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部大开发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模式

　　人类学对近代人类认知的贡献之一在于提出多元文化的价值，强调分别从主位文化量度(emic－measure)及客位文化量度(etic－measure)来分析，看待社会及人们的行为。这一学说出世之时，仅仅被看待成对初民社会、少数民族研究的方法，而没有对发展理论构成任何挑战。几个世纪以来，当大自然遭受粗暴对待、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以为“与大自然做斗争”，一味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等同自掘坟墓。同时也看到财富并不表示快乐，即便像美国一样富裕的国家中社会面临的问题几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先发展的地区无节制地消耗全球的资源，贫富分化加深人群之间的隔膜，甚至仇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血腥和浓烟化为一个大问号“怎么办？”
　　消费推动增长的西方发展模式被大多决策者接受，甚至有学者也举起这面旗帜来批判“异类”文化，认为少数民族“自我满足、自我封闭，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严重束缚着西部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消费观念停留在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上，缺乏更高的人生理想”(《少数民族传统意识与西部大开发》，朱慧珍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二○○一年第五期。从下列引语，亦出自该文)。批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能吃饱穿暖、有了电灯、电视便满足了，不愿贷款去发展，生怕还不起债，宁可过苦日子。有一生动的例证：二十名苗族青壮年被选送到硅厂当冶炼工，第二天便有十五人跑回村，余下五人几月后也打道回家，少数民族外出打工“一旦攒到点活命钱，便急忙赶回家去重复那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只有极少数人从打工中探求致富道路”。将吃苦耐劳不断取得更多的物质享受看成是人类应有的追求，是从客位文化量度得出的结论。换一种思维方式，苗寨里的青年人看到每天对着熊熊炉火，汗流浃背的工人，也不明白这些人为何离乡别井，抛妻弃子来这里挨苦。不止一种宗教认为乐天安贫才是更高境界；按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观点，回归自然，把“消费观念停留在满足人的生存自然需要上”，应提倡，然而追随者寡的生存方式。不同的价值判断孰对孰错可以永远争论下去。不将一种价值强加于他人，用法律，而非单一是非观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则是人类认知的进步。
　　文明与进步带领人类脱离了为争夺资源而相互杀戮、战乱不止的年代，建立起相对平稳的秩序。当世界上一部分人，一部分民族先富起来以后，我们猛然察觉西方现代化之路走不通。被称之为有色金属王国的云南省，千百年开采下来，银、铅、锌、矿估计只够再维持二十至三十年，磷矿也不到一百年。指导西方国家走向繁荣的经济理论包括三大假设，一是人类行为由理性主宰，二是资源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三是物质享受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消费比赛成为牵动经济增长的魔杖，技术的进步令都市里普通人的生活比过去的帝王还要舒适。代价是对自然资源的损耗达到破坏性的速度。造成沙漠化，地下水源枯竭，环境恶化在某些地区已经难以逆转。中国现在的资源不可能让十三亿人都消耗大城市人平均耗用的资源。
　　追求发展还是追求幸福，两者的关系又如何？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除了经济的数字，是否还应有社会指标、环境指标等等，其他的价值判断标准？人类学对某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提供了最佳的佐证。上述文章的作者其实非常坦诚，她提出了作为少数民族精神支柱的某些传统意识，正好与提倡市场竞争、与商品意识背道而驰。某些少数民族讲人情不讲盈利，纯朴善良，厚道诚实，待人热忱，甚至认为赚钱谋利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别人不富，自己富是不道德的，“集体主义中隐藏着平均主义”。作者指出诸如团结互助，艰苦朴素之类的优秀品质都不适应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属于落后。保留着诚实不欺，以人为善传统的少数民族适应不了尔虞我诈的大千世界。
　　我们可在一个空泛的层次探讨什么是幸福生活，西方后现代化研究中提出的发展模式，例如宜居社区(livable community)。历代理想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追求的理想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正是在作者批评的少数民族“落后”群体中实现了。今年春一批大陆学者去到泰国北部乡村访问，有走进桃花源的感觉，这里没有现代化的稻田与村庄在绿树掩映之中，人人丰衣足食，家庭之内、村民之间关系融洽，老老少少脸上挂着平和、满足的笑容，这样的“农家乐”社会不同于西方，那里一些人拥有汽车、洋房，可随意去世界上任何地方耍乐，另一些人靠政府救济，可以几代人不工作，没有享受也不致受冻挨饿。西方模式尽管弊端重重，挟全球化之风吹袭世间，不可阻挡。而泰北的“农家乐”模式则只是边缘文化仅存的硕果，且不受世人注目。人类学研究的范例提供了大大小小各有千秋社会发展的模式。然而呼吁、提倡这些边缘模式无非是螳臂当车似乎徒劳。但是在“开发西部”的政府行为中，却值得参考、思考。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批判，虽然在社会科学界可能被当成笑谈，在地方官员之中却相当普遍。他们的使命是“带领”群众致富，他们的政绩用各样经济指针来衡量，即便他们认识到高速发展的代价，但是在任期内最大限度的增长关系仕途。于是乎仓促上项目，逼人致富。大规模种植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作物，开发土地，砍伐森林，盲目号召，甚至强迫农民种烟、种水果，最后血本无归。荒唐又伤心的事例处处可闻。我前几年在新疆访问一位县委书记，他抱怨维吾尔族人不肯种棉花致富，宁愿过穷日子，弹琴唱歌跳舞。“如果他们生活开心，又有何不可？”“你说的也是，这我倒没想过。”话虽如此，如果种棉花指标完不成，或者县里人均收入上不去。书记的日子便不好过。当年新疆棉花已生产过剩，产量仍可化成经济增长的数字，土地转让收入及特产税仍可化为地方财政收入，当后来棉花统购政策改变，新垦的棉花田被放弃，已变不回草地，只能化为沙漠。
　　对西部开发，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共识，即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可惜在实践中，政府部门的利益、投资者的利益及政府官员的利益形成“发展”大棒横扫过来，很可能令可持续的理想变成空谈。制衡不顾后果的破坏性发展，包含对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的破坏，令发展模式改弦更张，首先需要对发展与进步标准的另一种量度方式，即参考本位文化量度的角度，重新制定对干部政绩，地方“进步”与“落后”评估的指标。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山青水秀，除了人口密度不算高，也有赖于当地的文化、信仰。对自然的敬重是许多少数民族风俗文化。例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认为人和大自然原本是两兄弟，如果要砍一棵树盖房子，先须请求兄弟准许，并答应另外植树补偿。藏族视某些树种为神树不得砍伐，从生态学的角度，这些恰恰是必须保护的树种。傣族生活在森林之旁，但每家人另外辟薪炭林，自种炭火，使原始森林得以保存下来。
　　当然随着人口密度加大，例如刀耕火种这种曾经是很环保的耕作方式已超越原来休耕期而形成对环境的破坏，待到人口再度膨胀，耕植地不断扩张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大多数民族都为了生存而被不断毁林开地，有的地区甚至已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导致绝对贫困。不应将这些地区的贫困归咎于追求闲适、和谐的生活方式，甚至套用社会发展阶段论来将不同形态的生活看成是“落后”的标志。必须去了解，认识这些地区的文化资源，用参与式评估等方法，不拘一格，寻求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