典气息和韵味。她后来因为好友爽约而提前返台，故意以“异乡人”的身份重新游走台北。随着她穿街走巷的脚步，被时代遗忘的历史记忆一点点被挖掘出来，然而她却永远也找不回古都所拥有的神韵与古典气息了。朱天心的这篇小说在全球化的版图中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她将地理与历史、考古与回忆叠映在一起，为台湾“殖民”史前的古迹刻了一幅独特的地图。王德威先生在给朱天心的小说集《古都》写的序中，曾把朱天心与她的叙述者们比喻成“老灵魂们”，“老灵魂以其世故犬儒，作为天下无道，兼亦‘反抗绝望’的方法”。他读出了“老灵魂们”有如本雅明所说的“天使背对未来”的一面，在断井残壁间寻找被都市化抛弃的过去，但他也看出“老灵魂们”世故犬儒的一面，其“假先知”的姿态更显出台北末世中知识分子内在的矛盾。
　　不过，当朱天心把古典韵味提升到无法还原的美学高度时，她自己作为“外省人”的写作立场却无处隐匿，反而成了现实而迫切的征候所在。毫无疑问，她对所谓“原本真迹”的挖掘是对认同本土意识却无力保存本土文化遗产的人们的反讽，如黄锦树所论述的，“都市化——持续的，不可避免的都市化让本土论述奉为命根的台湾性也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被抽离、分割，而失去了物质基础。”(黄锦树，《从大观园到咖啡馆——阅读/书写朱天心》)然而，朱天心对古都唯美般的怀旧，不可避免地略去了台湾殖民史中压迫与反抗的真实的历史。殖民史中的每一处断墙败柳并非那么富有“诗意”，相反的，却暗含着知识与权力、身份与种族之间种种冲突的历史经验。从朱天心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和写作立场来看，她对过去的吊亡与怀旧无法掩盖或取代现今“政争惨烈丑陋的海岛”，因为这海岛的惨烈斗争可以一直追述到她所眷恋的残破的历史断层与积淀里，是古典气息所无法遮盖的。于是，她惟有自我放逐，在自己熟悉的城市中做“异乡人”，而这种自我放逐注定是悲剧的：因为她在历史中找不到“家园”，在现实的台北也找不到“家园”，在女性的世界中同样还是找不到“家园”。
　　王德威先生编的这本集子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整个集子显示出了后现代台北的“华丽”，但却以“华丽”建构“荒凉”。全书弥漫的荒凉心态与华丽的都市景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张爱玲“苍凉”的废墟意象上添加了一层夸张的狰狞之色。这巨大的反差中，个体如碎片一般七零八落、面目模糊，隐伏在都市里幽暗的角落，偶尔有几个“老灵魂”唱着不再天真的挽歌，为处于毁灭而不自知的人们唱着具有蛮荒色彩的挽歌，试图唤回已经失落的记忆。
　　香港在许子东教授编的集子里可谓是一个最“健忘”的城市，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找到多少属于它自己的足迹与色彩，所谓“香港身份”在这个健忘的城市中如同那一堆弯弯曲曲缠在一起的输水管，既苍白又令人恐惧，而这些输水管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很快就不留任何痕迹。许荣辉的《心情》把这个城市的健忘症表现得非常精彩。叙述者“他”面对着充满历史感的铜像却发现这个城市“无历史”：
　　其实他并不懂历史，好像是天生的缺陷。一来到这座城市他就感到他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环境里，而且后来他隐隐觉得，历史虽然还不至于是一种禁忌，却也总叫人不愿想起、提起，就是这么种氛围一直围绕着他。(香港卷，2页)
　　可笑的是，不懂得历史的他，为了生活，却写起历史题材的剧本来了。于是，在老板的压力下，他一遍遍地改写着面目全非的历史，只是为了讨好观众，为了商业效果，根本没有办法顾及历史的真实性。老板对历史的阐释典型地代表了后现代的影视文化无情“消费”历史的现象：“历史是成年人开的一个大玩笑，已被无数谎言掩盖，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胡捏的，没有人能找到完全的真相，我们何不在那血迹斑斑的史迹里也胡捏出一个娱乐人的故事来？”显然，香港在消费“历史”的同时，自己都市的历史也一并被“快感文化”与“娱乐文化”所吞噬了。全球化迅速地把商品消费文化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后现代影视的“快感文化”无情地涂抹掉地方性的历史和记忆，生活在狭小空间的“他”，又有多少力量能抵挡这种一致性的“涂抹历史”的批量性生产呢？相对于不真实的影像世界中的历史，叙述者的母亲则代表着香港日常生活真实的一面：她属于这个城市里最廉价劳工的一群，一群默默支撑着香港繁荣，却最容易被时代遗忘的底层香港人。只有在他母亲这类坚忍地生活着的平凡人身上，他才仿佛寻找到了一点点与香港历史有关的东西。可悲的是，后现代的香港只生产那种虚假的历史，象征着真实的香港历史的母亲早就被商品社会无情地遗弃了。于是，在这个“健忘的”城市里，个体被都市化的进程所异化。
　　最近香港学的兴起实际上是对这种“健忘症”的抵抗。西西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先知先觉地写了《我城》，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则在一九八二年中英两国谈判香港前途时，才发现这个“我城”，才开始寻找“我是谁？”的答案。香港“九七”回归前，再现香港的书写文字与虚拟的影像世界交叠，一次次地书写、复制和消费着游离于殖民与后殖民历史中的香港，而这些再现香港的文化生产，却常常让人无法确认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虚妄的想像。这本集子中西西的小说《浪子燕青》也触及了香港身份的问题，借用的是“故事新编”的路子。值得一提的是，“故事新编”这个中国古老的传统在香港获得了新生有其特殊的意义，李碧华的小说就经常通过一再重写、添置、转换以往的文学历史掌故，来重新指涉“中国/香港”、“中心/边缘”的纠葛，而香港的故事在这种策略性的后设文本中有了某种创新的含义。对于这种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的文体而言，历史性和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里暗藏的政治与权力的交涉，以及它关于香港历史和文化身份的隐喻。从这个角度来读《浪子燕青》，我们首先读到的是西西对“燕青”身份在各式各样的历史文本中的考证，越考证越是发现其身世的模糊不清与前后矛盾，他有时聪明绝顶，有时又蠢如笨驴，他既有生父，又有养父，而他的创造者，既有文字语言又有图像绣像。燕青这一模糊与多重的身世正像香港，其殖民历史被一次次地改写，根本无法再现它的原貌。最后燕青经历了梁山结义，后又被朝廷招安，但在看清结局后，反而怀恋起水泊梁山的过去，于是决定“拜别主人，自去那可去之处。从此不做奴仆，也不做强盗”(香港卷，278页)。西西通过对过去的拼凑和挪用来展示香港的过去与未来，这种拼凑并不是后现代文化中的那种无意义的大杂烩，而是将意义深藏于复杂的文本里。
　　这本香港卷既书写着“健忘”也同时书写着“记忆”，个人的命运与香港的命运于是浮沉在书写与遗忘之中。然而，香港身份带来的危机与觉醒仍旧与“全球化”的都市文化相互纠缠着，作家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到底要坚持些什么呢？要寻找些什么样的地缘想像呢？这依旧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在王安忆编选的集子里，上海变成了一个异常“朴素”的城市，可我读了之后，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今天的上海，一样是日新月异，一样是无比地繁华，一样是一点点地碾平带有文化遗产的废墟，然后又在废墟上建造一个同台北相似的“世纪末的华丽”，可是王安忆偏偏视而不见，却去寻找一些日常生活中恒定不变的东西。她在序的开篇写道：
　　随着年长，一些奇峻的东西倒是看得平常了，反是人情之常，方才觉得不易。在多变的世事里，景物都是缭乱的，有时候，连自己都认不得自己了。可是，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守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嵌在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其实，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在它们内里，潜伏着一种能量，以恒久不移的耐心积蓄起来，不是促成变，而是永动的力。
　　我所能产生共鸣的正是这种“人性中的常情”，因为它往往被城市研究者所忽略了。如王安忆所说的，“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生活布满了雕饰，观念呢，也在过剩地生产，又罩上了一层外壳”，可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却萎缩与退化了。她所说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繁华与衰败的基点，是城市的骨髓。我们谈到城市时，常常会谈到城市景观，然而，日常生活里所呈现的景观是卡尔维诺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城市”，它不是建筑、街景、咖啡馆、舞厅、电影院等那些看得见的城市风景，而是一个城市的“心灵景观”，是由人的常情与常理构成的时代风情。王安忆于一九九五年完成的《长恨歌》，现在已经成了研究上海的学者们最常谈到的一个“经典文本”。虽然《长恨歌》以半个多世纪的上海作为历史图景，“上海小姐”王琦瑶横跨新旧上海，可是王安忆为我们展示了是藏匿于大历史下的“家常”，那种王琦瑶所代表的上海女子的妩媚、精明和日日花样翻新的生活艺术，那种弥漫和洋溢在空气里的不可复制的昔日记忆与情怀。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比新旧上海，即使新上海已在开始复苏它的繁华梦，可是老上海的富有风情时髦、有滋有味的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却所剩无几了，那点灵气已不复存在了。可以说，新上海的“心灵景观”比起旧上海的要粗糙得多。
　　当我们谈到地方意识的兴起是为了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我们却忘了承载所谓“地方意识”的正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当现代人被城市监禁与异化时，我们却忘了惟一可以逃遁的去处是富有人情味的平实的日常生活。王安忆所选的小说都离不开“历史”，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很长的一段城市的历史变迁。不过，尽管这些小说都有大时代的动荡做背景，可关注的却是生活的原质与本质，也可以说它们表现的是一个城市的“心灵史”，一个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状态。如女作家罗洪先生的《孤岛岁月》，虽然仍是洗不掉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痕迹，可是爱国的大学生如云还是得生活，于是琐细的家庭纠纷让我们看到孤岛时代真实的上海。表舅身上的“人情味”、妈妈的周到、如云的懂事，以及表舅妈上海式的精明与世故编织成了上海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心灵景观”。王安忆选的几篇有关农村的短篇似乎与上海无关，但是革命时期“农村”对“城市”的洗礼与改造，可以从那些下乡知青的情感生活与对城市的记忆中反映出来。如《不死鸟传说》中，当上海在王宝心中只留下点小业主的“下流话”，在根娣那里只剩下织毛衣的环形针，而在美华那里仅存一点“三轮车”的上海弄堂里的童趣时，城市的心灵图景已是荒芜一片了。《暗香流动》写“文革”的“文攻武卫”时期所残余的一点可怜的“夜生活”，美艳高傲的阿玲与酒鬼们及“我”的调情最后也被革命扫荡得干干净净了。
　　王安忆在编选女作家写上海的作品时，也是强调其抓住“生活肌理”的一面。身为女性作家，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也是朴素得可爱。她认为“男性看世界，往往是大处着眼，对思想的期望过高。而女性的眼光则比较流连于具体的人和物”。于是，对于她来说，女性写作的优势恰恰是从小处着眼，“那正是生活的本身，掩在了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之下的，切实可感的肉身”。比如她选的徐蕙照的《放逐爱情》和陈丹燕的《女友间》都显示了女性写作敏感、细密的特质，把城市在社会改革与巨变中微妙的心灵转变的景观揭示了出来。在虚浮造作的新型商品消费文化中，男女之间的真情、女友之间的真情也在浮流着，然后在虚荣的生活中一点点迷失了。心灵一旦物化后，那城市的浮华与迷人便失去了根底。
　　在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的小说中，商品化的上海大都市总被作家们比喻成一个妖艳放荡的“女人”，可是这本集子中的上海却非常朴素，上海的女人们也比台北、香港的女人们朴素多了，她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生活的问题。王安忆编选的这个关于“上海”的集子仿佛漏掉了卫慧、棉棉等的女性“身体写作”，大概在她眼里，那只不过是“身体景观”，还不属于城市的“心灵景观”吧。
　　这“三城记”各有特色，编者们分别选择不同的视角来展示台北、香港和上海的城市风景。他们的选择自然是主观的，不可能涵盖这三个城市的每个层面，比如王德威先生的选本似乎漏掉了本省人或山地人心目中的“台北”，许子东教授的选本似乎漏掉了“过去的香港”，而王安忆的选本似乎漏掉了新新人类眼里充满魅力的如游戏场的上海。然而，无论是“华丽的”台北，还是“健忘的”香港，还是“朴素的”上海，都一致地对当代都市文明的贫乏提出质疑，一致地抵抗“通属城市”里的“通属景观”，不约而同地以悲天悯人的废墟意识来拒绝全球化的进程，都一致努力地在都市的文化生活与心灵状态中寻找独特的地域意识与文化记忆。
　　二○○一年十二月于美国马里兰大学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一辑：《第凡内早餐》，台北卷，王德威编，18.00元；《输水管森林》，香港卷，许子东编，16.00元；《女友间》，上海卷，王安忆编，16.00元，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