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不想消失在黑暗中”

　　最近，印度正展开着一场利害关系极大的戏剧，小说家阿容达提·若伊(Arundhati Roy)是其中最显见的活动者之一。多国公司与印度的上层阶级共谋，等待着把印度变成一个大连锁店。若伊问道：“全球化到底是‘根除世界贫困’，还是一种变形的通过数码操作的遥控的殖民主义？”若伊四十一岁，她的《小事物之神》(Random House，1997)获得了布克奖(Booker Prize)，出售六百万册，被译成四十种文字。故事发生在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带有许多自传成分。若伊成长于喀拉拉邦的萨利昂(Syrian)基督教徒社区，社区人口占州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她笑着说：“喀拉拉是世界上四大宗教的家：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许多年来，喀拉拉邦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但她补充说：党的领袖们是婆罗门阶级的，等级制度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若伊小说的成功引来了好莱坞的诱人提议，但若伊轻蔑地拒绝了。她顽皮地说：“我写了一本非常有视觉效果却又不能被拍成电影的书”，这本书在喀拉拉引起了轰动。“人们不知道怎么来对待它”，她说，“他们想拥护我，说：‘这是我们的女儿’，但是他们又不想直面这本书的主题——等级制度。他们想方设法把这一点过滤掉。他们说这是一本关于儿童的书。”若伊住在新德里。她的初衷是成为一个建筑师。但是近来她既没有做建筑师，也没有写小说。她把自己投入了政治活动中。在中部和西部的几个邦，马德亚布拉德西(Madhya Pradesh)、马哈拉西特拉(Maharashtra)和古加拉特(Gujarat)，一系列的水库正危及着几千万人的家园和生存。一个巨大的民间草根组织——“拯救那麻达河运动(NBA)”，正在兴起抵制这些水库，若伊也参与其中。她不仅把她的布克奖奖金(大约三万美元)给了这一组织，而且她也和这个组织一起多次地抗议，甚至遭到逮捕。
　　为了这一活动和解除核装备的事业，她机智地利用她的名人效应和她的写作才能。《更大的公益》(The Greater Common Good)和她批判核试验的檄文《想像的终结》(The End of Imagination)燃起了批评的篝火，这两篇文章组成了她的新书《生活的代价》(The Cost of Living，Modern Library，1999)。她的关于水库的写作破坏力很大，上层阶级并不欣赏她对发展的批评，而民族主义者憎恨她对印度核武器的质疑。如今，若伊已习惯了对她的批评，“每次我出门，都听到咣咣的磨刀声”。她对一家印度杂志说，“但是那样也好，使我自己保持锋利”。她最近的文章叫做《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在这篇文章中，她瞄中安龙(Enron)，一家总部在休斯敦的能源公司，乔治·W·布什的经济后台。在印度，安龙正试图接手马哈拉西特拉州的能源工业，其影响的规模使美国加州的能源危机相形之下如儿戏。
　　在一个寒冷的二月下午，若伊在美国马塞诸萨州阿姆荷斯特(Amherst)的汉姆秀大学(Hampshire College)做了一个讲座，听众甚多。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政治演讲，演讲会后，她被一长队年轻的、多数是南亚的女性包围，她们大多数在阿姆荷斯特地区的五所大学中学习。若伊把她的演讲费贡献给了古加拉的赈灾。次日早晨在她去波士顿机场的途中，我在汽车的后座上采访了她，两个小时的行驶如光般一闪而过。
　　问：你在喀拉拉长大，那里妇女的地位如何？
　　答：喀拉拉的妇女在印度和世界各地工作，挣钱往家里寄，可是她们结婚要付嫁妆，而且在婚姻中她们对男人们是一种奇怪的服从关系。我在喀拉拉的小村庄里长大，像一场噩梦。我只想逃离，离开那儿，从来不想和那儿的某个人结婚。当然那儿的人也并不是那么急着想要娶我(笑)。我有一个女孩所能有的最糟糕的东西：又瘦又黑又聪明。
　　问：你的母亲是一个不平常的妇女。
　　答：她嫁给了一个孟加拉(Bengali)的印度教徒，而且更糟糕的是，她又跟他离了婚。这一点使大家相信他们结合的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在喀拉拉，每个人都有一种叫家世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父亲，你就没有家世，你就是一个没有称呼的人。他们就这么叫你。我在阿亚门乃姆(Ayemenem)长大，就是《小事物之神》中的村庄。时至今日，今天的我比较容易说我应该感谢神灵——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正常的、印度中产阶级的女孩所拥有的那些条件。我没有父亲，没有这么样一个人跟我们说他会照顾我们，以偶尔殴打我们作为交换。我在等级制度之外，我也不属于哪个阶级，没有传统制造的障眼法，我的眼睛里没有传统的镜片，而有了这些东西是很难摆脱的。有时候我想我是印度惟一的女孩听她母亲说：“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就是不要结婚。”(笑)
　　问：谈一谈你的母亲吧。
　　答：她就像是从费利尼(Fellini)的电影中游离出来的一个人。她完全是个疯子。但是能看到一个从来不需要男人的女人，而且知道那种不必要受罪的可能性真的存在真是棒。我们过去常收到仇恨信。虽然我母亲管理一所学校，而且非常成功——人们甚至给还没出生的孩子都在学校挂上号——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对待她或我。问题是我俩都不是在他们的观念里循规蹈矩的女人。在我们的状况下，我们至少应该感到不幸福吧，但是我们并不感到不幸福，而这就使大家不舒服了。顺便提一下，我母亲在喀拉拉挺有名，因为她在一九八六年赢了一场挑战萨利昂基督教继承法的公益案。那个继承法说女人可以继承其父亲的财产的四分之一或五千卢比，以这两者中较少的为准。对这个案子最高法院居然传下来一个裁决，给予妇女与男人相等的继承权，其有效性可以回溯到一九五六年。但是极少有妇女使用这一权利。而教会甚至于教父亲们如何写遗嘱来使女儿们不得继承其财产。这是在那儿发生的非常奇怪的压迫。
　　问：自从你写了小说以后，你也写了一些令人称道的政论文。这个转折是怎么开始的？
　　答：只有对那些国外的人，那些从《小事物之神》以后知道我的人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转折。事实上，我在写小说之前就开始写政论文了。我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叫做“印度之大强奸诈骗案”，是关于一个叫坡兰·德维(Phoolan Devi)的女人。我写的是电影《强盗女王》(Bandit Queen)如何剥削了她，以及别人有没有权利在没有征得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再现对一个还活着的人的强奸(电影《强盗女王》拍摄时坡兰·德维本人还活着，而电影中对她所受的强暴有细节的展现——译者注)。我涉及这些问题已有一段时间了。
　　我看不出我的小说《小事物之神》和我的非小说类的写作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我一直说小说是真理。我觉得小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真实的东西。我现在所有的努力是消除这样的区别。
　　作家是“觉悟”的接生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把政治叙述变成为故事，使其变得真实，勾勒出一个村民和他的孩子与世界银行的沃尔芬松先生(Wolfensohn)之间的联系——这个村民在他离开他生活的村子之前有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我想做的事。《小事物之神》是一本你可以把非常细小的东西和非常庞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书：不管是小蜘蛛在水面上划出的细小水洼，还是河上月光的质量，或是历史和政治如何侵入你的生活，你的房子，你的卧室。
　　问：埃思沙，你小说中的主人翁之一，“走在河岸上，四周散发出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买来的屎和杀虫药的气味儿”。世界银行对那麻达河谷的计划是修建三千多个水库。后来世行退出了这一计划，而印度政府接手了这一计划。请你讲一讲“拯救那麻达河运动(NBA)”。
　　答：我初次遇到NBA的人时，他们告诉我，“读《小事物之神》时，我们就知道你会反对水库计划和世界银行”。令人称奇的事是NBA穿越了印度的社会群体。这是印度的原住民、等级制里上层的富有农民，和Dalits(以前被称为“不可触摸的人”)，和中产阶级的联盟。它锻造出城乡之间，农民、渔夫和作家、画家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给了它很大的力量，同时也正是这一点在印度招致了许多人对它的批评——“这些中产阶级的抗议者们！”这样的批评使我愤怒，正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工程师们设计出这些水库的计划！
　　你不能只期望原住民作出抗议。如果你让他们如此孤立，这就很容易摧垮他们。在许多方面人们试图取消中产阶级参与这一抗议活动的合法性，说，你(中产阶级)怎么能替这些人说话？没有人在替任何人说话。主要的是NBA是人们穿越了阶级和等级制度进行联盟的极好例子。这是独立运动以来最大的、最好的、最壮观的抵抗活动。
　　问：去年你参与的抵抗活动之一发生在那麻达河岸边水库工地的一个村子里，你和许多人在那里遭到逮捕，情形是怎样的？
　　答：那次抗议经历非常棒。我在一个叫苏岗的村子里。整夜，整个河谷，人们陆陆续续地到达，有坐拖拉机来的，坐摩托车来的，步行来的。到凌晨三点钟时，我们已有五千人。我们于是开始在黑暗中走向水库的工地。警察已经知道水库工地将被占领，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会从哪儿冒出来，那儿受破坏的地域面积非常广阔。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真叫人称奇，五千多人，大多数是村民，也有城市里来的人——律师、建筑师、记者，所有的人穿小路涉小溪，一切在绝对的安静中进行。没有一个人抽烟点火或咳嗽清嗓子。偶尔有一群妇女会蹲下来小便，然后接着走。最后，天将破晓时我们到达了水库工地，占领了它。警察包围我们数小时，然后带着警棍冲来，逮捕上千人，包括我。监狱全塞满了。
　　问：你说过印度政府“死心塌地想完成水库计划”。驱动力是什么？
　　答：有很多因素。首先，你要了解，大水库的神话在我们三岁时就通过各种教科书兜售给我们。尼赫鲁说：“水库是现代印度的神殿。”所以水库仿佛是巨大的液体国旗。在NBA之前，水库神话使你相信它会把早餐送到你床前，可以帮你嫁女儿，可以治愈你的黄疸病。人们必须要意识到水库是政治腐败的纪念碑，它们是非民主政治机构的产物。政府其实只是把自然资源集中起来，从人民手中夺走，然后决定愿意把这些资源给谁。
　　那麻达河谷第一个建成的水库是巴机水库，一九九○年建成。事先预言说它将使七万人丧失家园，淹没一百零一个村落。某一天，没有预告，政府就把水库中注满水，结果十一万四千村民流离失所，一百六十二座村庄被淹没。水到之处，人们被迫弃家而逃。他们所能做的是带了他们的孩子和牲畜，沿着山坡往上跑。十年以后，那个水库浇灌地的面积只有预期的百分之五。它浇灌的面积比它淹没的面积还小。他们至今还没有建成河道。因为对于包工者和政客们来说，光是水库本身就带来巨利。
　　问：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后来怎么样了？答：没有人知道。在我写《小事物之神》的时候，使我震惊的不是存在的数据，而是不存在的统计。印度政府对大水库使多少人流离失所没有任何的估计。我认为这不仅是国家的失败，而且也是知识阶层的失败。这些方面数据的缺失是由于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又一次地被当作“非人”——这些原住民们和这些“不可触摸的人”。根据印度公共管理院(The Indi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对五十四个水库的研究，我做了一个计算。根据那项研究，仅仅是水库——水库只是使人们无家可归的诸多原因中的一种——就造成平均每个水库流放四万四千人。让我们设想这五十四个水库是水库中的相对比较大的水库。我们取四万四千人的四分之一做为所有水库流亡人数的平均。我们知道过去的五十年印度共建成三千六百座水库。这样的计算就使我们估计大约有三千三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都流动到城市。在城市里，他们又被当作非公民，住在贫民区里。他们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被赶走。任何时候新德里的豪华小区里的家庭主妇都觉得这些贫民区的人非常危险。
　　问：你曾经把这种流离失所比做垃圾处理。
　　答：完全是。印度政府把“非暴力”这一概念头朝下地倒过来使。非暴力抵抗和非暴力管制。印度政府并不消灭那些不愿离开水库的人们。它就让人们耗下去。它只管做它认为该做的事，不管后果。因为有等级制度，因为在决策者和为决策受难的人之间没有社会联系，政府就只管做它想做的事。人民也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命，他们前世积德的报应。这种管理方法倒挺有效。所以，印度可以在世界上拥有“民主国家”的美誉，仿佛印度政府真的关心人民，只是手头事情太多而不能面面俱到。而事实是政府不断地在制造问题。
　　问：但是你说过你的立场既非“反发展”也非传统的卫道士。
　　答：我怎么可能是？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印度妇女，我花我毕生的精力在与传统作战。我根本不可能想成为传统的印度家庭妇女。所以我并不反对发展。我一直在说的是“发展”的政治过程——我们怎么能打破这种完全中央集权的、非民主的决策过程？我们怎么能保证决策过程是非集权的，而人民有主宰自己生活和资源的权力？今天，印度政府企图把私有化作为“国家”和公共企业之外的另一条途径。但是私有化只是中央集权国家的演化，因为国家说他们有权把整个马哈拉西特拉的能源产业交给安龙。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印度的公共基础设施是用公共资金建造的。他们没有权利把它卖给安龙，他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国家四分之三的人活在市场经济的边缘。你不能说只有那些有钱的才能有水喝。
　　问：不过，我还是觉得在你所说的用印度“内在的无政府状态”来抵制全球化的浪潮里面有一些乐观主义。
　　答：只有一样东西值得全球化——异议(dissent)，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乐观。我不在城市的时候能感觉到乐观。印度是如此的壮阔和美丽。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消灭这美丽。我希望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没有比“沙丽”(印度妇女的服饰)更美的东西了。你能歼灭“沙丽”吗？你能把“沙丽”股份制吗？为什么让各国公司进入印度来把bas-mati米打上专利权？
　　比起麦当劳来，人们更喜欢吃roti，idlis和dosas。在访美之前，我去了德里的一个市场，里面有不同种的dal和lentils。泪水涌入我的眼睛。今天，连这个都会使我眼湿——看到有这么多种的dal和米存在，想到他们就是不想让这些存在。
　　问：请讲一讲你的《想像的终结》里关于核试验的东西。
　　答：这是非常可怕的，社会空气中的民族主义。我觉得它恐怖。它能被使唤做任何事。我知道这世界里不少国家存储核武器，像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那样使用它们——对外欺压别人，对内欺骗人民——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核试验只是在加强我们脆弱的自尊。印度仍然感受一种文化污辱战栗，仍然在寻找自我认同。核试验就是这个。
　　问：你说过那些为核试验喝彩的年轻的印度教男性和那些为摧毁巴伯里清真寺(Babri Mosque)激动的人是一样的。
　　答：今天的印度知识分子觉得谴责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就够激进的了。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谈私有化、全球化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联系。全球化对印度精英是最适意的，原教旨主义则不。这也是一个阶级问题。当老百姓抵制一场电影的拍摄或焚毁一本书，他们并不只是说这些东西反印度文化，他们也觉得你们这些西化了的、会说英语的精英们日子过得也太舒服了一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联系，而不是把它们孤立起来看。宗教右派和全球化和私有化有直接的联系。当印度把能源业卖给多国公司，当政治空气变得太热，令人不适的时候，政府立即就会说：我们是不是在巴伯里清真寺的原址上建一座印度教神庙？然后每个人都顺着这个诱饵的方向上钩。这是一个把戏。这是我们必须看清的东西。一方面，你把国家出卖给西方多国公司，而另一方面，你又用核武器保卫边界。这真是个讽刺！你一方面在讲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但是你又把大把的卢比花在生产核武器上。
　　问：你用了两个运输车队做比喻，一个非常大，把许许多多的人带向黑暗，另一个则小多了，把少部分人带向光明的理想国。请解释一下。
　　答：印度同时生活在几个世纪之中。每晚我屋子的外面是满街的工人在挖沟，为我们的数字革命铺设光缆。他们在几支蜡烛的光亮下劳动。这就是今天的印度。那个消融于黑暗的运输队没有声音。它不存在于电视屏幕上，不在国家发行的报纸上。所以它不存在。那些小运输队的人们在驶向闪耀的世界上层，完全丧失了对另一个运输队的视力。所以在德里，小轿车变得越来越大，越光亮，宾馆变得越豪华，门越做越高，门卫不再是传统的看门人，而是带枪的家伙们。而穷人们则如虱子塞满了各个缝隙。富人们则不再看见这些。就仿佛你在某处点亮一些光明，而四周的黑暗却反而更加深重，他们不想知道周围在发生什么，对那些致了富的人来说，他们无法想像世界没有变得更好。
　　问：你做了一个决定，或者你被置于这样一个位置，去认同或成为大运输队的一分子。
　　答：我不可能是大车队的一分子，因为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做的“选择”。事实上因为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注定了我不可能在大运输队里。我也不想在里面。我不想做受害者。我不想消失于黑暗中。我是一个艺术家和作家，但是我的确觉得我们都在自己所看到的社会图景中寻找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位置摆放自己。我十六岁离家，在许多地方生活过，在此过程中，跌入另一条道中是很容易的事。我曾有可能变成大车队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一个孤身女子。
　　在印度，这不是个玩笑。我的处境可以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我很幸运这没有发生。但是我觉得我的眼睛被打开以后就关不上了。有时候我希望我能闭上眼睛或移视他处。我并不总想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不想让它像鬼魂般附在我身上。因为我的个性和我在印度现有的身份，人们总是劝我参与他们的活动。这非常耗人，但是要我说“你看，我就一个人，我不能什么都做”，我觉得难以启口。我知道我不想被磨得筋疲力尽，丧失我的幽默感。但是你一旦看到某些问题，你就不再能够视而不见。“看不见”和“看得见”是一种政治行为。
　　问：你在酝酿新的小说吗？
　　答：我需要小说就像你需要吃饭或锻炼。但是现在非常困难。目前我不知道怎么来安排我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来安排这么一个空间，说“我现在要写书了，我不能再做这个和那个了”，我多希望能这么做。
　　问：你对那些无声的声音对你的呼唤感到一种责任。
　　答：不，我并没有责任感，因为“责任”是一个很没有意思的词。
　　问：你在一个优势地位上。你在印度和国外都是名人。
　　答：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我从来没有就因为我是名人而做某些事。我做了我所做的事是因为我是一个公民。我坚持我写作中的观点，并且行我所言。在我的处境下，要想相信公众对我的宣传(无论是支持的或反对的)是太容易的事，但是这会给你一个非常荒唐的自我认识。我知道在坦然接受你拥有的权力和滥用权力之间是一个微妙的界限，我从来不想把自己描述为无声群众的代言人。我很害怕这个。但是我使有些人气愤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现在是有了一些有些人不希望我有的空间。也许这么多人对《小事物之神》敞开心扉受其吸引是一个错误，因为在此期间，许多水库和炮弹也正同时进行。
　　(严海蓉译)
　　二○○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